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有痕之三：养猪的兵，挂灯泡的文艺战士（下）

一九七五年高中毕业后，我死皮赖脸，非要当兵，最后成了，是“后门兵”。我这兵当得窝囊，尽养猪了。不过，能赖谁呢！那时太嫩，干事情没分寸，自找的。“上篇”说过，一九七六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连杀了两头猪，因杀猪我还在师部大院出了点儿小名。不过，得实惠的那一面没说，实在不值一提，那就是干活儿少了,以前养五头，现在养三头猪。这养猪的活儿忒累人，少养两头，就好象身上原来是三座大山，现在，搬走了一座。

就这么着，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这是个天塌地陷的日子，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搁在寻常百姓家，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家去世，就是驾鹤西归，属“僖丧”。那年月，毛主席是谁？是我们各族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简单一想就明白，地球围着太阳转，一不留神太阳没了，那是一幅什么景象！下午三点半左右，警卫连全副武装地坐在操场上，收听“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听着听着，我真的是悲由心生，眼泪哗哗地。我是一哭毛主席；二哭我自己。哭老人家，是觉得一种根深蒂固的感情纽带被扯断了。从小就知道毛主席是万寿无疆的，这一下，说没就没了，真接受不了。哭自己，就是觉得特委屈。全连的人个个抱着枪，就我们几个炊事班的徒手坐在那儿，感觉自己象个窝囊废，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恍恍惚惚中，该吃晚饭了。跟商量好了似的，炊事班的几个四川兵胃口都坏了，全是一碗“烫饭”，一个馒头。我没在意，想着晚上还得干重活，给猪备食，和往常一样，吃了两碗“烫饭”，三个馒头。我刚吃完，就发现气氛不对，没吃饱的四川娃子都狠狠地瞪着我。我开始有点儿发懵，但立刻就明白了！俗话说，忠不忠看行动。这顿饭是“政治感情饭”，毛主席刚离开我们，光靠哭不行，表现悲伤得玩真的，食不下咽是最实在的了。我那时觉得自己就是个饭桶，关键时刻老掉链子，跟这帮四川兵比心眼儿，我????差得太远太远了。晚上，躺在床上，泪珠儿就在眼角上挂着，我开始认真构思起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过去，总觉得自己底儿潮，不愿写入党申请书。这一回，没退路了，想起吃晚饭时那些四川娃子的眼神，我明白，政治上再不出手，恐怕这炊事班也呆不住了。

