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9月8日）我们起了一个大早。才不到7点钟，莘庄地铁站门口已经活跃得很了。出租车不时地把进城的人从附近的高尚住宅区载到地铁站。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已经在来回地打扫。清早的上海雾气还没有完全退去，和清洁工扫帚下面微微扬起的灰尘搅合在一起，仿佛在不情愿地揭开这个妖娆了一夜的都市面纱。
地铁入口处有一沧桑老者，眼前放着一个木盒子，专注地吹着萧。他的衣着褴褛，但那萧声尚且诱人，催我们放慢了紧赶的步伐。没问题看得出神，慢慢举起相机要拍照。老者抬头看到，拍着盒子示意他出钱。没问题跟我说就是要拍了照然后就给他一些钱。我说，最好还是先给钱吧。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在众目睽睽下过了马路，把钱放到老者的盒子里。老者继续吹箫，没问题幽幽地回到我身边，又要举起相机，老者慌忙摆手。没问题只得作罢。此时一个清洁工从我们面前扫过，口中低声念叨：不想丢中国人的脸啊。我听得皱了眉，但也不想做答。没问题追问我他说什么，我说他上了照片会给中国人丢脸。没问题不能理解：凭自己的劳动赚钱怎么是丢脸，那扫地的岂不更丢脸啊？我说，那老人不会这么想，这么大岁数了，还要靠卖艺为生，跟要饭也差不多。但凡有别的办法，也不会在这里干这个。他的面子上过不去啊。没问题还想争辩。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他不这么认为，旁边的人也不这么认为。我正说着，电梯底部另一个老者挡住了去路，求我们给钱。没问题把口袋里剩下的几个硬币给了他。老者拱手致谢。我们都没有说话，看着老人肮脏的衣着和苦涩的笑容，我心里有些怏怏的。
进了地铁站，排队买票的人很多。加快的节奏让我很快忘却了刚才的别扭。没问题一路都在看地图。到了黄陂南路，我们跳下车，直奔向往已久的新天地。不少年前我来过新天地，当时是蜻蜓点水地看，而且有的地方还在建设，只有狭窄的里弄和悬挂的街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些印象。
这几年在伦敦，新天地的名字在耳边时有响起。见了上海人和上海人写的文章，都是把新天地当作老城改造的典范来宣传。人们首先会想起新天地的中西结合和它所获得的大大小小的奖项。英国这几年去过上海的人不少。我发现他们都去过新天地。索性每次听人提上海，就问去了新天地没有。每次问起来，都是会碰到骨碌碌转的眼球，紧绷的双唇背后藏着一句：“怎么说呢？”。渐渐地发现，伦敦人对新天地的看法很不一样。有的人跟上一句：“噢，那个酒吧区啊。晚上的不错去处。我们到了上海，晚上还能干什么？”有人回答说：“有意思。”再追问什么有意思，似乎也得不到更多的回答。一位朋友的回答出人意料：“就是那个白天空荡荡，晚上让几个破老外灌猫尿的地方？”他接下去大谈特谈怎么后悔选择了那里的宾馆，套间大得够三十个人住。为什么就不能把这块地方原汁原味地改造？让这片现在让外国人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房子造福于中国老百姓？听着他的一席话，我脑袋上的一根触角动了动。但我不希望过多地受他的成见影响，我要再次去看看新天地，让它亲自给我讲讲它的经历。
拐了几个弯就到了新天地。第一眼就看见了被人誉为“专卖刷锅水”的星巴克。很大的一片桌椅都摆在街上。这么早已经有几个人在喝咖啡了。一眼望去，没有几个中国人。没问题说应该到后面的小巷子里面看。我们随便找了个路口钻进去。石库门的建筑当然要看那石库门。门都经过改装，色彩暗淡。上面的石头雕塑和石头门框肯定是原装的, 看着确实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可是这个弄堂看上去干净而且似乎是崭新的。窄窄的弄堂里面阳光留下深深的阴影。这让我想起了朝阳下的佛罗伦萨。不过意大利的街道显然没有这么衡平竖直，门窗也没有这么油光锃亮。是早晨，新天地里面似乎就是我们两个游人。商店都已经开了门，我们只选择了Shanghai Tang和逸飞看了看。
