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先生謝世

董鼎山先生於2015年12月19日病逝後，他朋友陳九先生馬上寫出悼念文章。董老先生是著名作家，不過我還真沒怎麼看過他的書。老先生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一生都在寫作，晚年也是如此，“直到逝世前幾天，他還向《美國僑報》專欄總編劉倩女士，發出了他最後一期稿件”。93歲的老人，頭腦仍這樣清晰，實屬罕見。

陳九先生這段話我特別看重：董鼎山先生是中美文學交流傑出的使者，被譽為“美國文學大使”。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先期，董鼎山先生是最早向中國介紹西方當代文學現狀的學者。他在《讀書》雜誌開設的《紐約通訊》專欄，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界開眼看世界的重要窗口。讓我們記住這位可敬的老人。下面是我網上收集的董老有關資料。

董鼎山，1922年出生於寧波，在上海復旦附中讀書時即開始為柯靈所編刊物撰稿。1945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英文系，在新聞界任職二年。1947年赴美，先後在密蘇里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曾任報刊編輯、紐約市立大學教授，1989年退休。著書有《紐約客書林漫步》、《西窗漫記》等多種，中英文作品散見於中美報刊。國際筆會紐約華文作家筆會會長。弟弟董樂山是著名英語翻譯家。

在美國的50餘年，董鼎山一直是上班族，沒有專事筆耕，但這無妨他碩果纍纍的蓄積。他不僅用中、英文雙語進行寫作，而且他的作品題材之廣，發表刊物之多，海內外影響之大，在當前美籍華裔作家中都是少見的。

早期的二、三十年，作為對美國主流社會的參與，他主要以英文寫作，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美聯社特寫》、《星期六評論》、《圖書館月刊》以及《美中評論》、《新亞洲評論》等報刊寫作書評時論文章。到了70年代末，中國大陸文化禁錮初現鬆動，一種把現代歐美文學思想輸入中國文化界的使命感燃起他重新運用母語寫作的熱情。從1987年為《讀書》雜誌每月寫一篇“紐約通訊”開始，他的介紹、論述、剖析現代當代歐美作家與作品的精彩文章在中國大陸的、港台的、美國加拿大的許多中文報刊雜誌上出現。並在20年間先後結集出版了《天下真小》、《西窗漫記》、《書、人、事》、《留美三十年》、《西邊拾葉》、《美國作家與作品》、《西窗拾葉》、《第三種讀書》、《紐約文化掃描》、《董鼎山文集》（二冊）、《自己的視角》、《紐約客閒話》、《美國夢的另一面》等書。

董鼎山的文章，不是高深的學術論文，也非綺麗的抒情散文，而是讀書與思考的隨筆漫話。定居美國50多年，董鼎山已是美國公民，但卻又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文化意識與感情歸屬上的中國人，是殷殷厚望於祖國故土早日富強統一的中國人。他始終讓他那在美國出生的女兒認歸中國是自己的祖國。從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開始，他每年都向中國駐加拿大使館寄去一份簽證申請。直到1978年，他突然收到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的一封信，同意給他去中國的簽證。這次歸國，他不僅探望了闊別已久的親人，也和30年未通音訊的文壇老友恢復了聯繫。

董鼎山先生作為國際筆會會員、紐約文藝協會理事、美中人民友好協會會員，他從未停止讀書、思考、寫作以及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活動，他仍然是一名活躍的文化使者。董鼎山先生從未停止讀書、思考、寫作以及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活動。2000年12月，榮獲紐約國際文化藝術中心授予他“終身成就獎”，可謂實至名歸。

董鼎山先生是中美文學交流傑出的使者，被譽為“美國文學大使”是當之無愧。在二十多年時間裡，董鼎山先生不遺餘力的向中國廣大讀者介紹美國文學的情況，幾乎將美國作家和作品“一網打盡”，為中國廣大的讀者和作家了解美國文學情況和最新發展動態，為中美文化交流做出傑出的貢獻。

2015年初，董老寫了“向讀者告別”的短文。93歲的他“不但對寫作告別，也等於是向人生告別。到了93歲，生活小節都有困難；85歲的老妻患病，醫謂恐是骨癌”。董老堅持照顧老伴兒，他們拒絕進養老院。老先生認為自己很快就要走到生命的盡頭，藉此短文向朋友們告別。