过了一天，我的入党申请书就在炊事班党小组长手上了。然后，我死闷着自己，静等组织上找我谈话。依我个人的想法，党小组长应该是主动找我的第一人。可第二天上午，指导员来了，他压根儿没提我写入党申请书的事儿，拉着我就奔师政治部宣传处。在路上，指导员告我，宣传处想“借调”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已经进了宣传处处长的办公室，里面坐了两三个人，我一看，都是四个兜儿的，立刻举手敬礼，用眼光把几个人都扫到，也算是注目礼吧。宣传处长开门见山道：“你就是那个会杀猪的北京兵？”我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真不知道这是夸我呢，还是讽刺我。以后，宣传处长要我念一段“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我照办后，发现几个人同时点了点头。紧接着，宣传处长向指导员挥了挥手，指导员起身敬礼，转身就走了。我一时真有点儿找不着北了，慌得厉害。过去，心里特不待见指导员，这一回，指导员把我一扔就走了，还真跟走了个亲人似的。这一屋的人，我谁也不认识呀。不罗嗦了，把话截短了说。宣传处长宣布开会，主题就一个，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毛主席追悼大会前，负责念东西。这是个什么活儿？怎么说呢，那时，在师部大院里，各种机关挺多，大到作战司令部，小到机关食堂，都算一级组织。毛主席一逝世，按各级组织，布置了不少大小灵堂，每天都有悼念活动，再加上各种座谈会，真够忙的。所谓忙中出错。这样的活动，在结尾时，都要有一个悼念仪式，不光是“三鞠躬”，因为是军人，宣誓是少不了的。这一念誓词就热闹了，开始都是大小领导带着念，南腔北调的，好多人听不真切，猜着跟，结果出现了“笑场”的情况。这还得了，这是“政治事故”，为此，还处分了两个人。师政治部紧急决定，由宣传处负责，统一用普通话带大家念誓词。一时间，会说普通话的就成了香饽饽。宣传处长耳闻警卫连有个会杀猪的“北京兵”，就把我要来了。我摊上了这么个怪活儿，还真得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大家念誓词，不知怎么，我特得心应手，反应极佳。以后，听了赵忠祥朗诵的毛主席诗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吹一点儿说，我还真沾点儿赵大叔的味儿。给毛主席治丧期间，宣传处长不好明着夸我，但每天我们俩一碰面，我还没敬礼，他总是抢先一步，拍我一下肩膀，以示表扬。也许是养猪落下了爱干活的毛病，干完了本职工作，我就在宣传处到处找活干，从打开水，到洗毛笔，碰见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那时，头等大事就是布置“毛主席追悼大会”会场，凡那爬高的，负重的活儿，我都抢着干。几天时间，一晃的事儿。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整，北京的毛主席追悼大会开始，我们这儿同步用大喇叭实况转播，也举行追悼大会。我又站回到了警卫连的队伍中。大会结束后，我们连最后退场，宣传处长走了过来，拉着指导员嘀咕了几句，然后，指导员把我从队伍中叫了出来。宣传处长严肃地对我说，经请示上级，你正式“借调”到宣传处，归政治部宣传队管理（宣传处长兼宣传队政委），明天上午报到，有新任务。我那时心里特激动，扑腾扑腾的，不过，还真绷住了自己，脸上还是参加“追悼大会”时的表情。就在这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开始变了。

我把铺盖卷搬到了宣传队，然后到文艺队接受任务。宣传队主要是三部分:专管唱歌跳舞的文艺队；负责放电影的放映队；还有一个宣讲组，负责宣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及任务，那儿全是党员，一般人进不去。先不说我接受了什么任务。一进队，我发现，这儿男男女女的，能说普通话的有好几个，我几天前干的活儿，这儿有人能干，怎么摊给我了？几天后，一个在放映队的哥们儿悄悄告诉我，就这些人，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前，传看一份假的“周恩来遗嘱”，以后一搞清查，不知谁扛不住，撂了。这下可好，一个“拉扯”一个，搅合了一大帮人进去。这我就明白了，干我那活儿，他们政治上不合格。不过，我也没深想，为什么宣传处长那么快就正式“借调”我。其实，多少有点儿“掺沙子”的意思在里面。以后，我和这帮人打起来了，祸根就在这儿。回过头，说说我接受的任务。主要任务就是背诵诗，专背我们师干部战士投稿来的诗，到基层演出时，我负责朗诵。其次，给管灯光照明的一哥们儿当助手，说穿了，就是在演出场地拉灯泡。宣传处长这么安排我，看来，对我能不能干文艺这行也没太大把握。毛主席刚逝世，没有演出任务，我抓紧时间背诗，干劲极大。其实，就那些破诗，充其量也就是个顺口溜的水平，而且内容也全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我可管不了那么多，就觉得这活儿比养猪强。我正背着来劲呢，“四人帮”倒台了。不瞒各位，我当时全无兴高采烈的劲儿，而是特泄气，刚想好好表现，政治风向又转了。那时，我老觉得是自己脑袋瓜进水了，干什么都不赶趟儿。

