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英语老师,第一个是我妈妈.另一个就是大学里的J老师.

妈妈是一个优秀的英语老师,文革前在一所重点中学掌管高三,该校在文革前平均升学率达到70%,妈妈功不可没.文革开始后, 她已无用武之地了. 曾有一次,插队落户的姐姐轮到几天代课的好差使,教高一英语,妈妈当时被发配教初二,结果每天晚上高一老师虚心向初二老师讨教,堪称我家一景.

我渐渐的到了该学点东西的年纪了,文革结束还遥遥无期,爸爸已去世,妈妈一人挑起了教育子女的重担,叫我要学点英语.我当场就回绝了. 倒不是我怕吃苦,学习不是请客吃饭我当然知道.我是个实用主义者, 我认为学习目的不外有二, 一为兴趣, 二为谋生, 或两者兼而有之.我语言天分极差, 所以兴趣是不会有的.至于谋生吗, 我问妈妈, 你看我家的人会去外事部门吗?妈妈说起英文来不用打草稿, 这时却连中文都辩不过我了.

1977年高考, 我考了很好的成绩 (根据<北京周报>, 高于北大平均分数), 但因为爸爸尚未平反昭雪, 未被录取.1978年只好含泪再考.英语作为参考分我们是很晚才知道的.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学习,对一般人已很不易,对一个66届小学生来说,我只能引用一句美国人的二战名言,We are doing impossible. 这时再插进英语,妈妈也知道已不可能.但老人家又不甘心将这可能决定我命运的参考分彻底放弃, 于是就准备了六七张纸的浓缩笔记, 希望我考试前一星期每天能抽一小时看一下, 另外还准备了一些卡片,让我在上班中午吃饭时背些单词,她说有个二三十分也是好的.一星期到了,妈妈看出我是抽不出这一小时了,就再次浓缩,大约是两三张纸吧,然后几乎是求我抽时间把它看一下.与此同时,她还给我讲述了一些阅卷规则和考试诀窍.

以后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故事,且与英语无关,我就跳过了.我英语得了42分,是好是坏,只有过来人才能知道,反正进了大学,英语分AB两班,42已是A班了.尽管在班上这成绩已算亮丽,但我马上就看到了差距,人家的41靠的是真才实学,而我这42靠的是前辈高人的绝世武功.

教英语的是一位女老师,称为J吧.J老师人很好,很有耐心,尽管是个讲师,但对我这英语文盲来说,和教授副教授并无太大区别.我宁可碰到一个这样的好讲师, 而不要碰到个架子十足的正教授. 在课堂上,我的英语水平属于中等,因为此等学校与出国绝对无缘,所以考试得优就心满意足了,绝无向中上努力的意愿.但课本中有时会出现一些历史事件和科学名词,连J老师也不熟悉,我这中等生也就有过一些小出风头的机会.

有一次,课文中有”Mach Number”字样,这句子怎么解释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突然想起,这是飞机速度与音速比值,于是纲举目张,柳暗花明,我也再次赢得喝彩.下课后,大家照例缠着J老师,问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人问起老师哪儿毕业的,J老师说震旦.我借着Mach Number的东风,人来疯了一下,插话说我妈妈也是震旦毕业的.J老师看了我一会儿,问道,你妈妈是不是姓…,我说是.接着她又问,你家是不是住在南昌路科学会堂后面,这我就不知道了.回家后问过妈妈,居然一点不错.如果是爸爸的同学,这倒可以理解.有人说是从长相,人们向来只说我长得象爸爸.妈妈怎么都记不起她了,只好叫我撒个谎,如J老师再问起就说妈妈也有点记得.

J老师教了我们两年,以后她得了癌症,我去看望过她一次,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我也有意识地不去问她这个问题, 就算第六感吧.这或许是个永远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