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男性的嫖妓問題

  中國老年人性行為的資料是一位博士生調查的。看看還挺發人深省的。這並非在揭示某些老年男性“心靈的醜陋”，而是人性本身的問題。文章說到那些上年紀的妓女時，真為她們悲哀。摘編如下：

  老人為何會找小姐，什麼樣的小姐會為老人服務？為什麼八、九十歲的老頭路都走不穩，卻還會買春？對醫學常識的無知，出賣身體的中老年女性和買春的老頭都不戴安全套，導致有些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調查者曾參與過多次艾滋病課題研究。2011年，當她走進南部某省C城的東大橋地區時，所見所聞帶給她極大的震撼：沒想到在如此髒亂差的地方，中老年人性交易“紅燈區”卻供需兩旺。而二三十元的交易價格、提供性服務大姐們命運之悲苦、以及他們對待艾滋病的態度，都令人驚訝。

  在C城東大橋，據當地疾控中心統計，最多時大約有200多個性工作者。但由於她們的流動性、隱蔽性，政府和民間都無法統計出確切人數。

  從2011年到2015年間，調查者重點追蹤訪談了41位農村老年男性，其中33個嫖客，其中30位是艾滋病感染者。她還對15位出租屋小姐進行過訪談調查，同時她還詳細訪談了老年男性、店鋪老闆、C城市疾控中心官員、老年嫖客老伴等數十人。

  C城東大橋是歷史悠久的商業街區，碼頭文化、商業文化和普通百姓市井文化交融。其他街區已非常現代化，但東大橋仍是髒亂差，面臨着拆遷整改。這裡街道狹窄，路旁是低矮的舊樓房。一層臨街商鋪大多是理髮、縫衣、編筐等店面，街道上還擁擠着從山上挑擔販賣物件的小商販。沿河的那一邊，不少吊腳樓被埋在小山一樣的垃圾堆里。靠近河岸的地方還臨時搭建了有幾十間棚戶屋，裡邊住着中老年小姐。她們有時候關着門做生意，有時候就敞着房門洗衣或做飯。河堤上，不少老頭子來回逡巡，不斷向棚戶屋張望。

  在調查者的觀察中，早上七點不到，東大橋就開始熱鬧非凡，早點攤、地攤擺出來，一些老爹也已經背着手或者拿着包就出現在街上，從事性交易的大姐們要不已端坐出租屋門口，要不也打着艷麗的遮陽傘走到河堤上攬客。

  浮萍般的大姐們，稱租來的房子為“屋”。東大橋的“屋”對這些大姐而言，雖被人指指點點，但與在髮廊、酒店等其他地方比起來，她們覺着這裡更有尊嚴、自由和控制權。“屋”不大，大多沒有衛生間，也沒有自來水，只能擺得下一張床，還有個燒蜂窩煤的小爐子用來做飯。

  2015年調查者離開東大橋時，那裡已開始拆遷，很快將建設成為河岸旅遊休閒度假區，而那些大姐有些回到老家帶孫子孫女，有些分散到市區隱蔽的住宅區中繼續“做生意”，而時常光顧生意的老爹，也隨之而去。

“老人買春”是一個研究空白

  老年人艾滋病感染率上升，歷年艾滋病疫情報告顯示出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下文簡稱HIV/AIDS病人）絕大多數是青壯年。但近年來，國家流行病學數據體現出趨勢之一就是老年人感染報告數增加明顯。2015年有關統計數字顯示，廣西憑祥、湖南湘西地區、江西部分地區等，老年艾滋病感染者呈上升趨勢，且幾乎都是經異性商業性行為傳播。

  調查者發現老年人的心理需求和性需求較少有人關注。國內社會科學界對“老人找小姐”問題的研究基本空白，一些媒體報道過老年人被抓嫖新聞。報道解釋認為，老人經濟條件好了，身體不錯，因為孤獨來找小姐。但調查者認為這些理由無法深入解釋那些成群結隊找小姐的老年人，他們不僅僅是孤獨。

