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中共的知識分子

裴毅然

  抗戰前後，至少三十萬知識青年進入中共根據地，特別是延安，成為中共軍政勝利最重要的組織基礎。

  1935年華北事變後，抗戰迫近，大批知識青年投身軍政，國共兩黨都認識到“誰搶到了知識分子，誰就搶到了天下”，“誰得到青年的擁護，那就是誰獲得了勝利”。中共改共青團為“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強調抗日，批判“關門主義”，打開大門“廣招天下士，誠納四海人”，電令各地大力輸送青年赴延。平津寧滬港穗漢渝等地左翼報刊發表許多介紹延安的文章，再三承諾“來去自由”--來則歡迎，去則歡送，再來再歡迎。

  毛澤東一再指示“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要求抗大招生廣告從延安一直貼到西安。抗大新生每至百餘名，毛澤東就親自接見。毛澤東意識到抗大有可能成為中共的“黃埔軍校”。1939年2月，魯藝美術系兩位教師申請入黨，毛澤東特約面談。知識分子到訪，毛澤東必接待。從毛澤東那封《給蕭軍的信》，可看出當年對知識分子的重視。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長羅瑞卿向黨務科長李逸民交待任務：不管就學時間長短，每連黨員要發展至80％。國統區各級黨組織第一要務就是發展黨員。入黨誓詞中最關鍵的一句“永不叛黨”也拿掉了(1982年恢復)，“服從紀律”改為緩和的“遵守黨的紀律”。

  當時的中組部長陳雲再三強調：“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裡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末，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

  延安各校一開始還收點膳費，很快一律免費，統一發放土布軍裝。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貼，校方須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黨還在各地開辦各種干訓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陽縣山門舉辦“抗日救亡訓練學校”(校長粟裕)。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開辦兩萬人的大學校，儘量招收上海、蘇北的知青：不分男女、信仰、黨派、階級，只要稍微有點抗日積極性的，一概招收，來者不拒。不要怕反動分子混入，讓其混入一些，然後再淘汰。

  那時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從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歲，如綏德小學生白紀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陝西省委書記)，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學教授、工程師、新聞記者，各黨各派都有，甚至有愛吃大菜愛上舞場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婦，有南洋華僑。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學生萬餘，陳雲感慨道：“天下英雄豪傑雲集延安。我記得1932年在上海開辦一個學校，訓練工人幹部，只講了六天，學生也只有六個……一萬個跟六個比一比，相差多少？”國民黨史家也說：“此一大量新血輸入，實為中共再起之重要憑藉。”陳雲秘書劉家棟說：“整個抗戰期間，約有20萬人次的幹部在延安接受了短期訓練，僅抗大就有十萬人次。”

  1937年3月“燕大學生參觀團”訪延，毛澤東等重要領導人與軍事將領都出來接見，全團十人回校積極宣傳延安見聞，影響極大。抗戰爆發後，二三百燕京生進入根據地。燕京乃北方最大的私立教會大學，在校生僅800餘，每屆只招200餘名，學雜費每年約150銀圓，入學考試嚴格，學生多為精英。

  等到國民黨恍然醒悟，明白這場青年爭奪戰的戰略意義，為時已晚。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開始攔路截堵赴延青年，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戰干第四團受訓。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都清晰意識到“抗戰後”的決戰，意識到自身命運取決於抗戰期間的各項準備。1937年11月初，西北綏靖公署廳長谷正鼎在西安各機關負責人會議上說：現在是抗戰時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實我們真正的敵人並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共產黨有赤色帝國主義俄國做後台老板，比日本人還要可怕。俗話說家賊難防，共產黨就是我們的家賊、腹心之患。我們不能消滅共產黨，就要被共產黨所消滅。我們與日本人還可以講和，現在雖然抗戰，終究還有和解的一天，我們與共產黨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們與共產黨勢不兩立，沒有什麼價錢可講的。

  國民黨在搶奪知識青年的政治大戰役中明顯落敗。截至1943年，國民黨一百幾十萬黨員，學生黨員僅約三萬（主要於1940年以後發展）。而大革命期間，國民黨員從1926年的15萬猛增至1929年的63萬，三分之一為25歲以下青年。青年的流向不僅僅標誌着人心向背，更重要的是決定了社會潛在的價值走向。抗戰結束後，吳國楨向蔣介石匯報：三青團效率很低，僅通過財力誘征學生，不能得到最優秀的人才。三青團名聲很壞，遭致許多中立分子反感。

