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校友（也是學弟的太太）好文。文較長，真情感人。文筆灑脫、清新、雋秀。

幻夢般的悠揚：父親湮埋70年的《青春之夢》

2014年5月14日，一個陽光燦爛的五月天。我和先生一早趕到昔日低矮的“牛奶棚”，而今雍容氣派的上海圖書館。

好友等在門口，來不及交換多年未見的問候，她急匆匆地領我們穿過寬敞的服務大廳，徑直走到位於內角的借閱處。“剛剛從書庫里調出來，還沒開，就等你們來了。”

隔着櫃檯，工作人員遞過一本比巴掌略大，透滿歲月痕跡的薄薄的小冊子。我小心翼翼地接到手中，這才發現外面包了書皮，面子的左上角題寫的“青春之夢”四個字，像極了先父的字體。

“能給我們看一下麼？”我懇求工作人員，“很快的。”

得到對方首肯後，我輕輕地打開書，“青春之夢  潘清劭著1946年 ”幾個黑體字赫然映入眼帘。屏住呼吸，我又翻了幾頁，謝天謝地，紙張沒有破損的跡象，滿篇簡短的句式，確切無疑是一本詩集。

非常幸運地，這近七十年前印製的十幾張紙片，經歷了歲月的滌盪，被完整地保存下來!

一

得知父親會寫詩，是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那時正逢批林批孔，一天語文老師布置了家庭作業，要求每個學生寫一篇批判稿上台宣讀。想想初上學的孩子，連字都認不了幾個，哪裡會寫稿子? 我乾脆央着父親代筆，共得二十字，排成整齊的四行，每行五個字。我把字認全了，一念還挺順口，第二日高高興興地去上學交差。

不曾想課堂上批判會一開，小朋友們個個猶如段子手，講話一套一套的，半點不像我準備的東西！我嚇得心蹦蹦亂跳，腦袋發暈，不知該如何應對。待老師把我叫上講台，我結結巴巴地往那可憐的二十個字裡攙了點雜貨，以為儘量拉得長一點點就可以過關，然後——就楞在了台上。

“完了？”老師很驚訝。

我尷尬地點點頭。

“下去吧！”老師做了個手勢，我低着頭返回自己的座位，感覺傻透了。

灰頭土臉地回到家中，我氣鼓鼓地向父親抱怨。

父親輕描淡寫地回答：“搿是五絕詩，老師應該曉得額。”

聽到這個新名詞，我懵了：“老師明明叫寫批判稿，麼叫寫五——腳——詩。”

父親一點也不動氣：“阿拉是解放前上學額，只會寫搿個。”

“儂爸爸就是搿個樣子，”先母常常為此做證：“原來談朋友，分手個辰光，伊專門塞搿種撥吾，看啊看不懂。”

在孩子的心目中，這是一樁很奇怪的事: 既然母親不喜歡讀什麼詩，父親有啥必要寫；既然母親不喜歡父親寫給她的東西，為啥又跟他結婚?

從懂事起，就知道父母極其的不般配。父親高高胖胖，一臉和氣的樣子，見誰都笑眯眯。他最喜歡戴一頂列寧帽蓋着毛髮漸稀的腦門，穿件卡其布中山裝，藍布褲子總是皺巴巴的，還常帶塊補丁，打赤腳套一雙布鞋，乍一看還真猜不出是個文化人。

文革時期我們住在上海交通大學華山路正門對面，那裡共有四幢二層樓房，分成兩個互不相通的弄堂，我們住的在左邊。這些房子在20世紀50年代供蘇聯專家居住，後來分給教工，80年代末期被拆除，在原址上建了博學樓賓館。

父親每日穿過馬路，到靠近校門口的交大圖書館馬列主義圖書室上班。因他曾是工農速成中學（簡稱工農速中，現交通大學附屬中學）的首批老師，還執教過交大夜校部，鄰裡間有不少是父親昔日的學生，平日裡就聽見潘老師長，潘老師短，喊得特別親熱。父親在弄堂里人緣好，被大家推舉着干點公益，比如定期把各家的小電錶與弄堂的總電錶軋帳，算出各家需要額外支付的金額。

而母親則完全不同，她身材高挑，體型適中，天生略帶中國人里罕見的捲髮。作為幼兒園的老師，母親彈琴唱歌跳舞受過專門的訓練，並且對穿着打扮很有天分：普通的藍布裝用顏色相仿的圍巾打出花樣配上，立刻顯得與眾不同。儘管文化程度屬中專，但不知怎的，在堂堂的大學院子裡，母親看上去比高等學府的女教授更顯洋氣，“派頭老好額”。與父親的和藹親切相反，母親在弄堂里像個外人，通常只與鄰居們客氣地打招呼，很少套近乎拉家常。

父母親氣質迥異倒也罷了，可惱的是他們彼此互不欣賞，家庭如同戰場。戰火通常由母親點燃，她喋喋不休地數落父親，父親鐵板着臉，保持沉默，偶爾還嘴，則激起母親更強烈的反應。

“要不是為了?小囡，我老早就離婚了!”從小到大，母親恨恨地說過無數遍這樣的話，對她也許是出氣，而身為她的小孩，則因無端承受這份沉重的罪責而惶惶不安。

從此，讓母親受“蒙蔽”，給我帶來羞辱的“詩”，便在我的小腦袋裡劃上了大黑叉，即使日後課本上接觸到真正的詩篇，我也從未在領悟上開過竅。

“爸爸去世前幾年，”2014年初春，在準備回國參加大學和中學聚會時，我突然想起了往事：“曾對我講過一次，說他在解放前出版了一本個人詩集，解放後燒掉了，從來沒告訴別人。”

“後來呢？”先生問。

“我聽過就算了，爸爸沒有給我任何細節，以後也沒有再提起。”

二

父親是個小心謹言且守口如瓶的人，在他的暮年提到這個在心裡隱藏了一輩子的秘密，實屬意外之舉。我在成長過程中發現，大人的秘密是留給他們自己的，其實並不希望孩子介入其中。

比如樓上的鄰居，她的丈夫曾留學蘇聯，文革中自殺身亡，交大就把這幢上下連體的住宅一拆為二，樓下的一間分給我家。父親與鄰居說話從來都是客客氣氣，要不是母親在家嘀咕，哪裡會料到這家有蘇聯特務嫌疑。76年她家女兒幫男朋友在人民廣場貼傳單，支持“四五事件”，被公安局夜晚來家抓走。此後我常看到女兒從監獄裡寄來的明信片，但父親與鄰居說話一如既往地平靜，從不問及她的家事，而母親則對鄰居冷淡如初，這驚天動地的大事居然像從來沒有發生過！

至於我家，我也慢慢覺察出隱藏着一個天大的秘密呢！原來母親的娘家在解放前開有一家工廠，外公作為資方廠長，在文革時被批鬥抄家，下放車間勞動，居住的房子被沒收。總之，外公是一個曾經剝削工人的“兇惡的資本家”!

