紀念我的班主任蔣國斌老師

萬州崽兒

上上周五晚上，當我從“文學城”上看到我當年大學時的班主任蔣國斌老師自殺身亡的消息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我一遍又一遍地讀着那篇報道，我才確信真的是我當年在清華讀書時的班主任蔣國斌老師。淚水漸漸模糊了我的雙眼，腦海中那些時而清楚時而模糊的記憶片斷和畫面，把我帶回到了當年的清華歲月。

我第一次見到蔣老師是在我到清華新生開學報到後的第一天。當時我正在鋪床，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見到一位個子不高兩眼炯炯帥氣精神，單肩背着一綠色“軍挎”，胸前襯衣上別一紅色校徽的青年。他一見到我就伸出手來想與我握手說：“你一定是從四川來的陳小二吧？我是你們班的班主任蔣國斌”。當時我十分吃驚，我與他之前從未見過面，他卻一見我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並知道我是從哪兒來到。至今我還記得當時的這一情景。後來在普度核工系與他見面時還提起這一幕，這才知道他在我們入學報到前就已經看了我們每個人的檔案，對我們每人都有個大概了解。但是這第一次見面的情景卻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們那一屆新生一進清華就被拉到張家口孔家莊的野戰軍65集團軍去軍訓。當時我們軍訓極苦，訓練量極大，吃得極差，白天極熱晚上極冷，沒水洗澡。我們班有些同學受不了生病，蔣老師就常把自己帶的藥給他們。還時不時在周日（當時全國周六都不休息，要工作）帶我們學生外出洗澡和購買當地土產食品給我們補充體能消耗。當時還有一件事情給我們留下很深的印象：當時正是中國足球隊為漢城奧運與日本隊爭奪出線權的主場關鍵一仗，我們班上的幾個球迷找到老蔣，讓他幫我們向軍訓教官求情，讓我們能夠看比賽。結果部隊破例讓我們如願以償，全連上百號人擠在部隊電視房看到了實況轉播，當然那場比賽中國隊0：1輸給日本，把我們和部隊的那幾個教官氣壞了。

真正讓我對他的身體素質佩服的是在我們軍訓結束前的長途拉練：我們軍訓拉練是從張家口孔家莊負重徒步走到塞外長城再走回孔家莊，全程大約四十多公里。我們班上不少人中途掉隊撐不下去上了臨時用作急救的軍用大卡車，全班就我，小白等不到七八人堅持下來，而老蔣跑前跑後為我們同學服務走完全程，之後還和我們幾個身體好的一起在營房前踢了一個多小時的球。那天晚飯後與他聊天，才知道他為何身體如此好--原來他以前從小習武，還曾是清華校武術隊的隊長。他也知道我為什麼球踢的不錯，我曾在少體校足球隊呆過。

軍訓回來後我們對他極佩服，不少同學將他當大哥看，親熱的稱呼他老蔣。老蔣人很和藹，說話辦事非常沉穩，性格介於開朗和內向之間。對我們這些剛進入大學校園的新生非常關心。老蔣的愛好很廣，文學哲學詩歌武術跳舞似乎都會。在我們是新生的第一年，當時老蔣還是個單身漢，工作似乎也不太忙，所以在我們班上花的時間比較多。他常常組織全班不少周末活動：爬香山，去圓明園頤和園划船，拱豬大賽，組織我們學跳交誼舞，以宿舍為單位的足球籃球賽等等。這些活動讓全班同學相互了解，也對他更加佩服。大一下學期，我們工物系分專業，我們全班被劃分到核反應堆組。當時我們全班有不少人（包括我）想去核電子專業組，不想學核反應堆專業（就業面太窄）而鬧專業思想。老蔣就非常耐心地勸導我們，只要打下紮實的數學物理基本功，以後轉什麼專業都非常容易。後來我在美國轉校換專業，學習電子工程系中最難的模擬和射頻集成電路設計，輕輕鬆鬆4.0的GPA就應該歸功於當初打下的紮實數理功底。現在我在加州從事模擬集成電路中最熱的電源管理芯片設計。不過，說句實在話，我現在走到這步也是蹉跎了很久，花費了我不少心血，充滿了不少艱辛。有句話說得好：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如果當初能夠自己選專業的話，我的人生之路也許會走得更順利得很多。當初高考分數超過清華在四川的錄取線五十多分，只因出身小縣城的自己在考前填寫高考志願時信心不足，填寫了“願意服從調配”，結果清華錄取我後就????把我調到了工物系來了。當然這是後話，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當然也應該怪當時“具有中國特色”的“先填志願後考試”的高考錄取制度。