  為了與二三十歲的“小姐”區分，調查者用“大姐”稱呼這些四五十歲甚至60歲的性服務者。C城東大橋是附近農村老年男性的“市中心”，他們在此買賣貨物、社交、求醫看病、休閒娛樂，也是他們“找妹子”的地方。

  調查者發現，當地的老頭即老爹會通過“看”、“走”、“談”以及“幫拉客”的方式和大姐之間互“撩”互動；通過“摸一下”、“來一下”、“聊白話”等暗語講價買春；更有老人與大姐成為情人。

  大姐們認為自己“下水”很醜，不光彩，但也有的人認為“笑貧不笑娼”，沒錢更會被人瞧不起。她們不會告訴家裡人做什麼，但其實不少人的家人知道，但只要她們持續向家裡寄錢，家人就裝糊塗。

  在東大橋，做賣春生意的大姐與房東形成“共生”關係，在她們遇到騷擾和被聯防隊員抓時，房東會提供幫助。實際上老年嫖客對當地警方而言也是難題，東大橋性交易價格太低，老爹都很窮，抓嫖客時抓到這些老爹，因為擔心老人身體出意外，不敢長時間拘留，又難罰到款，各方面也就沒有動力來掃黃。

攬客大姐唱“小和尚下山去化齋”

  不用說話，只需一個眼神，賣春的大姐和賣春的老人，都知道對方意思。有個老爹，逡巡多時，路過“豐滿大姐”屋子時，先瞅了瞅四周，見沒人注意他，先前腿腳不利索的他，卻能一個箭步衝進“豐滿大姐”屋裡，隨後急切關上了門。

  還有一次，一個老爹跟老伴路過，老伴在前面走，老爹在後面，他看到“豐滿大姐”就放慢了腳步，一邊走一邊用力扭着頭看，臉上表情緊張又愉悅。走了很遠還扭着頭。

  臨街的大姐不會主動攬客，她們只消搬把椅子坐在門口，與路過的老爹“眉目傳情”。而租住深巷子的大姐，為了“生意”只能到河堤上攬客，她們也最吸引老爹目光。

  她們打着紅色、粉色、黃色等鮮艷的遮陽傘，穿着鮮艷衣服，有的大姐還穿短裙、黑絲。每天上午9點到12點左右，打傘的大姐在河堤上眼神迷離，10點鐘到11點生意最多。調查者發現，攬客最活躍的是粉傘大姐和紫傘大姐，一個妖嬈，一個誘惑。

  穿紅衣、撐粉傘的大姐盯上了一個步履蹣跚的老爹，跟在老爹身側邊走邊唱“女人是老虎”，小和尚下山去化齋，老和尚有交代，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見了千萬要躲開……他們沒有過多交流，老爹側耳聽了會兒歌，就跟着她走向巷子。粉傘大姐向巷子深處走，起初老爹還有點兒猶豫，站在橋頭猶豫了一會，後來就跟着粉傘大姐進了屋，大約七分鐘後，這位老爹從屋裡走出來，臉上表情滿足。

  12分鐘後，粉傘大姐又回到了河堤上，她撐着粉傘跟另一個老爹搭訕，伸出兩根手指，要20塊錢，老爹搖頭，粉傘大姐有些惱：這都沒得！生意沒談成，不過老爹也沒白來，臨走摟了大姐一下，手在大姐屁股上摸了一下。

  紫傘大姐身穿修身黑衣短裙、黑絲襪，是粉傘大姐的“競爭對手”。一個老爹剛走到河堤中間，大姐用紫傘擋着，拽了一下老爹衣袖，問老爹要不要，老爹看了看她，起初沒動，但當紫傘大姐往巷子深處走時，老爹也就跟着走進去。10多分鐘後，做完“生意”的紫傘大姐又回到河堤。她瞄上了一位拄着拐杖、走路顫顫巍巍的老爹，老爹看起來至少80歲。