我想董老大概受不了終生與之相伴相愛的老伴身患絕症。數月後董老的夫人懷念去世。他寫了“蓓琪——憶我的賢惠洋妻”表述對老伴兒的深切感情。此前他就已決定恢復寫作。他說“有人問我，恢復寫作後，我將寫些什麼題材。我剛失去了愛妻，所思所想，甚至在夢中都是對她的回憶。”他的這篇文章讓我讀起來相當的感動。

他說“有人好奇，我與蓓琪的異國（中國、瑞典） 異族 （黃種、白種）婚姻,何以兩人能夠經久（50餘年）和睦相處？對此我早已寫過1957年我們初次相遇的情景，趁此機會我重溫一下。

“那是一個初夏的晚上，我們這些朋友組成的紐約國際學生俱樂部當時甚為活躍，經常借格林威治村一個教堂的交誼廳聚會，會員人種複雜，有非洲人，中東阿拉伯人，本地黑人學生，歐洲人與美國當地白人。其中我與意大利學生湯尼、伊朗學生丹利安交情深厚。湯尼與丹利安都曾被選為會長，我當過副會長。某晚我們在一黑人女律師（剛自紐約大學畢業）的公寓中開派對。地方狹小，人數眾多，有的在跳舞，有的談天，我與湯尼無地可坐，乃躺靠在牆邊指手劃腳討論他人的舞技。旁邊坐著兩位金髮長腿的美女，滿口斯堪的納維亞口音，原來一個來自瑞典，一個來自挪威。態度大方，開始與我們談笑。我與湯尼頑皮地說‘我們口乾，誰替我們去拿啤酒’。兩位女郎一同起身說‘我們去拿’。如此隨和，立即引起我們的興趣，她們舉止大方，毫不做作。我立即愛上了瑞典女郎，結果——是53年的美滿生活”。

“至今讓我安慰的是53年的美滿生活，但是愛妻的去逝讓我這個老人痛苦不堪，寂寞淒楚。

董老回憶起“去瑞典看岳父母時，總感到他們對我懷有特別的興趣。岳父喜歡談時事（他懂英語），岳母的慈祥和藹都被蓓琪繼承了，她忠厚、施捨落泊窮人的品質也都被蓓琪學來了。蓓琪在重病的數星期前，還在雜貨店購買罐頭食品送給教堂的貧民食堂。有時她會將罐頭食品或用舊的羊毛衫放在睡袋裡、懸在附近小公園的凳子上任窮人選用。

董老並“不是想把她描寫成一個‘聖人’,不過這是20餘年前一位9旬鄰居老太太告訴我的，因為蓓琪常推食物去探望她。有事必去幫忙。蓓琪自己臨去世前也有許多鄰居前來探望。

“蓓琪在我眼中就是聖女，她的好心腸令我一想起，就禁不住流淚，一位好友在旁也跟著哭泣。奇怪，她第一次隨我去中國探親，不懂英文的嬸嬸們都要拉著她的手同行，毫不掩飾她們的愛惜。一位叔母說，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和氣善良的‘外國女人’。她們驚異於外國女人也有如此溫雅仁慈的氣息，她們認為我娶外國洋女沒錯，並為我祝福 （當時我父母已去世）。我的大哥在和她告別時哭得泣不成聲。（不久他就患心臟病逝世）。我弟樂山夫婦（都會英文） 成為她在北京的導遊。

“我攜蓓琪去中國兩次，第二次是應寧波大學包玉剛之約去講學一學期。學校準備了一間三室的套房，我邀北京的樂山與重慶的名山幾個兄弟相聚，每天同席進宴，並由校長陪我們一起觀看古蹟與中學時代的校舍（原是教會中學斐迪，後來改為浙東），還遇到幼時老友，其樂無窮。蓓琪不愧是中國人的賢妻，受到人人讚賞”。

這些段落我仔細讀過。董老，您的家庭幸福多虧了相濡以沫的夫人。董鼎山老先生在文章“最後一瞥”中表達了對老伴兒濃濃情意。他寫道：

我確是正處在極度孤獨悲哀的時期，行住坐臥都牽動對她的思念，無論在臥房、客室，還是廚房，到處都有她的身影……

今日打開冰箱冷凍室，裡面裝滿她生前購買積存的食物，包括凍魚、凍蝦、乳酸，以及在唐人街超級市場購來的油豆腐和細粉（孫女兒最愛油豆腐細粉），那是她準備待客之用的。看到這些，我感到一陣心痛。

現如今我的種種煩惱，女兒太忙，自是幫不上忙的。晚上很痛苦，有時整晚10小時翻來覆去，不能入睡。有時索性起床閱讀，文字卻進不了我的腦袋，只好回床平躺收聽廣播中的古典音樂。