去Shanghai Tang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买了这里的一件鲜红色的旗袍当礼服。虽然那本身不过是中不中洋不洋的设计，但是远在他乡，中国元素也只能如此吧。现在在新天地又看到了这家商店，觉得亲切又好奇。就像所有旅行者一样，到了世界各地，都是找寻跨国的连锁店，不是为了买东西，就是要看看里面的设计是不是和其他地方的一样，看看价格是否同等。在这里，Shanghai Tang的装饰风格、货品和价格和伦敦差不太多。当然，在上海的商店里，价格的标签上多了至少一个零。逸飞的名字跟那个有名的画家连在一起。商店里陈设的多为家居小摆设，转了两圈儿，并没有碰到愿意拿在手中欣赏的物件，所以自然也没有购买的欲望。
接下来就是新天地博物馆。这里面展示的二、三十年代老房子的内部确实很好看。房子里面的木结构和摆设显得很精致。根据新天地网站上讲，当时上海百分之七十的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我觉得这个数字或许有待推敲。显然从房屋大小和摆设上看，当年住在这里的人经济上不会太拮据。这样大比例的中产阶层难道在当时的上海确实存在？除非很多人都把房屋分租给别人，从而造成拥挤的住房，我很难想象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当时能过上这样豪华的生活。岂不是……？……！
这个展览馆里还有一个展室专门介绍当年上海人的生活。从家里的男女主人到男女孩子一一描述他们典型的一天。其中说到男主人下了班到外面去跳舞，女主人则支上麻将桌打牌。这让我想起了我那风流倜傥的外公。听外婆讲，当年他住在上海时，因为相貌英俊，弄堂里的太太门都喜欢跟他一起去跳舞。外婆身材较为矮小，不愿意到舞厅去，确实是酷爱打麻将。这次旅行后回到天津，我问老妈小的时候是不是住的石库门？老妈说她实在记不清楚了。不过她把外公全家战时在四川的照片和后来到上海的几张照片拿出来。没问题最惊异外公的变化：发型从根根直立并略向后倒的麦田，变成了乌黑油亮平躺着的三接头；衣服从面塌塌的中式，变成了笔挺的西装。看来上海当时真是能改造人的地方。没问题发现小饼竟然和外公长得很像，却是说：外公的现代的翻版小饼，显然缺少四十年代上海外公的派头。
从博物馆出来，已经接近午饭时间。我们进了一家叫Simply Thai的泰国餐馆。餐馆墙上像伦敦的泰国餐馆一样，用石像作装饰。午饭时人很多。多是穿着西装和把西装落在办公室里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模样的面孔，也都在讲英语，也有可能是其他亚洲国家的人。菜单上的种类不少，我们一人叫了一个菜，一杯饮料和一个小菜，花了快20镑。和伦敦同等餐馆的价格水平差不多。这家餐馆的饭菜做得很一般，充其量是家常菜的水平。看到午餐时门庭若市的样子，这里显然成了周围办公楼里外籍雇员的食堂。
饭吃完了，我们准备上路。路过一大会址，和泰国餐馆相比，门庭冷落。我印象中以前来的时候，一大会址的门还是开在朝向新天地的方向，或者当时至少有一个这个方向的后门。估计新天地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得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愿见了。我想起小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奶奶在看到太新潮的镜头，比如说芭蕾舞时，她就转过身去不看。时间紧迫，我们不打算进去参观了，没问题很喜欢外面一块牌子上的英文字：…patriotic promotion（对应的中文写着：爱国主义教育）…我暗自想，这英语真是笨，它怎么就是表达不出“爱国主义教育”这个词汇的灵魂呢？
你问我对新天地的印象到底怎么样，我想我现在也会绷了嘴唇：怎么说呢？还是问几个问题吧：一百年以后它会怎么样？人们会不会像我们现在怀念当年的石库门一样怀念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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