  “二十塊錢，玩下嘛，來嘛！”紫傘大姐眼裡都是媚態，嗲嗲地說。隨後她慢慢踱步向前走，三步一回頭，老爹着魔一樣，拄着拐杖邁着小碎步跟着。紫傘大姐已走進了巷子，而老爹還在橋頭，紫傘大姐回頭喊：下來嘛，來嘛！

  老爹左右看了看，看沒人注意，拄着拐杖慢悠悠地走進巷子裡。巷子口那片拆遷後留下的碎石瓦路，對於老爹是個考驗，老爹走得小心翼翼。拄拐老爹從往巷子裡走，到走進紫傘大姐的屋子，到做完生意出來，用時約12分鐘。

  這些大姐們對七、八十歲的老爹並不驚訝，其實來買春的老爹中，年齡最大的九十四歲。

  在東大橋“做生意”的大姐一直處於流動中，但年紀越大的大姐，流動性越低，如愛玩牌的“賭王大姐”已在東大橋15年。

  “賭王大姐”總結說，東大橋客源穩定，雖然這一帶沒有“紅燈”標誌，但對周邊鄉里人而言，這是他們往來交通便利的商業區，很多老爹都是固定客人。另外她們與房東及周邊商戶有着互惠關係，互相照顧生意，“在其他地方，要看老鴇臉色，做生意還被抽成，在東大橋，做一個還是做兩個，沒人抽成，自己決定什麼時候、跟誰做，想休息就休息，在這裡300塊錢租房，是自己的空間，想關門就關門，也不像以前擔心被派出所抓了罰錢。”

  這些大姐們還認為，這裡主要做老爹的生意，老爹的時間短、效率高。一般大姐不讓老爹脫光衣服，只求速速解決，基本上每個老爹找一次妹子，從進門到離開，只要10分鐘左右。夏天濕熱，一般只有半個上午、做五六單生意。而春秋和冬天，大姐們一天可做10多次至20次生意，這樣每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這也和當地疾控中心根據免費安全套發放情況間接計算出來的數據比較一致。

帶孫子的大姐：等孩子睡着了“做生意”

  在東大橋做性工作者的大姐，絕大多數都婚姻都不美滿，幾乎每個人身後，都有一個不靠譜的丈夫、一兩個有問題的兒子和需要養育的孫兒。

  這些大姐沒人從年輕時就做小姐，他們從鄉里出來，做過很多工作，如賣菜、賓館服務員、保潔員等，但因工資太低無法養活全家。

  “帶孫子大姐”有個不到2歲的孫子，她無奈地說，要等孫子睡着了再做生意，她專門做熟人生意，自己安排時間。

  東大橋的性工作者大姐都有着相似身世，婚姻大多由父母包辦，和丈夫沒感情，性格不合。

  帶孫子大姐的婚姻也是父母包辦，因為家裡太窮，選擇範圍很窄，只能找又聾又啞的老公，結婚後她擔負一家開銷，後來她曾帶老公出外賣菜，但照顧不了，只能把老公送回家，她自己開始接客人，同時他還幫人洗衣多賺些錢。

  東大橋的大姐幾乎都結過婚，生過孩子，只有個別四十歲出頭的大姐沒做奶奶，其他人都是奶奶輩，其中很多人已與老公離婚。

  年輕時，她們的婚姻是父母包辦、媒人介紹，家裡兄弟多，在農村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父母普遍認為養女賠錢，嫁出去減輕負擔。這些大姐受教育程度又都在小學以下，婚姻非但未能改變命運，反而命運更悲慘。她們與老公難以交流，生孩子後普遍做了結紮或帶環。

  比較矛盾的是，她們理解老男人為何到東大橋找小姐，知道老頭子缺少跟老婆交流，缺少關愛，但她們卻憤恨自己老公去嫖娼。另一方面，很多大姐的老公都知道妻子在幹什麼，認為妻子“髒”，拒絕跟妻子過性生活，但卻向這些大姐索要錢財，然後拿錢去賭博、喝酒等揮霍。