我說這些不是在博人同情，愛妻病重之前，我就深受失眠困擾，醫生給開了安眠藥，才有了之前的自殺種種。女兒很怨怒，久久不能原諒我。她不准我再喝酒 （其實我並不是嗜酒的酒鬼，那時只是為了快速結束，因此是就著酒服下大量的安眠藥。），我亦不能寬恕自己的冒昧行動。到我出醫院（兩天）回家時，病妻已昏昏沉沉，睜眼看我，不發一言，淚水汪汪，輕聲呼疼。

5月8日傍晚，我與坐在她床邊的兩位好友，無計可施，只有流淚握著她的雙手安慰她。我一時覺得她對我的溫柔已無反應，一時轉身進入書房查看電腦上的問安電訊。剛一坐定，兩位好友呼叫：“吉姆，她要走了，趕快過來！”我轉身跑入臥房，她已閉了雙眼。我連續哭着說：“不！不！不要走，我愛您。”已經太晚，她的臉色灰白，雙眼緊閉，我不信她聽到我的最後一句話。我在她額上吻了一下，放聲大哭。護士將被單罩住了她的臉。

就是這樣了，我永別了53年的美滿生活，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確信我們會在天堂相聚。

但我現在猶如處身地獄。一找不著日常用品，就想到蓓琪一定會找到。我要一杯熱咖啡時，她已煮好；吃晚飯時，我們相對談天，經常談朋友，說鄰居，討論電視新聞（百老匯因年老早已禁足）。我們談女兒與外孫女。最令我心疼的是她對兩個外孫女的記掛。我與女兒商議，不能讓幼小的孩童看到外祖母臨終前呻吟呼疼的慘狀。蓓琪病中一直記掛兩個小外孫女，不斷呼叫她們的名字，一想到此，我就禁不住流淚――母親與外祖父有沒有做錯？孩子們今後會不會責怪我們？女兒對我說，她們聽到外祖母去世，抱著她號啕大哭。

她孤寂地去了。遠在中國、瑞典、法國的很多人打電話來慰問。鄰居前來探望，不信她們的好朋友突然不在了。

我最不能忘記的是從書房趕回臥房的最後一瞥，最後一吻，她已閉了眼睛。我一心希望她已上天堂。

有關董老的自殺，他是這樣描述的：

我對去世愛妻蓓琪病床邊的最後承諾是：我一定會繼續寫作下去。因她知道寫作是我一生興趣。現在我只能紅着臉向讀者道歉，因為我要履行在自殺企圖失敗後的諾言。

妻子去世幾天前的早晨，被癌病疼痛折磨了整晚的她，把我叫醒，伸手握住我的手腕，輕聲說，“我要與您一同走。”（這是我們在她病重後期常說的話）根據我的也許錯誤的記憶，她伸手拉開床邊抽屜，赫然出現的是一瓶幫她安睡的安眠藥。在那心痛的片刻，我向周圍熟悉的書架家俱作最後一聲告別，不加思索地吞了滿口安眠藥，滿以為可與愛妻在天堂相會。不想醒過來後是在醫院的病床上，床邊坐著我那滿臉怨怒而焦慮的女兒。在醫院住了兩天后，我被送回家，妻子仍在疼痛中呻吟。

……

早在兩年前，我們還在健康之時，她常說，“我們已這麼大年紀，但我要比你多活兩年，為的是我可以照顧你。”她的願望沒有實現。我比她大了8歲，我們一共過了53年的圓滿婚姻生活，照理我應滿足。有人還在祝我活到100歲！這是愚拙的看法：老了，病了，倦了，無人照顧，沒有老伴，誰要孤苦伶仃地活到100歲？看到自己愛妻最後幾星期的痛苦，我只希望死亡來時快速，不要拖沓。在睡眠中離世才是人的幸福。

說到董鼎山就應該說他的弟弟董樂山。董樂山也是翻譯家，作家，並且是美國文化研究學者。他1946年冬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後從事新聞工作。1950年後歷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審稿，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英語教師。1957年被劃為“右派”。文革後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美國系主任等職。譯作《第三帝國的興亡》（合譯）、《一九八四》、《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西行漫記》等均有廣泛影響。編有《英漢美國翻譯社會知識辭典》。文革後出版有《譯余廢墨》等散文隨筆集。有四卷本《董樂山文集》。