  20世紀30年代以前，中國知識分子稀少。據國民黨政府教育部統計，1932－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註冊學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學畢業生總數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國1934年大學程度者每萬人0.88名。若非國民黨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師範，從總量上拓展中小知識分子群體，延安便不可能獲得迅猛發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礎。國民政府的地方師範教育政策，客觀上為中共培訓了大量中小知識分子，成為中共基層骨幹的輸血管。

  這批學員後來成為中共基層細胞，靠着這批小知識分子深入農村組織動員，才有其後大批農民的加入。農民則因文化低弱，絕大多數只能是跟從徒眾，起核心骨幹作用的只能是知識分子。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萬中共幹部，工農黨員雖占多數，但各級起核心骨幹作用的，則是知識分子。

  1943年12月，任弼時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通報：“抗戰後到延安的知識分子總共四萬餘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約30％。”推算可知，專科以上程度約八千人。

  在文化鏈條上，民初推行的地方師範教育，成為“紅色的1930年代”不可或缺的歷史台階。這些師範生到達延安與各根據地後，經過根據地的短訓，很快成為基層幹部。否則，要將眾多文盲培訓成能夠使用的大批基層幹部，僅靠短期培訓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姚依林說，抗戰時期中共各根據地訓練幹部，第一批受訓者即為當地小學教員，包括中小學生，“中學生在當時農村便是大知識分子了。由於農民群眾對於革命道理一時還接受不了，區黨委一開始就是依靠地方知識分子開展工作的。他們當年都只有二十一二歲，有的來自大城市，有的是冀東暴動後才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領導，只因懂得革命道理，對抗日救國、社會革命都能講出一套話來，所以受到了信任”。

  正因為中小知識分子水平有限，閱讀能力低弱，首長報告在延安盛行一時。1940年1月9日，毛澤東給五六百人作報告，題目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即後來的《新民主主義論》，聽眾有艾思奇、成仿吾、吳亮平、李初梨、周揚、蕭三、張庚、冼星海、丁玲、柯仲平、何其芳、周立波、溫濟澤……毛從下午一直講到晚上點起煤氣燈，聽眾“聚精會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

  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與燕京女生龔澎和楊剛交往甚密，他說：“在談話和通信中，我發現這兩位婦女知識分子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限的。她們都畢業於燕京大學，所學到的歷史唯物主義知識充其量不過像所學到的英國文學知識那樣多。……她們之所以是馬列主義者，因為她們信仰黨，接受黨的訓練。但這種信仰實質上是注重實用的，因為她們相信僅靠個人努力，只會一事無成，團結起來才有力量。”

  中央研究院乃延安翰林院、最高研究機構，人員構成如下：68％無任何工作經歷、84％只接受過延安學校短訓、79％為20－30歲的青年。該院始終未走出像模像樣的研究人員，不少人一生無研究能力。終身以文學為職事的丁玲承認：“我不懂外文，外國文學讀得少，中國古典文學也讀得少，馬列主義的書在延安也沒有好好讀。”何其芳在上海公學求學時，“從來不翻閱社會科學書籍”。

  赴延知識青年大多來自中產以下平民家庭，基礎知識原本浮淺，只讀了一點文學名著。入讀廣州大學、留蘇四年的朱瑞（四野炮兵司令；遼瀋戰役陣亡），1944年在延安寫《自傳》，清晰記述少年教育：“除了直觀的客觀知識加強了我的革命意志外，《岳傳》增益了我以熱烈的民族思想，《七俠五義》賦予我對屈辱以崇高同情心，《水滸傳》給我以朦朧的社會思想及應該搗亂的念頭”，1925年參加學潮，“從此次風潮中，我體驗到廣東教育及上層知識分子中的反動性，一直到今天都堅持這個認識，即中國大學教育是壞的。做一個國民，初中畢業即可，即有了基本文化科學社會知識以認識社會，即可進入社會活動，不要進大學，大學越學越壞！因中國的大學受階級性的局限，無例外的只是教導一些統治階級所需要的奴才貨色！”

  陳伯達曾回憶承認：“沒有對《資本論》進行認真的研讀，因為《資本論》卷帙很厚，我過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學的，就沒有能細讀。認真讀《資本論》還是在解放以後。”王力揭發陳伯達讀《資本論》第一章就讀不下去。周揚也是“文革”期間才精讀《馬恩全集》、《列寧選集》。陳雲“文革”期間下放江西三年，通讀《列寧選集》。毛澤東說：“理論書太硬，《政治經濟學》我就沒讀過，陳伯達也沒有讀過。”胡喬木說：“‘文化大革命’期間讀得多一些，讀得最多的是《馬恩選集》四卷本。”李銳說：“他（指毛）對中國典籍熟悉的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