從大二開始，他開始在清華工物系的模擬核電站培訓中心擔當要職，才減少來我們班上的次數，但也至少每周來一次。他曾在我們班組織幾個對武術有興趣的同學一起在西大操場旁的小樹林附近練武，教他們長拳和太極。我去西大踢球時，還常常見到他們在那裡比比劃劃。後來老蔣事情多了，沒時間教武。但我常常在西大見他與一幫教工或教工子弟踢球。我也曾與老蔣在踢球時對抗過多次，到底是練武出身，下盤極穩，很難把他放倒。後來我們學微機原理，FORTRAN語言時，清華工物系的機房配發的上機機票不夠用，我們還常常找他幫忙搞機票。

老蔣個頭雖不高但人長精神一表人才。但他似乎沒有女人緣，很少見他與女孩在一起。直到我們讀大四時，有天他一個人帶了些糖果到我們學生宿捨去，我們才知道他結婚了。不久以後，有天我下晚自習從圖書館回宿舍，見他與一位個子與他幾乎一樣高的女生一起牽手回三號樓（當時清華的一些單身青年教工住在那裡），才見到他的夫人。後來我們班一些好事佬東打聽西打聽才知道老蔣夫人小盧的一些情況：他們倆在同一個村長大，老蔣他媽是小盧的乾媽，老蔣比小盧大七八歲，等等。網上有些人說老蔣與他太太是二婚，這純屬謠言。去年回國，與在北京工作的同學聚會。當時我以為老蔣也在北京，問起老蔣，在清華工作的一同班女生才告訴我一些有關老蔣的八卦：原來他曾與我們同年級另外一個班上的女生走得很近，但那個女生似乎嫌老蔣大他七八歲且身高不高，故而未成好事。

大五我們畢業那年，小盧懷孕，老蔣更忙，照顧小盧，管我們的畢業分配和考研推研。但我們時常見到兩人在一起牽手在清華校園裡散步，老蔣更少有時間來我們班上。

後來我留在清華核能研究院讀碩，有時夏天晚上去圖書館看書時，常常見到小盧抱着他們兒子在圖書館的噴水池前乘涼和別人聊天。小盧為人比較大方，人熱情也話多。老蔣後來在清華提為副教授後分了房子，清華也為小盧解決了戶口問題，並將小盧安排在了核研院能科樓的複印室工作。估計那段時間是他們最開心最輕鬆的時候。

我碩士畢業工作後，漸漸與老蔣他們沒了聯繫。直到我搞定T/G去能科樓找我以前老師寫推薦信時，才得知老蔣去了美國做了訪問學者，但不知是在普渡。後來我拿到普渡核工的offer，臨行前去能科樓向以前的老師和一些哥們告別時，才得知老蔣也在普渡核工，同時也得知我們本科班的另一位同學老卜也在普渡核工系，又才與他們取得聯繫。

來到普渡後的第一頓飯是在老卜家蹭的，第二頓飯是在老蔣家蹭的。與小盧也是從那時開始熟悉起來的。那時我剛到美國，老卜和小盧（更多時是和普渡足球隊的老鄉李實）時常在周末帶我開車去“奧狄”“麥耶爾”和“沃爾瑪特”採購（血拼）。從我與小盧不多的交談和接觸中，可以看出小盧是一個比較開朗健談的人，非常會過日子。什麼地方什麼東西便宜實惠她似乎都知道，還時常教我們這些單身漢們怎麼做菜。小盧那時除了在家帶孩子準備托福外，還時常在普渡附近一家叫“長城”的中餐館打工補貼家用。當時他們家那輛較新的豐田佳美似乎很大部分就是小盧的功勞。小盧那時常說留在美國打工也不錯，一天的工資加小費換成人民幣可抵她國內一個月的工資。也許部分是這個原因，小盧後來才願意留在北美和移民去加拿大。的確，在國外生活，中國男性的生存壓力更大。相比較而言，中國女性更容易融入北美社會，也更容易找到工作。原因很多，但有一點很重要：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更快能掌握外語口語，外國男人一般覺得中國女人不會對他們構成工作上的太大威脅。另外中國男人對自己要求更多，總希望找專業工作一步跨入中產階級。