董樂山排1957年夏天被打成“右派”，被送到唐山去“勞改”。1976年後，應三聯書店之邀，翻譯了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傳記《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1978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陳適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一本《國外作品選譯》，專門刊登“某些有參考價值而篇幅過長或性質不合的材料，供領導及其他同志參考”，向董樂山約稿，他選擇了《1984》。1979年“右派”平反。1985年，《1984》正式以書籍形式出版，為《反烏托邦三部曲》之一。這三部曲便是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前蘇聯作家扎米亞京的《我們》，奧威爾的《1984》。

另外還有記錄1944年8月解放巴黎全過程的報告文學《巴黎燒了嗎？》、實錄1932-1972年美國社會變遷的《光榮與夢想》、東歐作家阿瑟·庫思勒描寫紅色恐怖的小說《中午的黑暗》、關於西方文化傳統的普及讀物《古典學》、觀照人文主義源流的《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美國報人斯通對民主與自由的矛盾的思考《蘇格拉底的審判》、傳播信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卡贊扎基斯驚世駭俗的精神拷問《基督最後的誘惑》、以荒誕筆觸嘲諷現實的黑色幽默小說《冠軍早餐/囚鳥》。

1999年1月16日，董樂山拒絕了最後搶救，靜靜地在北京一家醫院去世。骨灰被家人安葬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臨近太平洋的一個山崗上的陵園裡。骨灰安放處坐東朝西，面對太平洋遙望中國。

過去曾傳董鼎山和董樂山哥倆因對一些政治的看法有分歧，兩人有些矛盾。董老在“至愛兄弟不了情”中是這樣描述的（摘編）：

十五年前，弟弟來信告我，北京一家出版社有意請我們兄弟倆合寫一本回憶錄。他們的意念很新穎，要我與樂山（我在美國，他在中國），敘寫過去五十年來我們各自生活經驗，一章一章地對照。我是於一九四七年出國留學的，歷年所過的是正常生活，在此期間，他則經受了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二十年入獄、下鄉勞動種種苦難。我們的經歷當然有天淵之別，惟一相同處是我倆都喜愛閱讀與寫作。我們繼續不斷的出版作品，到了後來作總結，他的成就完全超越了我的。

半世紀分離造成兄弟間思想隔閡

樂山少年參加革命，出了力，國家不但沒有寬待他，反而給予他二十餘年苦難。他深感委屈，耿耿於懷，對自己曾出力助成的政府體制終於產生了極度惡感。

在他去世前兩年，某次我們在他家談話，他（一位馬克思主義深信者）把對共產政府的憎恨轉移向我這個在美國言論自由、避免偏見的氣氛中受薰陶數十年的哥哥。因為我的一篇書評結論（我反駁那書作者認為中美戰爭不可避免的言論，我以為中美之間或有衝突，但絕不會發生核戰），他對我大發脾氣，指我為中共張目。我深知他的嫉惡如仇的心理狀態，並不與他爭論。我漸漸了解到，在極權社會中成長的知識人士，往往會養成一種看事物很極端的態度，不是百分之百的對，便是百分之百的錯。有些在國內受過迫害的人，到了美國後就把美國看作甚麼都好的天堂，但同時又不能體會美國自由氣氛中的理性：即凡事都不能視為“非黑即白”。

但是樂山並不一定持有這類“非黑即白”態度。把凡事看得“非黑即白”乃是文革時期所遺下的陋習，樂山怎會採納？我了解他的思想過程，在此紀念他逝世十周年之際我不免回想起我們自童年開始的思想發展。我們相差兩歲，在家中我是老二，他是老三。我們興趣相近，自幼喜歡看書，給我們思想啟蒙的最重要一本書是巴金的小說《家》。在那個反對舊禮教的故事中，他自比為較為激烈的覺慧，而我是較為溫和的覺民。

樂山中學時代參加中共地下活動

一九四○年代的上海所謂“孤島”時期，是我們思想發展最快、寫作最多產期間。我們住在租界，抗日情緒激昂，我想就是在那時期，他暗地參加了地下活動（請注意我們都不到二十歲）。我們在那時嚮往“延安聖地”，凡有朋友偷偷加入新四軍的，我們都很羨慕。同時我們寫作的發表也更頻繁；尤其是在敵偽統治之下，我們如能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指桑罵槐的諷刺雜文，便覺得很痛快。樂山的智慧發展更是迅速，十八歲時他突然成為上海劇藝界最受尊重的劇評家。

