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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思想大量出现在反应法国大革命的书里不是偶然的，就像当时的大革命发生在法国而不是英国或德国甚至还有农奴制的俄国，后来民权思想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洲，而中国至今只有人道主义的思想，但没有人文主义更没民权思想一样，都不是偶然的。任何社会结构的生成都是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权的控制的结果。法国在当时有着欧洲最大的城市，最大的以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主的城市平民阶层，最奢华的贵族和王室因为经济发达。法国大革命是城市平民阶层对贵族特权的反叛，杀得贵族连同家人下人人头用筐装。没死的保皇党贵族逃出城市，回到以农业为主的领地在农民的支持下组织军队反攻，占了巴黎再把革命党同样杀得不留人毛。都是残酷无比，共同的特点是今天的权势可能就是明天的断头台的客人。而所谓革命党的首领其实也是过去的贵族，不是城里的痞子。“九三年”就是描述那种情形。

保皇党贵族在逃亡过程中或在被与下人一起关押的过程中体会了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艰辛，同样革命党逃亡时也是一样。从天上到地下的感觉，人命就是一瞬间变化的现实，使得作为知识阶层的贵族们反省人性的本质，寻找人们的共同点，而不是根据贵贱区分，人文主义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是对弱者的同情和帮助，没有选择性。

“九三年”里革命党司令郭文放走那个保皇党伯爵宁可以身替死，是因为认为对方有着与自己共同的对人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人看来把敌人放走无疑放虎归山，何况还要牺牲自己，傻子才会干。但在郭文或雨果看来那伯爵是宁可成为阶下囚而且一定被砍头也要放弃逃生的机会救出火中的孩子因此而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弱者，而郭文为之奋斗的就是这种人文理念。郭文的老师那冷酷的革命党导师为了严格法律斩了爱徒的头，但在铡刀落下的同时开枪自尽的行动是对自己的冷酷理念的否定，这是那本书要表达的意思。

而人文主义同样也是后来革命后贵族保持领地内秩序的需要，保证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对农民的义务，而不是施舍。意味着资源分配的变化，这是保持其经济军事实力及贵族地位所需要的。人文主义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去除了选择性，尽管还是居高临下的方式因为只有贵族有资源，但使评价人的价值的标准减低，因为不分贵贱，不分敌我只要对方是弱者，使具有共同价值的社会范围扩大了。当其成为社会共识时，又成了人性的自然属性，比如北欧国家对死刑的态度。人性的起点又上了一步。

具体到救灾和捐款的问题。

在人们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面前，无论什么人的受灾机会和可能的结果都是平等的（其实富人与穷人不一定平等，但泛指人类）。人性中的自然属性比较容易激发，人文主义的意识使人们愿意分享自己的资源帮助弱者。当然首先自己要有资源，比如过去的贵族，现在相对别人比较富裕平等（不平等也不行）的社会。世界上对灾民捐款最多的国家按人口比例是北欧的小国（印象中是瑞典），而不是所谓最富裕的国家或GDP最高的国家。这些国家人们对人文主义思想比较认同，包括对死刑反感。

个人捐款是因为自己的做人的价值理念，而不是因为有特定的目的。相对而言，国家救灾援助并不具备这个性质，而是国家PR表现自己国际形象的方式，因为国家是社会结构，要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没有无偿的东西。因而就有选择性，是人道主义援助。比如美国给印尼海啸的官方捐款远比这次给中国多，那个地区是对美国世界战略更重要的地区，对当地人保持更好的形象很重要。

同样关于个人捐款，网上在救灾的初期有一篇论述自己不捐款的理由的文章，大家拍砖的很多。那小子的理由不过是捐的款可能会被国内贪官占有，所以不捐。换句话说，捐款要先设定条件。先不说他是不是就是个葛朗台，这个观点很理智，但显然第一考虑的不是灾民的需求，而是自己的政治理念必须先满足，不能有贪官，然后才是灾民的需求。这种理智表现的是冷酷，是超出了基本人性的可以容忍的界限，所以引起公愤。

事实上当时不少类似的观点虽不是那么明显，但都是用一种可能发生的不好的情形考虑救灾的方式和过程，多数没有任何证据只是推测。尽管可能是很理性的推测，也许最终是事实，但在当时的出发点和起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把需要由法律或行政等负责的政治范畴的东西放在救灾之前，使其言论或行为针对救灾有了选择性。

我说过中国人从不缺少人道主义思想，不管是革命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但中国社会没有过人文主义思想。

有些人说过，捐款是为了自己心安。捐款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人文理念，是人性的自然属性的体现。至于那钱会不会有不好的下场或用途，那不是首先要考虑的。

同理看法拉盛法轮功对华人募捐的骚扰，说捐的款都会给贪官，就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更重要。是灾民还是他们的政治理念。

这时在看911产生的灾难，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