小時候華山路上多有遊街批鬥活動，因我們的弄堂對着人來人往的交大校門，旗幟飄揚的大卡車常在弄堂口停下。一陣熱鬧的鑼鼓聲過後，一個個低着頭的“壞蛋”被推到卡車邊沿，車上有穿軍裝帶紅臂章的人領着大家喊“打到XX”的口號。此時已是文革後期，見到的批鬥活動只是動動嘴皮子，當場對敵人施展拳腳的場景並未出現，但即便如此，在一個孩子的眼裡這一幕已是極其恐怖。

我的天地在瞬間上下翻轉：慈眉善目的外公怎麼看都不像壞人，我根本沒法“恨”他！

“嘉珉，外公外婆來了！”我正坐在弄堂里的陰影下低頭剝毛豆，對面鄰居高聲提醒。

我一抬頭，這不，外公已經跨進了弄堂大門，他甩着手輕鬆地走着，隨後就是拎着包步步緊跟的外婆。外公外婆兩人個頭相仿，眉目相似，永遠是“頭勢清爽，衣裳挺括”的標準。

我趕緊把手裡的豆子放進木凳上的瓷碗裡，站起身喜氣洋洋地迎上前去。待外公進了家門，他習慣地往靠背椅上一坐，與父親寒暄幾句後，就抿着嘴聽母親和外婆拉家常，很少插話。

父親忙着找出專門招待客人的茶杯，到廚房沏上茶：“當心不要直接放了鋼化玻璃上。”

那個時候家裡沒有托盤，我端着越來越燙的茶杯，戰戰兢兢地快步回房，急着把杯子往桌墊上放，然後推到外公外婆的面前。越是怕出錯，雙手越是不聽使喚，顆顆水珠從杯子裡蹦出來，清清楚楚地濺在光滑如鏡的玻璃板上。

不用看，我能感覺母親的眼底冒出火光。

“杯子嘎燙，珉珉儂嘸沒事體伐？” 外婆不等我回答，又轉向母親：“吃了好比啥儕要緊，覅肉麻。”然後外婆從包里拿出幾樣東西，可能是一瓶麻油，一盒雞蛋，一包白糖，或是一罐麥乳精，全是憑券或限購的食品。

與外婆的務實作風相比，外公關心的事比較玄乎，每次來他都問一聲：“功課做好伐？”文革期間學校很少布置家庭作業，外公顯然不知道，聽到“做好了”的回答，就笑咪咪地很滿意了。

外公和外婆總是結伴而來，偶爾的例外發生在某個夏日，外公下班後提着一瓶廠里發的冷飲水，捨不得花錢坐公共汽車，徒步走了十幾站路給我們送冷飲。

“儂小辰光開刀，”母親常提及我出生不久文革爆發，只能將我托人照料，誰料想不到一歲就要動手術。“醫生講現在新社會了，啥人看到過腸子裡沒一滴油水個小囡，我只好求姆媽救救儂。”外婆答應下來，派當時還未工作的阿姨們輪流來照料我，直到母親找到可靠的寄養家庭。

既然外公是資本家，母親就是出身有問題的人!

為了保守這個秘密，母親在鄰裡間保持了極端的低調，不想引起任何注意和猜忌，但卻瞞不過她的工作單位。那是個機關幼兒園，家長大都來自市府各部門，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老師們如履薄冰，生怕惹禍上身。母親全力爭做可以改造好的“剝削階級子女”的典範，不光讓家長滿意，孩子服帖，與領導同事也關係融洽。但是在我幼年的記憶里，母親下了班，就像演員卸妝離開了舞台，那份精氣和光彩消失在她跨入家門的一瞬間。

好端端的晚飯吃到一半，母親會突然轉過身，將手指伸向床頭櫃，如果在紅燈牌收音機的後面摸出一點灰，她的眼睛裡霎時會燃起一團烈焰，噴向坐在她邊上被指派打掃衛生的我。這時就看母親手邊有什麼東西可以扔了，如果是一隻碟子或湯勺還好，要是一根筷子剁過來，戳到眼睛就嚇人了。只要來得及，我就衝出房門，穿過廚房，逃到樓梯下面的廁所里，剛掛上搭鈎，母親已然追到，腳尖使勁踹着門，用全弄堂都能聽到的聲音大叫：“儂搿只小駒，儂出來伐？儂幫我出來！”

感覺就像那站在卡車上被遊街示眾的壞蛋，我乖乖地打開門，滿懷羞恥地跟母親回到房間，見她從床頭櫃裡拿出一把裁衣服用的木尺。

“把手伸出來，”母親厲聲喝道：“手心向上。”

打手心可能是中國家長教育子女的經典之作：既能懲罰孩子，又避免失手造成傷害。待母親拿出木尺，她的氣已消了不少，加上手腕乏力，打下來也不太痛。真正讓我顫慄的是母親上火的一霎那，爆發時也是出手最重的當口。

我天生笨手笨腳，掃地，擦灰，燒飯，處處都有破綻可以挑剔，更要命的是這抽查完全是隨意的，運氣好的時候幾個禮拜太太平平，運背了隔三差五就碰上一回，全憑考官的心情而定。人生的詭異和無助，以它冰冷而強制的方式，影響着我的孩提時代。

不過母親並沒有像我從小被教育的那樣，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她定期從徐家匯穿過市區去虹口看外公外婆，父親則從不阻撓。

而在外婆家裡，外公的權威絲毫沒有受到挑戰。外公每天出門前，外婆要作快速檢查: 嘴角的飯粒有沒有擦乾淨，衣領有沒有翻好，口袋裡有沒有乾淨的手帕？吃飯時外公坐主座，他不動筷，誰也不能吃；遇上做魚烹蝦，外婆都是先剔魚骨，或剝去蝦殼，將純肉放入外公的碗中。

無論世事如何變幻，外婆家過春節總是熱鬧非凡：舅媽阿姨們幫着燉上一大鍋紅燒獅子頭，切白斬雞，鹵大醬鴨，冷盆熱炒甜羹樣樣備齊，全家圍着圓桌吃大餐慶新年。

“爸爸的名字怎麼寫？”先生打開手提電腦，點擊谷歌引擎。

我猶豫了一下，“又不曉得他有沒有用筆名發表。”

先生很樂觀：“試試總是可以的，我還幫同學找到她爸爸五十年代發表的詩歌呢。”

幾秒鐘之後，屏幕上出現了讓我膛目結舌的信息：

青春之夢 : 現代新詩集。潘清劭著, 1946年6月初版,由藝新印刷所承印。

1946年，父親那年19歲，他用真名實姓出版了這本詩集!

讓人驚訝的還不只是詩集本身，信息中同時引用了其中一首《死的前奏曲》中的詩句:“這世界太黑暗, 這世界太腐舊;”很顯然，“老古董”般的父親寫的是現代詩！

三

父親很少提解放前的事，有限的幾次，大都與京劇有關。小時候吃過晚飯，要是天不下雨，父親常會對我說：“阿拉出去散散步。”他說的阿拉是指他和我。

其實幼時我與父母蠻生分的。據母親說在我出生那天，父親趕到醫院，一聽是個女嬰，轉身就走；母親聞訊流下滿地的淚水，自稱坐月子哭壞了眼睛。我的到來是如此的不受歡迎，父母居然都不記得究竟發生在哪個時段。

父親這輩子，不知給多少親戚朋友鄰居的孩子起大名，在族裡“嘉”字輩的女孩中，其他人的名字非玉即寶，而父親獨賜我為“石”，還用了一個生僻字！這名字在那個年代裡顯得極為突兀，從小到大班級里幾乎沒人能寫對，連老師們也常常搞錯。

