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代文坛不乏一些“爱红、评红”的知名作家，如王蒙、李国文二位先生都有专著问世。眼下因涉足“红学”正当红的知名作家莫过于刘心武先生。央视“百家讲坛”播出“刘心武揭密《红楼梦》”系列节目所制造的影响可谓空前。

刘心武跟张爱玲一样，也是一个“红楼梦魇”者，甚至反应更强烈。张爱玲当年还静下心来查一查高鄂的身世，感觉续书人似乎更愿意说出曹家的实情，并没有觉得一无是处。而刘心武显然没有这方面的兴趣，他认为后四十回续书很糟，对前八十的修改也是妄改。并举出清人裕瑞的言论:“诚所谓一善俱无，诸恶俱备之物。”因此应该一刀拿下。唯有曹雪芹和脂砚斋才是值得顶礼膜拜的正经香火。

---刘心武关注的焦点自然指向了前八十回的修改与纰漏之处，尤其是脂砚斋评点文字中的提示。而前八十回最明显的改动是关于秦可卿的情节，于是，“秦可卿之死”便成了刘心武进入“红学”的切入点。刘心武以一位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想象力，运用考据、探佚、索隐的研究方法,最终还原了所谓曹雪芹“似写非写、欲盖弥彰”的一段家族辛酸史。王蒙先生曾戏称其为“秦学”（正如当年宋淇先生戏称张爱玲的考据为“红楼梦魇”）。据相关文章介绍：

---“秦学”的产生有它的背景和根据，那就是曹雪芹写《红楼梦》带有强烈的家史、自传性质，由于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变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复杂地牵扯在一起。更由于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原稿未传，前八十回采取了“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特殊写法，脂批则有某些隐约提示，使《红楼梦》成了“空筐结构”和“召唤结构”，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

---刘心武从对秦可卿的观察开始，逐渐深入康、雍、乾三朝的秘史，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秦学”正是从秦可卿这一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说用隐晦闪烁的笔法写了乾隆皇帝与康熙废太子胤之子弘皙的“日月”之争，这是影响到曹家灭亡命运的最终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中，周汝昌就认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换，为曹家败事、中兴二大关键。”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确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复兴后又卷入朝廷政争而彻底败落则主要是一种推断，其内幕已经很难了解，更不易找到坚实的史料支持。周汝昌与刘心武互相切磋，经过多年努力，使这一扑朔迷离的猜想逐渐落到了实处。周汝昌在给刘心武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所以你说得最为深透了：很多人总认为我们的研考是节外生枝、是喧宾夺主，是‘不务正业’，是‘外围离谱’……殊不知，他们正是看不见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来晓示天下后世的一段特大的奇闻故事，这事牵连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离合悲欢！”（梁归智文，《北京晚报》2005.8.4）

独创“秦学”的大作家刘心武一手抓研究一手抓创作，小说作品与学术成果双丰收，真是事半功倍，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至于“刘氏秦学”的优劣高下，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为其内容大抵不超过“清宫秘史”的范围，与以往牵强附会的“索隐派”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古典小说《红楼梦》因其伟大而倍受世人关注,又因其残缺而争论纷纭。二百年间，各种“红学”流派此起彼伏。“新红学”自胡适发起，至俞平伯、周汝昌……等等不计其数，“红学”家们殚心积虑、不遗余力，乃至终生不悔。以张爱玲“红楼梦魇”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红学”研究的艰难境地，好象是一场没有目标的马拉松，难免有些荒诞不稽。
以张爱玲为例子，所谓的“红学”研究起始于个人的主观感受，一种带有主观情绪色彩的研究很容易陷入狂热的迷乱之中迷失方向，以至越走越远。张爱玲算是比较聪明的，她虽然“十年一觉迷考据”，却没有节外生枝，她只在抄本之间徘徊、猜测、推理，并没有越“雷池”一步。一个不做理论文字的小说家，做起“红学”的考据来竟能如此冷静，自然是一种高明。与其相比，另外一些“红学”家们则完全不同，他们抱着一种莫名的动机，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所谓“红学”研究最大的一个偏见就是割裂现存的一百二十回全本，从事其所谓的“考据和探佚”，因质疑而全面否定。视后四十回续书为劣作，伪作，视前八十回修改部分为篡改，这种偏见根深蒂固。有一种言论甚至认为:“ 红学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学问，它是因为《红楼梦》特殊性而决定的，所以红学的研究应该不包括对它的思想性、艺术性的研究……”（刘心武）。张爱玲也说过:“单凭作风与优劣，判断后四十回不可能是原著或含有原著成分，难免主观之讥。文艺批评在这里本来用不上。事实是除了考据，都是空口说白话。”因此，“红学”考据是终止对文本进行“文艺评论”的前提下进行的。考据的真实情境就如同雾里看花、水中捞月一般，探佚索隐得来的结果则是一堆与清宫秘史相关的所谓“红楼真故事”。此时，一些人自鸣得意忘乎所以，忘记了“狗尾续貂”之讥；忘记了“附骨之蛆”之恨；忘记了学术研究的“误区和禁区”。要越俎代庖；要标新立异；要节外生枝；要大显身手；要自圆其说。“梦魇”的红学家们全然忘记了“《红楼梦》原本是一部小说”。他们就象失去亲娘的孩子匆匆踏上了寻亲的旅途,流连忘返,乐此不疲。他们在幻想中仿佛找到了传说中埋没已久的宝藏, 现在它属于自己了,他要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发布于世。

沾沾自喜的红学家忘记了智者的忠告和同道的劝戒,一意孤行,不知所终。鲁迅先生早就指出:“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绛洞小引》1927年）。老舍先生则以一位小说作家的身份公开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我反对“无中生有”的考证方法：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人物和其他的一切，都清楚地写在作品里。

---一个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据家的责任是：以唯物的辩证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证，从而把作品的真正价值与社会意义介绍出来，使人民更了解、更珍爱民族遗产，增高欣赏能力。谁都绝对不该顺着自己的趣味，去“证明”作品是另一个东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证者所考证出来的才是真的。这是破坏民族遗产！这么考来考去，势必最后说出：作品原是一个谜，永远猜它不透！想想看，一部伟大的作品，像《红楼梦》，竟自变成了一个谜！荒唐！

---我反对《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的看法：我写过小说，我知道无论我写什么，总有我自己在内；我写的东西嘛，怎能把自己除外呢？可是，小说中的哪个人是我自己？哪个人的某一部份是我？哪个人物的一言一行是我自己的？我说不清楚。创作是极其复杂的事。人物创造是极其复杂的综合，不是机械的拼凑。创作永远离不开想象。

---我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于我写出人物与否，不在于人物有什么“底版”。 假若我要写我自己，我就写自传，不必写小说。即使我写自传，我写的也不会跟我的一切完全一样，我也必须给自己的全部生活加以选择，剪裁。艺术不是照相。

――---摘自 老舍 《红楼梦》并不是梦》（原载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学》十二月号）

（木石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