一九四五年八月世界大戰結束，抗戰勝利，退居重慶的國民政府遷回南京，大批文化人回到上海，美國電影開始進口，上海文化界也起變化。那年我在聖約翰大學畢業考入《申報》當記者，剛二十一歲的樂山則自著名劇評家降為聖約翰大學二年級生。約大是以學生生活浮華、專愛舞會派對著名，樂山也不免予人以這種印象，但我相信他仍保持地下黨關係。

二十年苦難中仍有優秀譯作問世

我離開上海後，樂山接任了我在《東南日報》的夜間編輯職務，後來又一度當過中央社記者。兩年後上海“解放”，他恰在美國新聞處任職。這個履歷後來就成為他在反右運動與文革時期遭受折磨的原因之一。其實，在初期，他的才幹頗受新政府賞識，邀請他入新華社主持新聞翻譯工作。在二十年間（自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七六年）入獄下放苦難時期中，他沒有放棄工作志趣，暗中與幾位友人合譯並獨自編校了美國名記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的德國納粹歷史《第三帝國的興亡》，獲准出版後（先是內部讀物）名氣大揚。

在北京皇亭子新華社簡陋宿舍一個宿室（是他家三口住所）中，我索看他的譯本，樂山在我們擠坐的小木床（房中沒有座椅，只有兩個木床，一個小桌）床褥下抽出三集破破爛爛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譯本，我不禁一陣辛酸，一面敬佩他在艱難環境中的成就，一面憫憐他們生活條件的苛刻。那時，落實政策後的他已被調至外國語學院教授英文，而且也是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專家、新聞研究所教授。我馬上看出其間的諷刺意義：他因熟悉英文與懂得美國而遭清算。他又因同樣原因而被重用！

通過他與知友馮亦代，我於一九七九年開始在新出版而且內容開放的雜誌《讀書》上寫個介紹美國文化與文學的專欄。他也開始不斷出版不少近代美國文學名著的譯本（在一九八○年代間，他是中國名氣最響亮的翻譯家）。從此，我幾乎每年回國一次，應邀講學或探親，每見到他，我總覺得他好以有種有苦難言的神態，他的愁眉苦臉好似已經成型，笑顏難開。一九八一年我邀他來紐約我家住留三個月，談話機會多得很，但一提他的受折磨經歷，他就閉口不談。他對美國的新奇也似乎沒有興趣，不時在客廳踏方步深思。某次我說要帶他到紐約文化界出名的格林威治村散步，他竟沒興趣。

享有盛名仍鬱鬱寡歡無限苦悶

次年他應康乃爾大學之邀（福特基金會資助）擔任訪問教授一年。那年經我介紹，他在文學雜誌《巴黎評論》發表了由我所譯的短篇小說〈傅正業教授的顛倒世界〉（原文曾在上海《文匯報》獲得徵文頭獎），並附了我為該雜誌所寫的〈董樂山訪問記〉與〈當代中國文學近況〉。我可說那是美國文化界首次讀到中國作家形容文革時期知識分子受折磨的作品，恐比所謂“傷痕文學”傳到美國還早。

一九八九年夏，“六四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樂山夫婦竟被獲准出國，我大為驚喜。此次乃是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魯斯基金資助）前往擔任訪問教授。在機場去迎接時，我首次看到他的解愁笑顏。一年任期完後，我問他要不要我幫助申請綠卡，在美國留下來。他說不，他要回去“享受應得的養老金”，一句話說出他的執拗性格。

他的複雜情緒是容易了解的。他憎恨自己的理想主義竟被出賣（少年時受欺騙，成年後又受虐待），他欽服美國的民主自由、寬容公正。但同時，由於他在國內壓抑氣氛中受到長期影響，竟不能容忍我在美國自由發表意見的習慣。我們在民主自由世界的人，儘可能的保持言論真實，即有錯誤，至少可以表達自己的忠實立場。“你非我友、即是我敵”的絕對態度乃是極權社會空氣所造成。我傷心的是，我的嫉惡如仇的弟弟，竟也因受文革的惡毒氣氛薰染，成為不容異見的頑固者。

最後見面竟是不歡而散

一九九七年四月，我在香港《開放》雜誌發表了一篇討論名記者李卻·伯恩斯坦新着《即將來臨的中美衝突》的書評。我的結論是，中美或會衝突，但不會發生核子戰爭。五月我去北京看樂山，談到此文，他對我的意見不以為然，厲聲把我大罵一頓，斥我是幫中共講話。而我只不過是發表讀後感而已，預測未來核戰不可能發生，不然全球毀滅，同歸於盡，甚麼善惡、甚麼愛恨都沒有了。對他的責罵我悶口不言。不料那次竟是我們最後一次會面。兩年後，他因肝癌逝世。他的兒子亦波曾自美趕去送終，回來後我問他爸臨終時有沒有給我留言，他說沒有，我聽了非常傷心。

