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是性取向变异，不是理性的选择。克己同学称之为“精神错乱”，非常荒诞。性取向本质上由人脑接近本能的意识部分控制，说成内分泌错乱也许还靠点谱。要不然前代的地球人早就将同志们送进精神病院或康复中心了。

克己同学所说的所谓“在美国文艺界，成了时尚”说明的是本来就是同性恋者公开其性取向，而不是因为同性恋“成了时尚”，导致产生新的同志，队伍壮大。

从道德上说，因道德之根本目的在于确保人类的繁殖不绝种，而同性恋浪费受孕机会，早期人类又出于无知以为性取向是个像挑件衣服似的可以自由控制的事情，故严厉谴责并不惜用重典惩罚，情有可原。西方尤其是基督教会对同性恋的态度较我中华更为极端，和欧洲，特别是中世纪，人口繁殖远不如神奇国来得成功有关。

但是时至二十一世纪，万恶的美国基督教原旨派仍然高举反同性恋大旗，并将其推至如此高的道德问题，才是真正的“精神错乱”。这种错乱的原因一是过于机械地理解基督教义，二是教会里的脏老头子们吃得太撑，管闲事不光管到人家的裤裆里，连前后门都要管。

对同性恋的无情打击是一种荒唐的固执，后果是对保守主义真正重要的问题构成极大伤害，不仅使相当数量的人才从保守阵营流失，也吓走了大量的中间派选票，对共和党在大选中不必要的失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个真正文明成熟的社会，对同性恋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不歌颂，glamourize，也不恐惧，制造homophobia，更不应该迫害、歧视。

万恶的美国社会，在反歧视上做得最好，而在恐惧和歌颂上则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走各的极端，不断将子弹射向各自的自己的脚，虽血检六十米、伤及筋骨，而不自知。这是美国式的极个别的大无畏和神奇之例。

阿拉觉得中国人大可不必东施效颦，而应充分发挥神奇国国民麻木不仁之传统，公众保持蛋定，麻木不仁，即可。至于在社会政策上，则政府有不歧视的责任。

同时，本人坚决不同意李伯儒的看法，否认同性恋是一种病。文明社会不仅不惩罚病人，反而同情帮助。而李伯儒连病人和疾病一起同情保护，是其一贯的大脑错乱的表现。本人认为医学界有不同推卸的神圣责任找出病因，予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