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G女
    剛進大學不久，就聽同學傳說，同班的女同學G，其父親是國民黨的將軍！由於報到後手續繁多，編班，安排住宿，進行入學教育，然後是專業介紹，填志願，分配專業，重新編班和分宿舍房號，隨即上課，所以直到正式開課以後，經歷小班上課，政治學習，分組討論，才慢慢了解她的家庭背景。那時候，不管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生活會，向組織交心的匯報會，還是學習這樣文件那樣材料的心得交流會，要求人人都得發言，還要作記錄。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一發言都要結合自己家庭的情況，將父母或祖先的罪惡批判一通，再表示要堅決與家庭劃清界限，背叛剝削階級家庭或 反動家庭，站到人民的一邊，站穩無產階級立場。我不想罵自己的祖先，所以開會總是不做聲，能拖則拖，直到最後被點名要發言時才敷衍幾句。而G則不同，其處境使得她必須主動而且堅決地與組織靠攏。
    她的父親曾留學英國，畢業於劍橋。四十年代後期曾任過台灣某市的衛戌司令，有將軍軍銜（不知是少將還是中將）。大陸易幟後來到本院，任我系教授，五七年被劃為右派。G在前一年已考過一次大學，沒有錄取。這次再考，又沒有錄取。（文革開始後有人披露說她的母親到學校黨委書記家去，痛哭流涕，請求給女兒一個機會，書記考慮以後批准了，她終於能圓大學夢）她報到入學比大家晚了一個星期。以高考成績，據團支書說，她上清華都夠了。
    為了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求學機會，她只好按上面的指示去做，“積極要求進步”，“靠攏團組織”，在各種大會小會上主動發言或被安排發言，批判其父親的反動思想，及對她的影響，深挖根源，並一再強調要走革命道路，申請加入共青團組織。班，年級，甚至全系全院都將她作為家庭出身不好而思想改造得好的典型，不斷鼓勵她繼續努力，爭取早日入團。
    G的學習成績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 ，與其父一樣，身材高大結實，一些男同學背地裡都叫她“G大個”，議論說，她打早餐時餐眷上的定量還不夠，需要用機動糧眷補充方可填飽。一年級時她在體育運動方面就展現了其潛力，隨即被抽調到院文體大隊集中訓練。經刻苦練習，在二十幾所學校參加的市大專院校運動會上，她 獲得女子跳遠第一名（那時還沒有金牌一說）。在全系的革命文藝匯演上，本年級獻演的大合唱中，G作為朗誦者，也有上佳表現。
    直到三年級下期文革開始時，G仍沒能入團。隨着群眾運動高潮迭起，她的家庭一再受到衝擊，那個老“運動員”不停地被揪斗,抄家的來了一撥又一撥。幸運的是，在運動的初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G雖然回班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比較低調，班上也沒有把她作為黑五類子弟揪出來批鬥，而同年級其他班就有好幾個地主或右派的後人遭了難。只是，她也不像以前那樣經常發言或出頭露面。再後來，造反派大勝，保守派反戈，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委會，學生們的時間和精力主要放在社會上。那段時間，市內發生了許多震驚全國的大事，紅五類在轟轟烈烈幹革命，我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外面看熱鬧，G也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到六七年的深秋時節，文革的主要目標（倒劉）已經基本達到，老毛要學生“複課鬧革命”了。我們班全體同學，也包括G在內，拉上幾個基礎課及專業課老師，帶上書籍鋪蓋圖板圖桌，用一輛大卡車拉到某工廠，開始教學改革。每天與工人同勞動，有時上一點課，或與技術人員討論一些工藝或設計方面的問題。這時就有班幹部透露風聲說，這一年來，由G密謀主使，讓她的妹妹（一個高中生）找了一個女同學M某，經仔細策劃，偽造了革委會的介紹信，到山東等地調查收集材料，要為其右派父親翻案，要找人證明其父是周總理統戰過來的。班上正在查這件事，查清後要開批判會，狠狠打擊G的囂張氣焰。
    一個多月後的一天，晚飯後不久，通知全班開會。到達車間樓上的會議室坐定後，主持人宣布：今天開一個批判會，批判為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父親翻案的Gxx。隨即叫G站起到台上，面對全班，有人取出一塊約一人半寬，估計約有兩三公斤重的木牌，上面已糊好一張白紙，寫着其罪名與姓名，用一根電線掛在她脖子上。批判會開始，第一個發言的人就指出G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機會，為右派分子父親翻案，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與人民為敵，問她，是事實嗎？被黑牌壓得稍微有點彎腰低頭的G堅決地搖了搖頭予以否認。這時台下有人領呼：Gxx不老實！接着，發言者列舉了G的一些具體翻案行為，G仍然一再否認。同學們群起呼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然後，主持人拉開門，一位女生陪同M某步入會場。主持人問：你看看，這是誰？G抬起頭看了一眼，一臉糊塗地問道：請問這是誰呀？一下子會場像炸了鍋，群情激憤，紛紛嚷道：是你叫她去的你還裝什麼？主持會議的班領導小組（這時未用班委會這個名稱了）的主要成員之一，來自某省會城市，平時十分溫文爾雅富於君子風度的大漢（即上文提到的婉拒者）怒不可遏，揮臂一拳打在G的頭部，G跌坐於地，項上掛的木牌砰地一聲砸在樓板上。至此，批判會已經開不下去，只好在一片混亂中結束。
    此後我們在工廠繼續搞了大半年，然後工宣隊進校，對我們進行再教育，到六八年年底分配工作，這段時間幾乎沒有看到過G。我分配到了大三線的某省，一去十來年，沒有想到還會有機會跟G見面。
    七八年的秋天，我又回到了熟悉的故地。這次文革後首次招收研究生，我們專業我們那一屆五個班，有六人考回了母校。巧的是，本專業五個人來自不同的班，每班一人。第六位是G，她報考的是另一個偏於理論的專業。奇怪的是，只有二班考上了兩個，這兩人又是全年級最黑的黑五類，按文革前的階級路線最不該錄取的：一個國民黨將軍的翻案女兒，一個土改被殺地主的孝子賢孫。見到她，點點頭，打個招呼，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我與她以前同班五年，只說過寥寥幾句話。
    五人之中，恰好有一個與G曾在同一個廠工作。從他那裡得知，G很遲才分配到那個邊遠小縣城，默默地幹活，過了多年才結婚，其丈夫也是大學生，已育有一女。讀研期間，G常將她的女兒帶到女生宿舍，小女孩活潑天真，很受年輕女研究生們的喜愛。
    再一次畢業後又是三十個寒暑，沒有再見過G。今年回大陸時聽同學說，G去了美國。這使我想起了小學時曾經背得爛熟的一段課文：“盧溝橋邊炮聲響了，祖國在血火中飄搖。萬萬千千的人像潮水一樣奔向延安，尋求救國的道理.....”。將“盧溝橋”換成“xx門”，將“炮”代之以“槍”，奔向的地方就變了。以她的際遇，這大概是一個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