幼年時我多半寄養或全托，在家不多的日子也常生病掛急診。對於這種與我相關而又無力改變的局面，我應對的是畏縮而沉默的存在。

父親一召喚，我趕緊跟着他往外走，心裡高興能擺脫母親的掌控。儘管父親從不告知散步的路線，時間久了，還是能發現他的規律。

比如每逢京劇《龍江頌》劇組到徐匯劇場來演出，父親必去等退票。

“演電影裡江水英個李炳淑老早是上海戲曲學堂京昆班個學生，”父親就像一部京劇字典，啥事都知道。“我看過伊辣海學堂里個首場演出，伊拉搿屆還有楊春霞邦華文漪。伊拉三個人里廂華文漪唱功好，楊春霞漂亮，李炳淑吐字清爽，字唱得清爽個還有趙燕俠邦杜近芳。”

在父親提到的這些演員中，李炳淑已經成名，楊春霞後來憑藉《杜鵑山》中的柯湘紅遍中華，年齡偏大的杜近芳出演京劇《紅色娘子軍》，其風采遠不如早年拍攝的《野豬林》（文革後復映），其他兩位我在數年後才見到她們的演出。

那時全國人民爭看樣板戲，徐匯劇場門口站滿了人，到處是“票子有伐？票子有伐？”的詢問聲。要是只等到一張票，父親就讓我進場看戲，散場時再來接我。我從未見過A角李炳淑，除了看到一次C角的李元華，江水英都是由B角陸義萍飾演的。

“我讀書個辰光，”父親不像母親，家裡幾代上海人，他不光是“外地人”，而且還是“鄉下人”，老家在紹興上虞的五夫，是一個出門以船代步的水鄉。父親小時候在家做過放牛的牧童，後來去當地白馬湖畔的浙江春暉中學上學，校名出自孟郊的名句“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校當年曾有朱自清、夏丏尊、豐子愷等名師執教，不過最讓父親難以忘懷的是校園的湖光風景。那個時候祖父多年離家到上海打工，在黃浦區一家醫院的手術室工作，終於攢夠錢在延安東路一幢公寓大樓里買下一間房，父親得以入滬求學。 “有一個同學窩裡是開戲院額，伊讓我坐第一排，專門叫好。”

我不明白為什麼“叫好”的差事讓父親那麼得意，幾年後京劇老戲恢復上演，這才發現所謂叫好，就是當台上的演員展現精彩的瞬間，觀眾及時喝彩，其時機的掌握拿捏顯示出欣賞者的功力深淺。

“爸爸，”我拉拉父親的衣角，非常羨慕，“儂不要等退票就好進去看戲啊？”

“我幫伊寫作文，”父親解釋道：“我讀書辰光數學一般性，作文一直第一名。”當年憑作文成績，父親跳級進入上海新聞專科學校就讀。“要是看不到白戲，我就買樓上最後一排個票，所有來上海個名角我儕看過額。”

父親另一個愛去的地方是漕溪北路。我們每次都走得很遠，到一個有着很多車輛機械的大工地邊上，那裡正在建造上海體育館，人稱萬體館。

陪父親散步很安神，他通常不說話，偶爾會向我沿途指點：這裡是天鑰新村，你出生的地方，那裡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老早門口總有很多人等着看電影明星。在文革多年沒有變化的上海，萬體館是一個讓人激動的工程項目，我和父親眼看着它從平地拔起，長高變大，最終成為一座雄偉的圓型場館。而在這散步的過程中，父親漸漸成為我最親的人，而我也慢慢變作他鍾愛的女兒。

待萬體館建成對外開放，父親搞到一張乒乓球比賽的票子，他把我帶到入口處:“儂自家進去，回來辰光過馬路要當心。”

隨着滾滾的人流進場後我才發現，這張票子的位子在樓上的最後一排，從那裡根本就看不見小小的白色的乒乓球（後改成橘黃色）! 但我的興致一點未減，沿着大廳邊走邊欣賞巨大的玻璃牆外的風景，經過每個砂濾水的台子都湊上去喝口水，那真是童年最開心的一天!

根據谷歌上顯示的信息，父親的詩集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有收藏。考慮到父親是在上海創作出版的，我決定先委託好友在上海圖書館試試運氣。

四月初，好友搜遍上圖所有書目，毫無斬獲，又查了聯合書目和全國報刊索引數據庫，也沒有尋到任何蛛絲馬跡。

看來只能按原計划去國家圖書館探查了。我剛在大學微信群求援，立即有北京同學應聲，但國圖的訪問同樣不順利，查作者沒找到，相同書名倒有一本，卻是不同的作者。

先生又通過百度查詢無結果，僅有的信息還是來自谷歌。

正感覺窮途末路之際，四月下旬突然峰迴路轉，好友傳來喜訊: 發現 1946年《青春之夢:現代新詩集》在上海圖書館有館藏，因為本書屬於民國圖書“珍本”，故不會在上圖的查詢系統中顯示。

我喜出望外，趕緊詢問如何能見到此書，卻被告知“珍本”原件需要領導簽字後方能調閱。

終於，在飛赴上海的前夕，傳來確鑿的消息：上圖的歷史文獻中心已到民國珍本庫房核對了《青春之夢:現代新詩集》館藏情況，的確是有一個很小的本子，與谷歌上顯示的信息相符。為慎重起見，上圖沒有開啟圖書，只做保留以備調閱。

好友特地叮囑：“你要有思想準備，民國的紙張是酸性紙，又是兩面印刷，搞不好一碰就成碎片，是最難保存的。現在書的狀況誰都不清楚，只能到時候再看了。”

四

“潘老師，儂來儂來！”門口有人叫着父親，鄰居們在幾天前將弄堂的兩扇大木門刷上新漆，待漆干透後，讓父親寫門牌號。

我跟着父親到了弄堂口，那裡已聚了不少人，門前放着一張條凳。

“潘老師慢慢上，當心當心。”

待父親跨上條凳，有鄰居遞過一個小漆筒，我仰望着父親用小刷子蘸上白漆，在絳紅色的大門上像描花一樣仔細地寫下1-8-5-9，他的數字很特別，外圈的轉折處全是尖角，而內圈則是圓弧，在紅色背景映襯下分外漂亮醒目。

“潘老師個‘1859弄’，華山路上好算頭牌了！”

聽到鄰居們的稱讚，父親很開心：“搿個是阿拉伯字體，曉得個寧不多額。”

幾十年以後，我搜遍網上的數字美術體，就是找不到父親所稱的“阿拉伯字體”，難道這是父親為自己的數字表達起的名號？

雖說父親堅稱只會寫格律嚴謹的舊體詩，可是除了我幼時讀到的批判稿，他後來只動過一次筆，那是文革後為交大領導訪問美國會見校友時準備的。據說在美國的老校友們古文功底好，席間可能會吟詩助興，父親擬了幾首舊體答謝詩作應景之用。其實我那時已有疑惑：新詩早在父親出生前就席捲文壇，為什麼父親的學校只教舊體詩？只是完全沒料到這是他刻意的迴避。

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那段時期，家裡一直洋溢着略帶神秘的興奮的氣氛。當時交大學生中有不少高乾子弟，其中的一些愛到圖書館二樓對着校門一邊的馬列主義閱覽室碰面聊天，這裡大概是交大最寬敞清靜的場所。在大幅神態莊嚴的革命領袖畫像前談論國事，真是既妥帖又安全。學生們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並不刻意迴避，父親上班時聽到的許多消息，後來都逐步得到證實。