在普渡的那幾年，對老蔣小盧他們全家而言，雖然辛苦，但卻是最充實和開心的。當時小盧老蔣都有比較明確的奮鬥目標。小盧後來半工半讀在不到三年裡讀完了普渡的會計本科，老蔣也拿到了核工的博士與計算機的碩士。

人生就是這樣：當你有一個明確的奮鬥目標時，再苦再累再難你都可以忍受。這些苦難反而能激發出你自身的更大潛能去拼搏去奮鬥。然而一旦等你實現了自己的目標，還沒有找到下一個目標時，你就會感到人生之空虛無聊，會覺得生活沒什麼意義。所以，有句話說得很好：生命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在於不斷地尋找自己的下一個目標。

在普渡學習的那幾年中，老蔣非常刻苦，他老闆對他也很欣賞，專門給他買了台電腦放在家裡供他專用。周末老蔣也常常和我們一起踢球，甚至與我們一起開車去附近的UIUC和Kekemo與當地的華人足球隊踢球。當時他已經有三十五六了，可踢起球來體力與我們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不相上下。當時他們一家在普渡是別的中國留學生眼中的明星家庭。男才女賢，兒子也聽話懂事。老蔣由於精通武術，常常在普渡的春節晚會和中秋晚會上與他兒子一起上去表演。另外，老蔣還時常在周末去拉斐特的一家武館與一些老美切磋，免費教了幾個美國徒弟。後來老蔣爸媽來美國，他們搬到一處大的公寓去時，還有一個他的美國徒弟開着一輛truck過來幫他搬家。總之，他們一家在普渡很受人尊敬。

當時那幾年是美國經濟的黃金歲月。憑老蔣的計算機碩士是可以很輕鬆找到工作留美的。但當時老蔣是J-1簽證，畢業後清華不同意他的兩年豁免（J-1 waiver），所以他必須回國工作兩年才能再回美國找工作。而我在99年夏轉學去了“大十聯盟（Big-Ten）”的另一所學校轉學EE的芯片設計。之後與老蔣他們的聯繫逐漸減少，知道他畢業後回到了清華做教授和某個研究室的副主任。到後來與老蔣他們就失去了聯繫。

幾年下來我也曾經歷過失業找不到工作，經受過精神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也曾經對自己對人生非常失望，自信心也一度跌落到最低點。但總是對自己不甘心，總覺得自己再努把力就能找到工作，找回希望和自信。就像美國電影《肖先克的救贖》中的主人公所說：希望是一個美好的東西，也許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東西。憑着這點微薄的希望，我自學了模擬集成電路和射頻集成電路中的好幾本經典書籍，並做完了好幾本書後的全部習題。半年後我也順利地
找到了我理想的工作。

上上周五晚，因為自己參與設計的一塊芯片兩周后要送去台灣投片（tape-out），所以留在公司加班做“後仿”寫設計文檔報告。吃完夜宵沒事就上網看文學城，才得知老蔣出事。沒有想到，多年沒有聯繫和消息，一有消息卻是噩耗。事過了好幾天，仍然無法相信。幾天下來，依然吃不下睡不好，多年前的美好時光和精彩片斷仍時時在我腦海里回放。我非常能夠理解老蔣那種理想破滅後的失望心情，也能夠想象得到那種多年失業所造成的精神和生活的壓力可以讓一個人（尤其是一個對家庭對父母對子女有責任感的人）完全崩潰。有時我也常常想到“要是老蔣不來加拿大，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事情發生”。人生有時就是這樣：一步錯，步步錯。後面即使再努力，也很難回到原來正確的路上，因為你已經在正確的時間上做出了一個錯誤的選擇。老天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不可能專給某一個人多次選擇的機會。人生沒有如果，人生也不可重來。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把握自己的今天，認認真真地好好生活。

儘管我與老蔣只是泛泛的沒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師生之交，也不是我們班裡老蔣最欣賞的那幾個學生之一，但儒家傳統思想說的好：“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還是決定請假親自飛加拿大多倫多一趟，代表我們工物系73班的全班同學，送老蔣最後一程。

蔣老師，一路走好。

濃濃師恩，我們永遠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