  平時大姐們也羨慕城裡人夫妻和睦家庭幸福，“都是一樣的人，但我沒他們命好。”大姐們普遍埋怨老公對撫養孩子沒付出，沒盡到做丈夫和父親的責任，但她們也從不反思自己對兒孫的教育問題。

  打扮時尚的“二房東大姐”在東大橋租有兩處房子，白天做生意，晚上要帶兩個都在讀小學的女兒。她是這裡唯一養着寵物京巴的性工作者，她老公來東大橋第一件事,就是翻她皮包，找到錢就去花。

　　除了不幸的婚姻，大多數大姐也都有一個沒出息的兒子，她們“下水”的原因最初也是為了養兒、養孫。

  “你是大人，你要管兒、管孫。”一位大姐的兒子總向她要錢。她回老家會給孫子們買衣服及生活用品。大姐們的兒子，很多人知道母親靠出賣肉體賺錢供養着他們孩子，仍舊認為是天經地義，還繼續去喝酒、賭博。

  二十六歲時吳大姐守了寡，她的老公被毒蛇咬死。她的一兒一女也賺不到錢，“如果我不出來做小姐，想養活兩個孫子，兒媳婦就得出來做。”有次吳大姐回家看五歲的小孫子，孫子說：“奶奶，別的小朋友都去上學了，我也想上學。”吳大姐紅着眼睛說，她就是“做生意”累死，也要讓孫子上學。

  平時吳大姐捨不得給自己買貴些的衣服，賺了錢大部分寄回家，她的很多衣服是向別人討要的，或花上五塊、十塊買的。

  大姐們命運類似，有的大姐老公是殘疾人或長期生病，有的因礦難去世，大姐不得不成為家中經濟支柱，供養整個家庭。在東大橋賣春十多年的“賭王大姐”，與婆婆不合，因貧困曾到廣東、浙江、河南的工廠幹過，但沒攢下錢。她的媽媽死得早，有時她還給爸爸錢。離家五六年後，她走上了出賣身體的路。

做“生意”不妨礙找情人

  在東大橋的很多大姐，大都有熟客和情人，不但能提供經濟上幫助，也能獲得保護，遇上難纏的人或問題，有個情人更有安全感。有的大姐曾被警方抓了，她的情人老爹會去交罰款。

  情人之於大姐，有搭夥過日子、保護、生活上幫扶等方式，與在河堤上打着傘攬客的那些大姐不同，沿街屋子大姐不會主動攬客，如“豐滿大姐”只需開着門，坐在門口，路過的人就明白。

  豐滿大姐有時穿粉色T恤、黑色西裝外套，有時穿嫩黃短袖、外套對襟外披，裡面T恤顏色鮮亮，吸引別人。

  很多老爹“飽眼福”也是到東大橋的目的。調查者統計，57個老爹中95%以上路過租屋時只是駐足看一會兒。

  “有些老頭子不做生意，但是幾乎天天來，就為看看，他們一天來回好幾趟，對我們這邊房子痴痴望着，痴痴地看。”

  有一次晚上，“豐滿大姐”男朋友覃老爹喝了酒跑來找她，被她打了出去，但有了事他還是會幫忙，“我有時沒錢，想回家，他就給我交房租，有時沒米了，他也給我買。”豐滿大姐覺得覃老爹對她真心，他還給豐滿大姐買了電飯煲。

  覃老爹是附近的村民，進城修橋打工。他跟豐滿大姐在一起已兩年多，每晚到豐滿大姐屋裡住，就省了租房的錢。每個月，覃老爹回村看一看老伴，平時覃老爹會給豐滿大姐買些生活用品，比如蔬菜、水果、藥物等。

  “下崗大姐”有個長期合住的老爹，老爹以前做過公職，現在年紀比較大了，一隻眼看不清楚，但聲音洪亮，常和下崗大姐一起吃飯。當下崗大姐做生意時，情人就躲到外面。下崗大姐曾被人搶走過金耳環，現在有情人保護她心理踏實很多。她對這位老爹也十分關心，為了給老爹眼睛做手術，下崗大姐出了一萬多塊錢，帶老爹到上海看病。