  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與陳伯達、艾思奇、關鋒等談及：“我們黨中央裡面的同志，也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的。”1961年周揚承認，就見識與學養來說，自己這一代遠不如梁啓超和胡適。

  一個中小知識分子占據主流的社會，風氣必定日趨偏激，反智主義高漲。因為，處於社會邊緣的中小知識分子要想引起人們注意，尋求上升機會，輒出言驚世，提出更高更遠（必為烏托邦）的社會理想，從而牽引輿論、掀動社會變革，以此揚名。他們對參與政治有着更為強烈更為急迫的內需。魯迅到廣州後發現北伐軍都是學生兵。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楊蔭杭(1878－1945)：“他國學生出全力以求學問，尚恐不及。中國學生則紛心於政治，幾無一事不勞學生問津。”“終日不讀書，但指天劃地，作政客之生涯，則斯文掃地矣。”不僅中小學生，不少大學生也跑去廣州參軍。葉挺第24師教導大隊，“戰士大部分是‘馬日事變’後從長沙來的知識青年，主要是中學生，青年團員占多數”。第三營指導員李逸民即上海大學肄業生。學生不讀書，一窩蜂去搞政治，個個都想從這條路上走，價值孔道日益單一束窄。青年學生史識既淺，胸襟狹陋，暴起一時，小成即墮，猶無源之水，得盛雨為潢潦，噪噪然一過，難以為繼。他們以文學想象共產主義，以浪漫代替現實，以幼稚從事政治。

  越年輕自然越有冒險犯難的精神，越年長閱歷越深，越看到事情的複雜性，越有全局意識，也就越趨於穩健，甚至退回保守，寧慢勿躁。黃遵憲、嚴復、梁啓超、陳獨秀、胡適均走出青年激進、中年緩和、老年保守的人生曲線。黃遵憲、梁啓超晚年都退而不問政事。

  李慎之晚年回憶青年時代：“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學問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六十年後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什麼都不懂，既不懂什麼叫民主，也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李慎之乃燕京經濟系高才生，修過六學分的政治學，啃過王世傑、錢端升的《比較政府》、戴雪的《英憲精義》。延安一代絕大多數終身未出國門，長壽者20世紀90年代才有機會出去開眼界。

  閱讀延安一代及其子女親友的各種回憶錄，發現延安士林普遍缺乏閱讀社科理論書籍的興趣，輕視歐美“資產階級學說”，絕大多數沒有閱讀習慣。被譽為“學者型革命家”的喬冠華、龔澎夫婦，1949年後似未啃過大部頭著作，閒暇讀物主要是文件及參考資料。

  進入晚歲的延安一代，絕大多數保持延安思維特色--只有情緒化的反應，缺乏基礎理論修養。1981年，美籍華裔學者聶華苓邀請丁玲訪美，聶很快發現：“她的講話很政治性，意識形態色彩很重。丁玲喜歡批評，她的講話中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構的，批評是情緒化不經過思考沒有原則的，就是本能反應。”聶華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維”的本質缺陷。“喜歡批評”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鱗半爪的“領袖語錄”、“導師名言”，沒有詳細論證思考這些“語錄”“名言”的合理性。而掌握成建構的理論體系，需要把握體系所涉及的每一概念，確認體系中每一觀點的合理性，並詳細考察各論點之間是否牴觸，與人類基本價值理念是否吻合，需要“面”的架構，難度高度大大超過僅需一個“點”的批評。換言之，批評只須出示論點，不必出示論據，亦毋須周延性論證。批評所需的價值支撐僅僅來自某一零碎的“語錄”。延安一代常常用偏窄的論點支撐宏大結論，一句“毋庸置疑”便迴避了一切質疑。延安一代整體知識結構屬於舊式文化加一些馬列主義，或曰舊詩詞舊小說加馬列主義。低窄的學歷結構從宏觀上制約了他們對革命的理解，他們頭腦中儲存的是簡化後的馬列公式、抽象概念。

  延安一代既缺乏前輩士林的傳統教育與留洋經歷，亦無後輩學子對西學的渴求鑽研，學基薄弱，識力有限。在20世紀曆代中國士林中，延安一代的知識結構最為單一，視野最為侷促。除了在延安輸入的革命理論，直到80年代，他們頭腦中幾無其他不同價值體系的人文知識，更不知西方現代派學說。既然知識結構中沒有其他參照坐標，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識體系的校驗糾正。粗淺的知識結構與單一的價值體系，成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際特徵，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際局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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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中共極力爭取小知識分子，他們極易被“洗腦”我沒異議。可是，那個年代在文化水平極低的中國怎麼可能有很多文化層次高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