而圖書館最熱鬧的地方是底樓靠近樓梯的一個小房間，那裡安着台油墨機，不停地印製大量的手抄本。手抄本只是流行的說法，其實多為鉛字打印，有批判揭發，時事新聞，甚至小說詩歌，都是報刊雜誌上見不到的內容。當時交大的手抄本在社會上非常走俏，真可謂一本難求。父親下班回家，我首先盯着看他的手：是不是拿一沓散發着油墨味的裝訂成冊的大本子? 手抄本的出現，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兩部小說：《第二次握手》和《基督山伯爵》（故事簡介）。

母親那張時常陰雲密布的臉變得晴朗了，開始帶好吃的東西回家：大核桃，麥乳精，還有那成塊狀的用榔頭才能砸開的黑巧克力。她每次去外婆家都挺開心的：外公落實政策了，政治上得到徹底平反。母親儘管在單位里仍然謙遜上進，沒了家庭成分的限制，她終於能上有演示性質的教學公開課了。待我將“小馬過河”的故事聽過30遍後，母親的課上了電視。天天練嗓子琢磨語調，母親數落父親的次數明顯減少，還“忘掉了”對我清潔工作進行抽查。

萬沒料到母親不查我了，外公卻上心來管我。每次來訪，外公就讓我拿出英文課本，念幾段給他聽。

“不是搿個樣子讀額。”外公對我的英文發音連連搖頭，還逐字糾正。那英文就像天書，我是靠“皮鞋店裡有阿姨（picture的上海音拼讀）”式的上海話轉譯方式對付，而外公卻要求卷着舌頭，還要念出個調調來，這哪裡學得會！

“又不怪小囡，”儘管從未進過學堂，外婆卻初通文墨，尤其讓人敬佩的是，外婆這個家庭婦女的判斷力常常比見過世面，受過良好教育的外公還要精準，“寧家老師就是搿個樣子教額。”

考完英文，外公又要看我圖畫作業，哪料到我畫出的東西毫無靈性，外公看了鼓勵的話也捨不得給，讓我好生悶氣：這英文畫畫，連高考都不考（77年底恢復高考時英文不計分，後來逐年加大比例記入總分），外公盯着我幹什麼？

文革後我的作業量增加，而父親飯後也有了新愛好，到對門新搬來的鄰居家“講大道”。對家的爺爺奶奶很歡迎父親，他在那聊天看報，常常呆很久。他們的小孫女與我年齡相仿，性情特別溫柔，笑得時候眼睛眯成一條細縫，我們很快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找對門女孩玩，看到她家門口站着幾個鄰居，父親的聲音從房中傳出來。我擠進房間，這才發現裡面全是人。父親坐在房中唯一的藤椅上，平日裡那副木訥的樣子奇蹟般地消失了! 他臉上泛着紅光，談笑風生，噱頭一個接一個，聽眾被逗得哈哈大笑，他自己卻不動聲色。

“蓋叫天‘十字坡’里廂打孫二娘，?勿曉得伐，伊年紀輕個辰光用個是雙刀，兩把刀貼了耳朵飛過去，驚險得不得了，年紀大了才改單刀額。伊解放初來上海，一把刀飛過去沒插了台上，伊反應快，馬上來一句：‘何方階級敵人搞破壞？’阿拉坐了台下儕蒙脫，武松啥曉得階級敵人？”

“我講故事是練出來的。” 父親提起往事: 解放前進報館要加入三青團，他膽小沒敢參加，而家裡又沒關係背景，從新聞專科學校畢業後，只能在小學做代課的體育老師。

我忍不住想笑，父親走路跌跌沖沖，體育論哪樣都不行，居然還曾以此謀生！

“我把學生關了教室里，講三國水滸，伊拉想聽故事，就不吵了出去白相了。”

“幸虧讀書辰光嘸沒參加三青團，否則真不曉得會出啥事體了。”對自己當年政治上的謹慎，父親還是蠻感慶幸的，但對自己的另一次膽小，卻一直後悔莫及：“可惜文化大革命辰光把老早淘個書當廢紙稱，一共賣了52塊。”那時廢紙才3分錢一斤，父親當年一定是睡在書堆上了!

我捧着詩集，不敢再動，轉而詢問工作人員：“能不能把這本書幫我複印一下？”

“這是珍本書，複印損害太大，我們只能用掃描，幫你存到光碟中，不過價錢會貴一些。”

我聽說能留復製件，一顆懸着的心放了下來：“那就掃描吧!”

回到住所，我和先生用借來的計算機打開光盤，幾十年深藏的秘密就要揭開了，我有些緊張：真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發現！

“夜闌人靜，收拾着幾首在去年為她而作的詩稿，似乎尚有一點‘顧盼往景，悵然神馳’的感慨。” ——《自序》

五

一個周日吃罷早飯，父母合力將家裡的大床掀起來了。我第一次發現，床下的一排小箱子後面，全是沾滿灰塵的各種盒子。

“幫幫忙，慢慢來。”父親遞給母親一個沉甸甸的大盒子。

一會功夫，盒子裡面的東西上了桌，是一隻我在電影裡才見過的唱機!

父親又蹲下身，打開地上另一隻盒子，露出方方正正的彩色紙袋子。他拿起最上面一個袋子，從裡面抽出一張大大的刻滿一圈圈螺紋的薄片，隨即站起身，將片子對着窗戶仔細看了看，又對着它輕輕吹了口氣，在陽光的照耀下，片子上面升騰起渺渺的塵霧。

母親接過片子，熟練地放入唱機，輕微的沙沙聲之後，房間裡響起了激越的，嘹亮的，像是在弦上拉出來的陌生的樂曲。

“搿是京戲個胡琴，儂外公會——”母親話未說完，“嘎”的一聲，唱片不響了。

父親連連搖頭:“年數太多了，唱片也壞脫了。”

待將床底的貨色全部移到房間的一角以後，父母又開始拆床架，隨着床頭板被移開，在一塊橫板下面，露出堆疊整齊，用塑料繩紮好的書籍雜誌。當年我們這間房間與隔壁有一扇房門相通，後被堵死，父母就利用門口的凹檔做了多年的隱形書櫃。

“《大眾電影》！”我發現成疊的用漂亮女明星做封面的畫冊。

這是母親的收藏，她在文革前訂閱了多年的《大眾電影》。

又一個周日，母親出門很久才回家，胳膊下夾着一個嶄新的照相本，她當晚就開始把珍藏多年的老照片往上貼。母親是家中的長女，自小就被愛交際的外公帶出去見世面，待解放時已上中學，十里洋場的上海在她身上留下無法磨滅的痕跡。她年輕時上了彩色的肖像照，與那個時代的女性照在氣質上很不一樣，倒頗有三四十年代影星的風采。

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面影：“咦，搿不是黃宗英麼？”

“伊來指導辰光送我額，”原來母親年輕時曾活躍在上海教工話劇團的舞台上。“我專門演老太太，是主角呢。”母親指着劇照給我看，她的造型很像於藍在《革命家庭》中母親的打扮，“大家儕講演得老像額，喬奇啊到阿拉搿搭指導過。”

隨着家中舊唱片的逐張播放檢查，我很失望地發現被父親百般推崇的京劇和崑曲，真正是聽也聽不明白，反而是兒時熟悉的樣板戲淺顯易懂得多。最讓人驚訝的是父親並不是家中唯一的戲迷，母親可以一字不差地演唱越劇和滬劇幾十個段子，輕鬆跨越各個流派。她特別喜愛周璇的電影歌曲，嘴裡常常哼着曲調。每回電台里播放《雷雨》，不管是滬劇還是話劇，總能立即捕捉到母親的注意力，她聽得那樣專注，不准我們中途轉台。我曾猜測母親當年想飾演魯媽，但長大後看電影《雷雨》，才意識到母親在氣質上更貼近的是繁漪。她在如花似玉的年齡演老太太，不見得是心甘情願。