  大姐們還攀比情人送的禮物，和豐滿大姐相熟的大姐說，情人有時從鄉下帶臘肉和雞蛋送她，還有一位大姐情人曾帶她到去旅遊。愛打扮的“美美大姐”就被其他大姐羨慕，她的頭髮梳着辮子，穿短款蓬蓬裙，背一個雙肩包，化着淡妝。美美大姐愛笑，一笑臉蛋有酒窩。其他大姐調侃她，“她多幸福啊，衣服也是老公買，包包也是老公買。”大姐們說的老公，就是美美大姐的情人。

  情人老爹不再像普通嫖客一樣，每單生意都結算，而是用幫大姐購買日常用品、交房租等補償。基於雙方熟悉和信任，大姐和情人性生活不戴套，雖然疾控中心人員常告誡，但他們還是不當回事。事實殘酷，不少大姐和情人老爹染上艾滋。

大姐們不願脫上身衣服

  C城東大橋大姐做生意不願客人脫光衣服，更不願客人脫自己的衣服。脫穿衣服會占用時間，大姐希望速戰速決，多接客人。她們其實願意做歲數大的老爹生意，因為老頭子每單生意時間更短，被抓現形幾率也低。

  “有的老頭兩三分鐘就完了，像公雞一樣快。”大姐們說“公雞型”的老爹很受歡迎。也有老人身體不太好，大姐們也擔心老年人服用藥物發生意外，大姐們最怕吸毒“吃粉”的人，擔心被搶劫、發生意外。有的老頭子不願戴套子，做生意前，大姐們要倒一盆溫水，幫老頭子清洗，然後悄悄戴上套子。

  大姐們也排斥撫摸和親吻，認為這是性服務額外的事，但有些老爹會跟大姐商量，錢照給，但只摸幾下。愛好打牌的“賭王大姐”說，口水、氣味都很髒，多給錢也不同意。“有時老爹對着我，我就扯了紙把嘴捂上。我的脾氣暴，有時就罵人。”

  研究者認為，中老年妓女是個底層中的最底層。東大橋大姐“做一次生意”僅二、三十元，她們記得20多年前做一單生意才五塊錢，甚至蘿蔔白菜也能換一次。

  “賭王大姐”表示，交易價錢越便宜、接客越多時，安全套使用率越低，“一天接十五六個人都不戴套子啦，套子一塊錢一個，這也是一筆成本。”

  當地疾控中心曾根據東大橋大姐們去免費領取安全套的數量推算，大姐們平均每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上，生意最好的月收入能達到七八千元。

  大姐們的花費主要是交房租、吃、穿及打牌。每月房租200到400元，吃飯很節約，買東西主要是很便宜的衣服、生活用品。

  除了生活必需和寄回家養兒養孫的錢，隨禮是大姐們主要開支，親戚各種婚喪嫁娶、滿月、升學等都要隨禮，一年可以隨出去上萬元。

七旬田老爹染艾滋仍“找妹子”

  雖然感染了HIV（艾滋病毒），但70多歲的田老爹根本沒當回事，政府防艾人員告訴他，以後別再去東大橋找妹子，以免將艾滋病毒傳染給別人或再染上其他病，但田老爹還是會偶爾去買春。

  生於1940年的田老爹回憶，小時候他第一次到東大橋就被繁華給震驚了：沿河一排排吊腳樓，人來人往的碼頭，形形色色的商人，花枝招展的妓女……那時農村人去一次東大橋能回味半年。最吸引男人的自然是有魅力的女人，那個年代打扮時髦的妓女是東大橋一景。