一九七七年，文艺队算是火了。从一开始，就没闲过，调演不说，光是下基层，一个月少说也得三、四次，一出去就是二十来天。我是“垫场”的，还朗诵我们师干部战士投稿来的诗，不过，又全改骂“四人帮”了。由于演出频繁，我的主要任务变成拉灯泡。这个破活儿不累，但忒悬。每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在管灯光照明的那个哥们儿指挥下安灯。这孙子，十次里得有八次，告诉我什么灯放什么位置后就????跑了，不是抢吃的，就是和女的套磁去了。我一个人，搬梯子，拉线，再爬上去安灯。有的灯位置挺高，一个人往上爬，颤悠悠的，底下没人扶着梯子，真挺悬的。碰上露天演出，安高挂灯，十来米的杆子一竖好，就没人吭气了，好象这登高的事儿该着我。一次，演出要开始前，高挂灯憋了，我正好拉屎去了，不在现场，可就没一个人说上去看看。最可恨的是，一个个儿还都表现的特积极，到处找我，生把我从茅房里拉出来去爬高。我也没多想，觉得演出事大，顺着梯子就上去了。一上去，我感觉有点儿不对，赶快用一只手臂绕住了杆子，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梯子歪着就倒下去了，没辙了，为了保命，我整个人离开了梯子，真跟猴上树似的，死死抱住了杆子，然后慢慢地滑下来，算是捡了一条小命儿。那时年轻，没心没肺，人一落地，好象一切就过去了。不过，宣传队还是召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宣传处长特别表扬了我，并宣布，这次表扬记入档案。这是我当兵以来接受的第一次正式表扬，心里特高兴。拉灯泡拉出个表扬来，值。不过，我发现，我周围的气氛开始有点儿不对了。明里暗里，文艺队那帮因假“周恩来遗嘱”挨过清查的人又开始挤兑我。这帮人，粉碎“四人帮”后，老觉得自己是先知先觉，好象受了多大迫害似的。对宣传处长，他们不敢太嚣张，对我就不一样了，老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抓住机会就给我两句，冷嘲热讽，好象我就是“四人帮”的狗腿子。平时，我尽量躲着他们，老觉得他们之中好多人是党员，我要入党，离不开他们这一票，别给他们找不痛快。而且，也真的佩服他们有特长。我就会说个普通话，这帮人，有的玩乐器特棒；有的听一遍新歌，就能从头唱到尾；有的知识面广，学什么象什么。其中，有几个女的长得又漂亮，走哪儿都有人缘，这几个姑奶奶要说我一句不是，得多少人跟着起哄骂我呀。我就这么陪着小心，他们反而更来劲了，把我往旮旯里逼。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最终，我和他们打起来了。