78年上海恢復重點中學考試，我報考了隔街的南洋模範中學，考完後就到外婆家過暑假。記得有個上午，我正讀厚厚一本《武松》，耳邊突然響起母親的叫聲:“儂搿只小駒來搿搭開心，我急啊急煞了。”她的聲音卻帶着笑意。

原來考試發榜後找不到我的成績，母親急得跑教育局和學校到處問，前一天下午才得到結果。

這張市重點中學的錄取通知書真是神奇！我的存在給母親帶來那麼多煩惱之後，終於也收穫到喜悅。“阿拉嘉珉讀書從來不要我操心額，”母親以後跟人提及孩子讀書時，常會加上一句，神情頗為自豪。不過在家中，她苛刻的語氣絲毫沒有改變：“木篤篤啥事體啊不懂，只曉得讀書，下趟有搭苦頭喫了。”

下午母親帶我回家，在外灘她沒有像往常那樣換乘26路，而是往陌生的街道走，過了一會指着旁邊的一幢大樓說：“搿搭是中百一店。”

我這才意識到，自己正站在上海最著名的南京路上。

母親沿途指點着一些早知其名未見其形的建築：第一食品商店，大光明電影院，東亞飯店，最後止步在街角一幢氣派的大樓前：“搿搭是中百十店，老早的永安公司，阿拉進去看看。”

母親一進門就詢問布料櫃在哪裡，待到櫃檯，她沒有像往常那樣到處尋找打折出售的零料布，而是細細觸摸標價昂貴的整匹呢料。

母親的反常舉動在外公外婆的下一次來訪中有了答案：外公拿到在文革期間被強行扣除的工資，被沒收的老房子也讓住回去。外婆讓母親幫忙選購物品，向在逆境中對老人們敞開大門的朋友和他們的家人致謝。父親事後發出感慨：“姆媽真是細心，撥伊個銅鈿全部還回來。”我這才知道，當文革中外公的工資從近三百元降到十元四角生活費時，父母一直在經濟上給予老人資助。

“躺在紫銅色的晚霞下底大街上，

有一位高貴的夫人在攜着一個小孩步行。

當我的眼睛辨識了這是她的背影、

那痛苦的網線便將我的心兒扎得緊緊！”

——《大街》

六

父親喜歡看電影，每次搞到電影票，總是催全家早點去，被母親戲稱為“恨不得等電影院開門好第一個進去。”

有一次他在鄰居家閒聊時提到一樁往事：“《鐵道游擊隊》電影要重放了，秦怡個芳林嫂人人儕講漂亮。53年這本書出版前頭，劉知俠到上海青年宮來開座談會，我問伊為啥芳林嫂出來嘎晚，伊講書寫到一半，有人告訴伊寫書沒女主角搿個書賣不出去額，伊就臨時加進去一個。” 在五十年代，父親以“文學愛好者”的身份參加在青年宮舉辦的各種文學活動。

說歸說，父親對電影明星的熱情可比對京劇演員們低多了。但隨着好萊塢舊片的重映，他宣布了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名字：

英格麗·褒曼

“我有個同學窩裡是開電影院額，每次褒曼個片子進來，我必定去看。”父親看褒曼電影自然不花錢，還是老花頭，代筆為同學寫作文做交換。

我看的第一部褒曼主演的影片是《愛德華大夫》，褒曼那優雅高貴的氣質立即征服了我，她也成了我的偶像。

日後交大包兆龍圖書館放錄像，只要有褒曼的片子，我就給父親加買一張票，他早早地等在放映廳門口，一定要我到了以後才一起進去。

只是像父親那樣土氣的老夫子，會迷上褒曼這樣完美的女神級電影明星，的確是出乎我的意料。

80年代初，上海各個場館紛紛辦起了舞廳，五音不全的父親跟着母親和她的朋友們踏入五光十色的舞場。

“老潘，儂坐邊上捧捧場。”

母親將父親安頓好後進了舞池，那裡是她的天地：只要音樂響起，無論是快三慢四，或是倫巴探戈，母親一概駕輕就熟，從容應對。母親年輕的時代正受蘇聯影響，交誼舞盛行，她喜歡帶十來歲的小妹去跳舞。據小阿姨回憶：當年坐在舞場邊看熱鬧時，常有男士前來打聽：你姐姐有沒有男朋友啊？

母親不光交誼舞跳得出色，而且嫻熟男步，又樂於指點，在清一色女性的幼兒園老師中，這一特殊技能無疑大受歡迎，沒多久在我們新居弄堂里也傳出了名聲。母親一反文革期間的低調，成了里弄文藝積極分子。

記得曾有人稱讚某位女士舞跳得好，一直在場邊沉默的父親突然插上一句：“就是腳尖缺乏彈性。”此話一語中的，不過出自不會跳舞的父親之口，實在讓人忍俊不禁。

當然最具權威的評論還是來自母親，“快三（華爾茲）最看基本功了，輕重一掂就清爽了。”母親所謂的“輕重一掂”，是指根據女伴在快速旋轉時身體是否輕盈，男伴馬上就能判斷其跳舞的水平。

當一個新的時代到來後，時尚也轉了向，被推崇的幾乎全是母親所擅長的: 唱歌，跳舞，化妝，打扮。母親洗完頭後，用海綿夾子將頭髮細心地一叢叢捲起來，待干後稍加梳理，便成自然起伏的長波浪，常引來同事鄰居的問詢：這髮型是哪家理髮店做的？

“儂搿種鄉下人習氣改啊改勿脫了！”在以樸素為美的年代過去以後，土氣得一如既往的父親讓母親越來越難以容忍。那時幼兒園老師都把菜帶到單位里，中午吃飯前用大鍋蒸熱，午休時大家邊吃邊聊，是一個社交的時段。誰家的伙食精緻，花樣翻新，總能贏來嘖嘖稱讚。而父親連續幾日乾巴巴的豆腐乾黃豆燒肉丁，讓母親很感丟臉，家裡為此時有風波。

我特地向父親當年的學生打探：他在工農速中教書時，班上都是經過選拔的工農子弟，大部分年齡與他相當，女學生也不少，是新中國重點培養的幹部，大多日後走上領導崗位。但父親十多年間一直保持單身，從未聽說有女朋友。

按說父親年輕時瘦削英俊，出身下中農，是標準的紅五類，拿着近百元的高工資，單位又能分房，可算是“金牌王老五”，找對象完全不是難事。可他拖到中年，才娶一位資本家的大小姐，門不當也戶不對。現在看來，詩集中提到的“她”顯然對父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直到母親的出現，才讓父親有了開始新生活的勇氣。

從內心深處，父親對小資情調是頗為欣賞的，可惜在他充分浸淫之前，就被時代的滾滾洪流沖刷得了無痕跡，待世道再度輪迴，他已年過半百，無力趕上精緻生活的班車。

“爸爸上門個辰光，外公外婆哪能講？”我曾好奇地問母親。父親比母親年長九歲，可能會有阻力。

“伊跟儂外公聊京戲，跟儂娘舅阿姨講故事。”顯然父親的首次上門非常成功。“儂外婆講阿拉三囡（我家老三，母親在家族中排行第三）不會做家務，儂爺就講伊來做。”父親遵守了對外婆的承諾，婚前從不做家務的他就此包攬了買汰燒。

