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总有些穿着阿飞裤子的上海人如蝗虫般地从上海来杭州抢购土特产。这个很让杭州人不满。

上海人打扮时髦新潮，两条裤线笔直，还不会讲杭州话，开口当然就是“哪能哪能”的。上海人来抢购的土特产有春笋、消闲果儿小核桃等等。上海与杭州的地区差价不同，所以上海人要多挣几张钞票的，购买力强，说不定还有些吃老钱的人家。

上海人一来，不问价钱就把紧俏的土特产全部买走。那消闲果儿小核桃也是杭州女人磨牙的最爱，上海人把店里都弄得小核桃脱销，我们都吃不上廖。最后店里只好定出规矩，一个人只能买一斤。买农产品也是，上海人一到摊位上就倒担（包圆）买走。等到我们去买菜时没有了，原来是上海人已先我们一步来过廖。我们非但吃不上，上海人还把农民伯伯的卖菜价给哄抬上去了。

文革中期时，我父母下乡，大姑从上海来给我们管家有1、2年。临回去前她说杭州的宁波年糕好，上海买不到，就买了一大些带回上海。买回来的年糕先要切成片晒干才能带回去不会坏。要切那么多年糕在厨房里是摆不开架势了，就在客厅里切，就见大姑“嘎啷嘎啷”不停地切了1、2天的年糕。等切完年糕，那把菜刀都卷刃了，还豁了好几口牙。她最后背了两马甲袋的干年糕片回上海。

我对大姑也很有意见。她不许我天黑后出家门，必须有她的permission才能出去。晚上邻居小朋友来叫我去看“列宁在1918年”了，她不让我去；邻居小朋友来叫我去看“地道战”了，她不让我去。害得小朋友都不敢来找我玩。有一天，她冤枉了我，我终于火山爆发，和她大吵了一架，并从此不理睬她。不过，上中学后我还是与大姑和解了。我喜欢大姑的一件“王掌柜”的马甲，大姑说“你喜欢就拿走吧。”那马甲老式宽大暖和，穿上后数钱不累，还颇有王掌柜的风范。但我没好意思拿那件马甲，就说“你先穿着，将来送给我好了。”大姑去世后，我去上海没找到那件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