“八一”建军节临近了。文艺队全力为“八一”调演准备节目，特别忙，很多人不能按时吃饭。于是，队领导和食堂的人商量后决定，到了饭口儿，不搞统一集合了，把吃饭时间拉长，大家陆续来，不分干部战士，凑够一桌就吃。这是怎么回事儿？说起来挺复杂。原来，文艺队统一吃包伙，八个人一桌。但队里干部挺多，基本占了一半，他们吃饭要交点儿钱，所以干部、战士分开吃，也就是，干部每八人一桌，战士也是一样。怎么这么多干部？这文艺兵挺特殊，十二三岁就可以当，有的不到二十岁，军龄已经七、八年了，按当时的规定，军龄一到，就转成干部。因此，好多唱歌跳舞的都成了排级、甚至副连级干部。这一天，到了晚饭口儿，我来食堂早了点儿，看见有一桌已经摆好饭菜了，于是坐下来等其他人。反正也不分干部战士了，我只盼着快点儿来人，凑够一桌，就开饭。这时，那群挨过清查的人一块儿进来了，起码十来个人，他们都是干部，还愿意象过去似的，自己坐一桌。有一女的过来，一点儿客气劲儿没有，上来就让我让座。这明摆着是挤兑我，我没搭她的茬儿。这一下可好，好几个男的（以后认定是五个人），跟踩了他们鸡眼似的，一跳多高，嚷着就把我围起来了。估计里面有唱歌的，那嗓门，振的我耳膜嗡嗡的，什么也听不清。我不比过去了，要放在以前，我早对骂上了，先动手也不一定。现在，我就死死把住一条，不动窝儿。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这时，他们之中，不知是谁，绷不过我了，出手给我左腮帮子来了一下。这就没有什么客气可讲了，也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那帮孙子倒下去了三。我也吃了点儿亏，前脑门儿上给砸出一包来。这饭是没法吃了，我抬腿就回宿舍了。我明白，真把人打残了，我就得坐牢。我还瞎猜，不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押我。所以，我立刻就把东西收拾好了，自己把领章、帽徽也摘了。为什么这么干？当时就是觉得别跟我爸似的，上台挨斗，让人家扯了领章帽徽。在宿舍里，我正胡思乱想，同宿舍放映队的一哥们儿进来了。他也没说什么，坐在了我对面，就这么看着我。一会儿，文艺队的一个哥们儿也来了，可能发现我没带领章帽徽，特滑稽，居然冲我笑了笑道：嗨，你没事吧，那我就报告去了。然后，转身走了。我那时脑子特乱，也没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晚上，宿舍的人全回来了，他们故意不提我打架的事情，大家陆续上床睡觉。我也不能老干坐着，只好躺下来。这会儿，紧张的心情放松了，只觉得肚子里咕噜噜的，真饿了。事情当然没有完，只不过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第二天一早，早操完毕，文艺队的人，谁也别想吃早饭了。我和那几个动了手的人被叫出队列，然后，宣传处长就开骂。我偷偷一瞧，那几个孙子没什么事儿，就有一个脖子有点儿歪。怎么他们往地下倒的这么快？我前脑门儿上可实实在在有一个包。我刚走神了一会儿，就听到宣传处长点名骂我，说我居然自己把领章帽徽摘了，想干什么？想逃跑，还是不愿干了，不想当兵，没人留你！这几句话突然点醒了我，我觉得，我真的干到头了。

往事如烟，写到这儿，心里多少有点不得劲儿。下面，长话短说吧。

我铁了心要复员，宣传处长开始不同意，骂了我一次，劝了我一次，但拦不住。以后，我回到警卫连办的复员手续，也是警卫连给我开的欢送会。宣传处长带着文艺队管灯光照明的那小子特意来参加，对我这个拉灯泡的文艺战士来说，也算是一种礼遇。毕竟，是一个正团级干部来送一个战士，我觉得脸上有光。和我打架的那帮人，其中两个人挨了记过处分。说起来，我这回真的占了“有理、有利、有节”。有理，不说了，他们是成心要欺负我。有利，他们几个党员干部和一个战士过不去，不太得人心。以后我才知道，打架当晚，全宣传队召开紧急党员干部会议，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头头们还怕我委屈想不开，所以还找来个人看着我。有节，当然，是他们先动的手，我属“自卫反击”。还有，我觉得自己出手挺重，结果，就我那点儿三脚猫的功夫，把人打趴下成，真想伤人还差一截呢。说实话，那时太年轻，看不出这些道道儿，这些都属“马后炮”。当然，我也不是完全清白无辜。领导给我定的错误性质是，没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动手了，就是违反军纪。处理方式是：口头警告；写一份书面检查，在文艺队全体人员面前宣读。私下里，文艺队有不少人向着我。说到我一个人敢跟五个人动手，还真觉得我不软！事后，好几个人告诉我，领导找他们了解情况，他们都肯定地说，是那帮人先动手，而且群殴我。看来，无论事情大小，道理都是一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多年以后，我和铁哥们儿大傻边喝酒边聊，侃起我们俩当兵时候的事儿，说来说去，就觉得那时特“背”。大傻喝高了，老和我抬杠，我说一个走“背”字的理由，他否一个。等我说道，咱俩是“水土不服”，你想呀，北方的骡子是走不了四川山路的。这一回，他没吭气。不知道是他喝的舌头发直，吐不出字来了，还是终于同意我的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