作為舊上海的富二代，外公曾趕上當年的流行時尚：寧波話，英語和京戲。不過外公作為京劇票友，只拉琴不唱戲。他為人慷慨，每回出門外婆總保證他皮夾裡帶足現錢，票戲時常為已落魄的朋友買單，也不顧忌會招來麻煩。

正因為這份豁達灑脫，外公一輩子度過很多險關。56年公私合營時，外婆代表外公主動上台宣布：除留一幢自住房外，“自願”上交國家16幢房子和市區3畝地。這一舉動讓外公成為“可以改造好的資本家”，保留了副廠長的待遇，直至文革。

父親淵博的京劇知識，讓外公喜獲知音。父母的結婚家具由外公親自挑選，這門婚事得到了老人們的誠心祝福。

母親在外婆家通常只報喜不報憂，偶爾埋怨自己的婚姻，外婆就會勸解：“結婚前頭眼睛張張大看清爽，結婚之後就要張一隻眼睛，閉一隻眼睛；講到底人嘸沒啥不好，不喫香煙，不喫老酒，屋裡又肯做。”

“做夢，這在年輕人看來似乎是相當偉大而需要的！當我們找不到出路的時候，我們所要的就是夢！

……

去罷，我的青春！我的夢！”

——《自序》

七

八十年代初父親的職業生涯有了轉機，他被調到夜校部，辦公室在工程館旁邊一棟兩層小樓的底層，後半間有一個大開架，存放着全國出版的文學期刊，我每期必讀的是《人民文學》和《收穫》。

名為夜校部，其實父親很少晚上出去，他重新走上講台，與同事們一起，在交大開設了一系列的文學藝術選修課，為日後成立文學藝術系奠定了基礎。

通過微信全球問詢，我找到一些當年聽過父親講課的交大校友。根據他們的回憶，父親開設的課程是《古漢語》，地點在新上院最大的階梯教室，他講解《古文觀止》篇章時，其幽默感加之浙江口音，他們至今還有印象。

“記得他上課時說，”一位學生提及，“有個人穿褲子，一直是先穿左腿，再穿右腿。有一次他突然先穿右腿，就說明他有心事了，這就叫心理學。”

有一天放學回家，見到父親很高興，他說剛講完兩個單元的《長恨歌》，學生反響特別強烈，不光階梯教室滿座，連走廊上也站着人。父親那日興致極高，給我講解了《長恨歌》，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詩歌本身，而是父親隨口引用了後世各樣文學解讀，甚至包括幾種戲劇的唱詞，這與他深厚的戲劇修養息息相關。

父親對京劇的痴迷終身未改，每當電視上轉播名角雲集的《群英會》，他叫上我一起觀看。每個角色上場，他解釋在哪一年哪個劇場此角色由這一流派的哪位出演，甚至詳細到琴師的姓名。可我雖自小陪父親看戲，實則從未成為真正的戲迷，父親的話就像是片飄過的雲，歲月的季風颳過，早已消散得無影無蹤。倒是母親當年常唱的“燕燕做媒”（滬劇《羅漢錢》），“十八相送” （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和“拷紅”（周璇《紅娘》）還記得幾句。

“講清爽《長恨歌》需要5-6個鐘頭，45分鐘只撥儂講個大概。”

可惜這是父親唯一一次為我講課。父親從不主動教我，而我也像賭氣似的，對父親滿腹的古董並不央求去了解，對於這份無法彌補的缺失，至今追悔莫及。

數年後我就讀交大，好幾次在食堂里遇上對面坐着的陌生人詢問：是不是家裡有人在交大當老師？然後解釋當年曾聽過父親的唐詩課，印象極深，發現我長得很像父親，故而發問。

“唐詩不是我個專長，沈老師比我講得好，伊噱頭勢濃。” 與父親兩度同事的沈老師我也遇見過幾回：矮小的個頭，動作誇張，言辭犀利，稱母親為“嫂夫人”，提到父親總說“老潘是忠厚之人”，舉止就像在台上唱戲一樣。他57年被打成右派，發配新疆勞改二十多年，在那娶了一位來自四川的逃荒女，人生經歷與電影《牧馬人》的故事如出一轍。

一向自稱以格律詩見長的父親，此時才提及自己對先秦諸子散文頗有研究，當年曾得很多名師親授，參與編寫《大學生文學詞典》時，這個條目在主編何滿子老先生處一次通過，而其他由文科院校老師撰寫的條目則需反覆修改。但在一個工科大學，這樣的內容連開課都很少有機會，更不用說作專題研究了。父親在世時，國學不像當下這麼熱，他的滿腹才學鮮有施展的餘地。

轉眼間，我高二快讀完，到了需要決定學業方向的時候。與父親當年偏長文科不同，我各科成績均衡，無明顯弱項，也挑不出長項，選擇就很困難。從興趣上講，我愛讀新聞特寫和報告文學，真實的事件總比虛構的情節更能打動我。

“復旦新聞系好不好？”我曾問父親，他沒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提醒到：“江灣五角場老遠額，儂每個禮拜要軋車子。”

這句話正中我的要害，我自小暈車，每周擠公共汽車斜穿市區去上學，想着嘴裡都泛酸水。

不讀新聞，我索性就近填報。待拿到交大的錄取通知書，父親比我還要高興，吃完晚飯就說去看校園。

我很奇怪：自小在交大的院子裡長大，有什麼好看的？

“儂一年級辣法華鎮路分部。”這顯然是一條沒去過的馬路。

我像小時候一樣，高高興興地跟着父親往外走。那個時候，虹橋路朝華山路反方向是一條光禿雜亂的馬路，被驕陽熏蒸的空氣里常帶股爛菜皮腥蝦魚的味道，好在八月的夕陽已少了熱度。父親一路上不停地叮囑我：番禺路前搿片棚戶區夜裡不要一個人走，來番禺路上可以乘72路，兩站路就要下來，不換48路還要再走一站。待父親示意我在番禺路轉彎，眼前頓然昏暗，耳邊響起“知了”的奏鳴，伴着“滴滴答答”的落水聲，還有顆水珠從我的臉頰上劃落，滿鼻是藥水的味道，顯然這裡剛打過蟲子。

“這條是新華路啊！”我的眼睛適應了驟然變暗的光線後，這才看清楚路牌。沒想到除了衡山路擁有高大濃密的法國梧桐，新華路也是綠蔭蔽日，沿街保留着不少舊洋房。我們沿途看風景，不知走了多久，最終轉到一條狹窄的小巷，巷子盡頭有一扇大門。“記得從香花橋路穿過來就到了。”

在法華鎮路度過大學第一年後，我搬回熟悉的本部校園，學業上雖說拿到了甲等獎學金，但玩機械非我所長，興趣也培養不出來。我又提出想畢業後轉行，去復旦讀新聞系研究生。

這次父親沒有反對，說曾把我中學時寫的一篇採訪稿給在報社工作的鄰居看過，鄰居認為我很敏感，讀新聞是沒有問題的。

“要是我晚脫幾年，新聞專科學校個畢業生儕進了新華社。”父親不無遺憾地說， “不過，儂最好學一點速記。”