  70年過去了，暮年的田老爹仍痴迷東大橋，那裡有他魂牽夢掛的“妹子”，10多年前他就去東大橋“找妹子”，一年去三、四次。

  從沒見過、也不知道安全套的田老爹，感染了HIV。“我早也是死，遲也是死，怕啥死啊？”田老爹一點也不擔心艾滋病，他更擔心孤老無依，癱瘓在床沒人管。

  感染HIV後，田老爹家裡有了低保補助，他說是疾控中心幫他辦的，“因禍得福”的田老爹和老伴對政府感恩戴德，一直說政府關心他們，生了病還給免費治療。

  同樣因在東大橋找妹子而感染艾滋的趙老爹也看淡生死，他的房子“外面下大雨、屋裡下小雨，晚上躺在床上數星星”，屋前就是他勞作了一輩子的農田，現在他還在種。

  趙老爹的女兒已遠嫁，不能時常回來看他。感染艾滋讓他有一種解脫感，他不怪政府，只怪自己命不好，也在感謝政府給他免費藥物吃。田老爹、趙老爹等老人都會流露出“來日無多，及時行樂”的想法。

  年輕時，田老爹喜歡和工友去東大橋聽戲，二十六七歲時，田老爹才經人介紹娶了小他6歲的老伴，後來有了孩子，幹活辛苦，夫妻早早就沒了性生活，而且很多人因計劃生育早早結紮，導致心理也很受影響。“有人被強制結紮後認為變成太監，所以去東大橋找妹子，就是想證明自己還是男人。”

  田老爹在東大橋有“老相好”，每次路過他都會去看一下這個妹子，回家後還常打電話聯繫。田老爹問過相熟的妹子，為什麼要做這個，妹子說她娃兒們要讀書，沒錢。

  調查者認為，這些老爹曾是生產力主力軍，他們出身正，都是貧農，在集體化過程中聽話幹活，但他們的受教育期和青春期都在集體化制度中度過，婚姻是為了繁衍和養育後代。老爹們缺乏傾訴親密話語和建立親密關係的空間和機會。所以他們會跟大姐們說“我想你”、“我喜歡你”，大姐們表演願意聽，對老爹們來說就是一次情感傾訴。

  老爹們家庭收入主要靠孩子打工給錢，老年男性在家庭中失去了對於錢的支配權，沒有權威和地位，他們有種被遺棄的感覺。

預防老年人性交易傳播艾滋的難題

  C城的疾控中心人員會定期走訪東大橋，給性工作者發安全套，並宣傳預防艾滋病知識。但疾控中心有力不從心的尷尬，如性工作者的具體人數無法準確統計，性工作者會隱瞞賣春次數，甚至倒賣安全套。

  在該省和C城市疾控中心的支持下，調查者等人對2009年由流行病專家做的一項調查進行了再分析。這項調查中46男，34女，80個老人中小學學歷和文盲有63人，這80個老年人中，有78個不使用安全套，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一小部分覺得沒必要。已檢測出的農村老年女性，感染途徑多為配偶家庭內傳播。該省疾控中心對27個老年男性HIV感染者的人的配偶進行檢測，發現14例HIV陽性。

  這78個在性生活中不使用安全套的老人，26個是因為老年夫婦雙方中有一方結紮，8個上環，31個不知道使用，11個認為沒必要使用。

  2010年，C城市疾控中心曾在東大橋市場進行摸底調查，28位大姐中發現3例HIV陽性。這三位大姐，都已是奶奶。她們得知感染艾滋後，並不是擔心生命，而是怕官方阻止她們繼續做生意，還擔心會傳染給孫子。調查人員發現，幾年後其中兩個感染艾滋的大姐仍在繼續“做生意”。

  相比C城疾控中心工作人員宣傳的健康知識，東大橋的大姐們更相信自己姐妹間互相傳授的“健康知識”，清洗男客的下身，觀察男客是不是“看起來”乾淨，然後大姐們還要清洗自己的下身，認為洗洗就能預防髒東西、病菌，有的會清洗安全套重複使用。

  女性性工作者有80%來自農村，普遍家庭貧困、教育水平低下、絕大多數都經歷過創傷、缺乏正式工作機會。低端性工作者中，44%都是大於36歲的女性，但她們的感染率卻占到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人群的近60%。中老年暗娼比年輕暗娼在面對艾滋病時更易受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