《開放》雜誌二零零一年八月號發表了主編金鐘對我的訪問記，我也提到我們兄弟最後不歡而散的一場。不料有人看到此文，在網絡上發表文章把我罵得狗血淋頭。他顯然也曾受過中共折磨，但在思想上仍保留了中共氣氛的薰陶，現在到了美國，他可自由發揮，他對中共嫉惡如仇，猶如樂山。他說他很敬重董樂山，我當然聽了高興；他指我所發表的文章持有“許多左傾甚至‘親共’觀點”，不值我弟弟的敬慕。由於他在文中作人身攻擊，我不屑作答。但我認為這類“親我者友，逆我者敵”的態度，乃是中共最暴虐時期“文革”所餘下的遺毒。那位顯然自己吃過苦頭的人，在進入自由環境下竟不能去除如此罵人態度，令我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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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確實在網上見到把董老“罵得狗血淋頭”者的文字。我在這裡申明，我站在董鼎山老先生一邊。董老還有個四弟董名山。在弟弟癌症去世後，他在“悼四弟董名山”寫道：

時間是1947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上海家中準備行裝，打算翌日乘郵船赴美留學，我因找不到一件像樣的毛衫而煩惱，一面看到四弟名山所穿的毛衣深表羨企。名山較我小7歲，已經個子高大，與我差不多。他剛初次墮入愛河，交了女友，而那件羊毛衫是女友親手所織的愛情信物。名山看到我的羨意，一下子把毛衫脫下，交我當作送行禮物，堅持讓我將它放入衣箱中。60多年來，我不能忘卻他的慷慨。在我們少年成長時，我們很少吵嘴，他常因我是兄長而讓我一步，多年後他曾來紐約我家小住幾星期，其間恰逢我回國去慶祝我的一本新書出版，不在紐約。我妻與四弟相處極佳，他後來對我稱讚嫂子對他的照顧“無微不至”，而蓓琪也稱讚名山的善良慷慨。

今年8月20日他終因多年纏繞的癌症不治而去世。他性格剛強，從不輕言放棄，即使最後幾個月的痛苦掙扎，也沒讓他氣餒。當1999年三弟樂山也因癌症逝世時，我曾作文悼念。對他為革命而犧牲的一生遭遇深感不平。現在我要悼念名山，想到他在文革時期所受的苦難更覺氣憤。

我們幼時都是受了馬克思思想影響的理想主義者，兄弟中以樂山最為熱心忠誠。新中國成立後，他不但促我回國效力，甚至勸戒四弟小妹：“如今共產黨革命成功了，你們必須忠於黨忠於國家，不惜犧牲自己。”不過他的奢望未曾實現，為國為黨效力後，自己反而在反右運動與文革時期受了許多委屈。他甚至完全否定了他的哥哥在美國所受的民主思想薰陶，他把一切都看作非黑即白，把傳統的所謂“左”、“右”傾向反轉過來（例如在目前中國社會，“左”代表保守，“右”反而變為開明，與歐美社會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出生於1929年，195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地質系，然後被政府分配至北京中央政府地質部工作。和當時其他知識分子一樣，他於1958年被打成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下放在重慶地質礦產南方煤炭測試實驗中心降職工程師（變相處罰）。在文革期間，他被戴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的高帽子，不斷遭受批判、鬥爭、抄家、勞改、降職降薪等。在1970年到1972年二、三年內，他已是妻離子散。他曾寫信給小妹傾訴他在文革風暴下的無比痛苦。雖是“總工程師”，但被掃地出門，住在漏風漏雨的鍋爐房，被迫當苦力，燒鍋爐，推煤車，給廚師挑擔買菜等等。沒有人敢和他交往，人人都對他謾罵。妻離後，他身邊失了兒女，一人孤苦無助，心如刀割，在一般人的歧視下過日子。那時全國食物匱乏，全民挨餓。他的惟一安慰是妹妹與妹夫的來信。同時，他又充滿對幼小兒女的關愛，但對將來完全絕望。到了1979年他才被平反，返回總工程師原職，恢復了原來工資92元人民幣，分配住房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