我立即訂了速記的函授教程。上復旦，進新華社，我的人生第一次有了清晰的目標！

但我很快發現，經過數年的理工訓練，文字對於我而言，已成了荒疏的符號。

“儂覅急，”父親安慰我，“寫作搿樣東西，就是要多練習，儂慢慢來，會越寫越快額。”

不料想此後接二連三的反擊浪潮讓我打了退堂鼓，新聞夢就此破滅。

我對時事政治沒了興趣，一輩子與政治絕緣的父親卻在退休前夕加入了民主同盟。

請給我一把刀，

請給我一瓶酒；

讓我吸醉破瓶的酒、

再去吻快刀的口！

這世界太黑暗，

這世界太腐舊；

——黑暗使我頹廢，

腐舊使我作嘔！

——《死的前奏曲》

痛快淋漓的詩篇，哪裡像我熟知的謹小慎微的父親的行文! 而一個初到十里洋場的農村貧困青年，能在短時間內出版個人詩集，其銳意進取的鬥志，正是母親一慣欣賞，卻從未在父親身上發掘出來的。

八

“儂就像個東郭先生，走路都怕踏殺螞蟻。”母親對父親的埋怨中，總能倒出一腔苦水，而我從小聽到的父親的叮囑，常常能引發恐懼的聯想。

“每趟坐下去前頭要看看清爽，椅子上頭有麼紙頭？紙頭上面有麼頭像？”

“人家講閒話提到啥人不好瞎跟額，到辰光出事體連儂一道搭進去。”

而最讓母親不滿的是文革時期父親對樓上鄰居的“軟弱”態度。

其實在那個年代，根正苗紅的父親讓有蘇聯特務嫌疑的鄰居吃點苦頭，可謂易如反掌，而父親反讓對方把我們當成“入侵”的敵人對待。據說剛入新居時，母親向鄰居解釋自己有神經衰弱症，晚上睡眠不好，希望她家夜晚下樓時走路能輕一些。不曾想那女人和尚在讀中學的女兒第二天就上街各買了雙硬塑料拖鞋，到了熄燈時間樓上樓下慢慢騰騰來來回回地走。雖說廚房是兩家共用，但鄰居用大桌子木椅子把地方占了一大半，我們只能擠在靠近房門的角落燒飯。

每天早上起來，鄰居那矮小的身影已出現在廚房的水龍頭前，水斗里擺放着一隻搪瓷臉盆，盆里要麼放件衣服，要麼裝幾條小魚。鄰居用鐵棒磨成針的耐心，把衣服一寸一寸輕輕搓洗，將小魚一條一條細細打理，直到上班上學時間。儘管廁所里有個巴掌大的小水斗，但我寧可用弄堂里的公用水龍頭。到了寒冬臘月的清晨，我抖抖索索地端着杯具，睡眼惺忪地走過打滑的水門汀地，用長滿凍瘡的手費勁地打開結冰的水龍頭，那份透心的涼意至今都能從心底里泛上來。

當文革後父親分得一套虹橋路84弄（位於恭城路，廣元西路和樂山路交匯處，本世紀初被拆除）位於底樓的小二房居室時，弄堂里的男孩都出來幫忙搬家。我開心得做夢都能笑醒：再也不用冬天早上出門刷牙了！

“單位里90%加工資儂都輪不到!” 母親眼見着同事朋友的丈夫們文革後連連升職晉級，對父親的無所作為幾乎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父親在56年被評定為中學四級教師，月工資94元5角，不曾想一拿就是26年，每輪加工資，母親從不拉下，而父親次次服從領導，發揚風格，一派君子作風。

而領導對父親的忍讓犧牲，對他患有高血壓幾十年，從未請過一天病假的敬業，似乎也沒當回事。父親早就評好的高級職稱，兩年沒批下來，他也從不去領導那裡詢問。後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是領導將報告放在抽屜里，“忘記”上報了。聽說那位領導向上解釋：潘老師平日教書稀里糊塗，故暫時沒報。正巧當時主持教務處的，是父親在工農速中當班主任時的學生，聞言後大怒，說別的老師不了解，潘老師教課的質量我還是清楚的，分明是胡說八道! 也幸虧他出面，父親的高職終獲批准。

與父親的裹足不前相反，母親多次被評為區先進教師後終獲升職，先後出任兩所新建幼兒園的園長。

“新月含着銀色的笑容將柔波吻弄，

溫風捉住夜鶯的情歌向花叢輕送。

愛！請你踢開旅程底惡夢，

讓我的希望來躲在你的懷中！”

——《良夜幽情曲》

九

貫穿我的學生時代，父親在其中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參加了我學校里的全部家長會，包下所有需要家長簽字的表格或成績單，儘管極少將老師的告狀或表揚轉達給我。

待我上大學交了一位外地學生作男朋友，家裡驟起波瀾：“伊拉儕講?小囡又不是尋不着，去尋外地人作啥，要房子嘸沒房子，婆家一點靠勿牢。”

一個周末我和男友上街購物後一起回家，進門就聽見母親喊：“嘉珉回來了，幫外公做色拉啊。”

可不，我一眼就看到了外公出門必帶的手杖。

外婆端坐在沙發上，盯着男友細細打量，“聽伊媽媽講起過儂額。”

外公見到男友手裡的衣袋，“可以看看你買的東西嗎？”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儘管夾雜着濃重的上海口音，外公開口說的是普通話。

“培羅蒙的西裝，萬象的羊毛衫，這些都是上海的老牌子呢。”外公連連點頭。其實選購時我們只看樣式，根本沒考慮品牌，撞到外公喜歡的牌子，完全是湊巧。

外婆笑眯眯地轉向母親：“我看伊蠻像儂爸爸年輕辰光個樣子額。”

沒多久，外婆就托母親捎話，為慶祝外公外婆七十大壽和金婚，邀請男友帶相機去人民公園給全家拍照，然後一起吃飯，她都沒有考核男友的拍照水平是否合格！

也是上天有眼，那日清早起來，陽光分外明媚，母親忙着監督我們換上新裝，幫着整發化妝。一大家子聚齊後，舅舅阿姨們都學着外公，費勁地跟男友說上海普通話，個個留下開心燦爛的笑容。男友臨時借來的相機也很給力，拍出的照片張張清晰，讓外公外婆非常滿意。男友連上海傳統的毛腳女婿上門禮都沒有舉行，就被家中的長輩接受。

父母從此對我的選擇不再說什麼，但父親堅持我周末要回家過，男友曾開玩笑說：“把你還給你爸爸。”

“青春萌動的浪漫之作”

“流露出一種失落之情”

“充滿了頹喪情緒”

谷歌上對父親詩作貼上的標籤，不知是出自誰的手筆，這樣的“蓋棺定論”要是放在特殊的年代，無疑會遭來麻煩!

十

搬到84弄後，父親新添的第一件家具，是一隻帶玻璃門的書櫃。每當文革禁書重獲出版，他就到徐家匯的新華書店門口排隊購書。父親總是取出棕色厚實的牛皮紙，將買回的書方正規矩地包好，再翻轉書脊，用鋼筆工整地寫上書名，然後才將書上架。父親的新收藏以傅雷和朱生豪的譯作為主，《歐也妮·葛朗台》、《高老頭》、《約翰·克里斯朵夫》和莎士比亞全集，與各式各樣的字典詞典占據着書櫃中的前排位置，中文現代小說只有一本——沈從文的《邊城》。

“年紀輕個辰光嘸沒事體就到福州路淘書，現在交關老書是再啊尋勿回來了。”父親始終對文革中因怕出事，賣掉大量藏書耿耿於懷。而他出錢費力買的這堆寶貝，自己卻不碰，像是專門存着等待我去“發現”。

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仿佛是命中注定：大學畢業後，我改行到交大圖書館做研究生，之後第一份工作也在圖書信息領域。

父親88年底退休的時候，每月才得148元，比30年前漲了不到6成。他捨棄了在交大食堂買了幾十年的鮮肉大包，改成廣元路口點心店的高莊饅頭（一種白面饅頭，裡面沒有餡），回家切片蒸了吃。午飯與我中學時在家一樣，一碗掛麵外加兩勺罐裝的香菇肉末。

晚年的父親很落寂，他常常站在家門口的弄堂里，跟每個走過的人問好聊兩句。84弄是一個開放性的大院子，家家獨門獨戶，儘管在同一單位工作，但鄰裡間像當年那樣的親密關係已不復存在。所幸的是老鄰居們，昔日的學生們還惦記着他，盡力關照他。

我婚後頭幾年住在交大法華鎮路分部宿舍，曾想去美國讀博士，父親沿着當年帶我散步的路徑，專程給我遞送投寄到他那的申請資料。

“爸爸，介遠個路，吾自家來拿。”

“勿要緊，我鍛煉鍛煉。”父親看我打開大大的信封，從裡面抽出印刷精美的冊子，情不自禁地伸手觸摸：“搿個紙張真好!”後來我全額獎學金沒申請到，洋學夢破滅，父親也來得少了。

有一次去看父親，臨別時他突然對我說：“曉得儂名字是啥意思？”

“石頭啊。”我沒好氣地回答。

“勿是普通石頭，好好雕琢可以成為玉個石頭。”見我低下頭，父親又說：“現在看看，我起過介多名字，從字形結構勻稱，音節讀上去響亮，蘊意含蓄幾方面，儂個是我起過個最好個名字！”

我不敢抬頭，淚水在眼眶裡打轉。我讀書時喜歡用筆名，但從那一刻起，我知道今後只要動筆，我會署上父親起的名字。

待我搬離簡陋的大學宿舍，父母高興地前來新居探訪。母親逗着兒子說話，她自從有了第三代，往日對工作的的專注轉向外孫，成為耐心又慈祥的外婆。而父親則好奇地站在計算機前，看我搜索互聯網，當發現查詢的內容很快出現在屏幕上，他驚訝極了：“現在介先進啦，搿種事體老早從來嘸沒額。”他嘆了口氣， “我解放前讀個書儕記得，解放後讀個儕想不起來了。”

我望着父親，歲月如梭，昔日小女孩眼中高大的父親如今成了病弱憔悴的老人，而我在不經意間已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整日為生計奔忙，少有閒暇翻書，青春的夢想早就被放到了心中最不起眼的角落。

家中最幸福的要數外公外婆，在攜手共度大半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之後，他們隆重地慶祝了八十大壽和鑽石婚，留下四世同堂的全家福，此次壽慶的攝影師外婆仍指定由先生擔當。

對於解放前的人和事，父親儘管提起過，但從不涉及具體的細節，比如人名或住址，我也沒見他與當年的任何人有來往。父親全部的人際關係，都是從工農速中後開始的，即使他帶我外出探訪他的老學生舊同事，也沒有超出徐匯長寧區的地界。

那個家裡開戲院的同學，那個家裡開影院的同學，那些幫助父親出版詩集的好友們，還有那個在街上走着的“她”，父親是不想碰面，也碰不到面的了。

幾十年的經歷，讓父親把自己的青春年華，小心翼翼地，不留痕跡地擦掉了。

“我要在星光下爬上荒涼的丘陵

自己來揀一個清雅的墓墳。

在那時啊：

西風是送葬的哀歌，

落葉是埋身的衣衾。”

——《醉里》

濱海古園內一片寂靜，略帶熱力的陽光驅散了墓地的寒意；臨近的杭州灣泛着平和的清波，容納下人間的悲哀喜樂。父母最終安歇在一個清雅的所在，與不遠處的外公外婆相伴，只可惜他們過世於國家經濟騰飛、退休教師待遇得到極大改善的前夜。

先生打開電子筆記本：“爸爸，沒想到你還有這一手！”

在父親的墓前，先生朗誦起封存了將近七十年的詩篇：“請給我一把刀，請給我一瓶酒……”

十一

除夕的夜晚，全家圍坐着吃年夜飯，記不清母親為了何故突然發起脾氣，父親將碗筷一推，起身就往門外走，連外套也沒拿。

我趕緊抓了件鴨絨背心跑出去，在弄堂口追上父親。

昏暗的路燈下，父親默默地穿上背心，走出了弄堂。

此時家中清晰地傳來母親的厲聲喊叫：“看儂死到阿里去，快點回來！”

我轉過身，磨磨蹭蹭地往沒有溫暖的家裡走，外面馬路上陸續傳來“噼噼啪啪”的鞭炮聲，空氣中散發出淡淡的硝煙味道。在一個本該闔家歡慶的夜晚，我感到無比的孤獨和悲傷，眼淚止不住地滾滾而下，不知是為我的父母，還是為我自己傷心。

幾十年來，我始終認為父母的結合是一場悲劇，只是無法理解是什麼吸引他們最初走到了一起。在他們過世十幾年後，通過一冊小小的詩集，一切終於豁然開朗：

一位才華橫溢的英俊詩人，另一位感性的文藝女生，這本該是地造天設的一對：一個熟諳文字的創作，一個擅長字詞的表達，舞台是他們心靈的家園，戲劇是他們溝通的語言；如果沒有時代的洗禮，他們的命運，該會有怎樣的不同!

“為了愛的靈感，

我得永遠地愛你深深，

直等到死神來臨，

我還要堅持着不變的鎮靜

期待上帝來證明——

證明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唯一的愛人！”

——《痛苦的靈魂 獻給N夫人》

——全文完——

*文中引用詩篇，選自潘清劭《青春之夢：現代新詩集》，現作為民國珍本，收藏於上海圖書館。本文標題來自詩句“我懷念得如幻夢般的悠揚”。

*潘清劭（1927年4月28日 - 2001年8月13日）浙江上虞人，就讀紹興春暉中學，上海新聞專科學校。就職上海市第一工農速成中學，上海交通大學，任文學藝術系副教授。

*作者 嘉珉 本名潘嘉珉，上海交通大學工學學士，計算機碩士，現定居英國，就職英國地方政府。

後記

發現父親的詩稿後，時間一晃又過了兩年，在這期間，仙逝的長輩們無數次地進入我的夢境。夜半醒來，透過朦朧的淚眼，緊鎖在心底的“華山路1859弄”那扇絳紅色的大門被一寸一寸地緩緩推開，那裡曾經上演的，或許是那個時代的尋常一幕，而作為普通人，對命運的承受與默認，卻讓人久久不能釋懷。

2016年春，為慶祝上海交通大學建校120周年，交大文學社在湖北麻城舉辦詩歌朗誦會，我選送父親一首《良夜幽情曲》以作紀念。時間的長河無情地流逝，帶不走的，是文字永恆的魅力。

在此，謹向幫助發現父親詩稿，提供父親生前信息，和協助修改本文的各位相識或不相識的朋友們敬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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