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軍的親爹，呵呵，是一位女俠。）

首先，什麼是病毒學研究：病毒的結構、分類和進化，感染和開發宿主細胞繁殖的方式，它們與宿主生物體生理和免疫的相互作用，它們引起的疾病，分離和培養它們的技術，以及它們在研究和治療中的應用。

研究這個病毒的目的是消除病毒。我們用這個標準，看一看自2003年以來有關於冠狀病毒和其他病毒的這些論文，來評估CCP的真實目的！

1. 2003年非典爆發，科學家開始找可能的病毒來源(有沒有帶有其他目的，我不知道) 於是這些人(帶星號的是表示人) 包括石正麗，開始在蝙蝠中分離病毒。這篇論文是最早報道在蝙蝠中分離出了冠狀病毒，發表在SCIENCE上。

2. 2008年，第二篇論文，發表在JOURNAL OF VIROLOGY上

首先，人SARS病毒和2019中共冠狀病毒都是利用ACE-2感染人細胞

3. 此論文有三個主要結論

1.蝙蝠病毒無法利用任何ACE-2進入人細胞。
2. 人SARS病毒無法結合蝙蝠的ACE-2。
3.如果把SARS病毒和ACE-2結合的那一小部分(310-518，大概200個氨基酸)拿出來重組給蝙蝠病毒的S蛋白，蝙蝠病毒就可以感染人細胞。

也就是說，在2008年，把蝙蝠病毒改造成感染人的方法和技術就已經有了。

4. 就這些實驗的重要性，作者在討論中寫道，蝙蝠病毒不能利用ACE-2 感染人，尋找SARS不是直接從蝙蝠來的，還要有一個中間宿主。所以我們要繼續在其他野生生物中尋找病毒。

5. 如果看到這結果，我會怎麼想？我會把蝙蝠病毒和SARS病毒的S蛋白保守的部分找出來，因為這些部分對於病毒在進化中是重要的，然後用這些部分作為疫苗設計或者藥物抑制的靶點。去研究如何抑制這個病毒進入細胞！但是武漢病毒所的科學家，第一時間想到的竟然是去更多的野生動物中分離更多病毒。

6.分離更多的病毒，就能證明中間宿主嗎？比如說，你從中南坑老王八身上分離出來了一種既能感染人，又能感染蝙蝠的病毒，你只能說明蝙蝠病毒可能通過這條路徑進化成SARS病毒，但是你永遠也說明不了SARS就是從老王八身上來的。

因此，我認為這只是為他們繼續找各種病毒，豐富生化武器庫製造的一個藉口罷了。

7. 突出顯示的原文中討論部分，是提到分離更多病毒的部分

8. 2013年，石正麗團隊再次在NATURE上發表論文，說從蝙蝠中分離出來可以利用ACE-2受體感染人細胞的病毒，但是這病毒真的是從蝙蝠病毒中分離出來的嗎？

9.看下圖。這是拿此論文中新分離出來的可以感染人的蝙蝠病毒，和以前發現的蝙蝠病毒(豎黃線右邊，例Rs672以及往右)，以及SARS病毒做比較(豎黃左線邊,例從GZ02到SZ3)

10. 如果你看下面的那些蛋白，ORF7a，ORF7b，ORF8，都是和蝙蝠冠狀病毒更相似(豎黃線往右的數值更大)，其中有幾個更是達100%，這必須是個蝙蝠病毒。但是上面的幾個蛋白，尤其是負責結合ACE-2的S蛋白，和人SARS病毒更相似。因此，這個病毒顯示出了一個重組病毒的特徵。

11.至於這是在大自然重組、在蝙蝠體內分離出來的，還是中共的P4實驗室進行了重組，而說成是在蝙蝠中分離出來的？

首先，石正麗自己上一篇文章說，SARS病毒無法利用蝙蝠ACE-2進入蝙蝠細胞。和蝙蝠的ACE-2有顯著ACE-2 區別。所以在蝙蝠中即使有結合ACE-2的冠狀病毒進化出來，也很難能利用人的ACE-2進入細胞.

12. 再退一步說，假設這真的是蝙蝠中進化出來，既能用蝙蝠又能用人ACE-2感染細胞的病毒，那麼只有可能S蛋白和SARS更相似，因為需要用的ACE-2作受體。但是，為什麼包括ORF3A，ORF3B和S蛋白都和SARS病毒相似度更高呢？

13. 我幫中共想到一個解釋。蝙蝠修改了自己的DNA，被SARS病毒感染了，然後又不小心飛到雲南，病毒重組，過了十年，被中共武漢P4實驗室（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恰巧抓住了。所以我個人觀點，這是在實驗室重組的病毒，把它發表出來，是為了日後使用這個生化武器作鋪墊，佐證大自然蝙蝠中就有這種病毒。

14.中共有了這個生化武器，下一步幹什麼？當然是測試一下好不好用了！於是就有了下面這篇論文。這回他們找了個幫他們做測試的人(為什麼有人會願意和他們合作？因為拿着這個病毒的S蛋白隨便做幾個動物實驗，就可以發表頂級論文，這對有些科學家是巨大的誘惑)。

15.這論文是在美國北卡大學教堂山分校完成。病毒是用石正麗2013年論文中的一株病毒的S蛋白，和適應感染小鼠SARS病毒重組。病毒可以很好的感染人細胞。在小鼠實驗中發現，該病毒可以讓小鼠產生肺損傷。這個研究當時引起了其他科學家的憂慮。因為這會引起潛在的人工病毒泄露爆發的危險。

16. 而中共媒體在前一段時間，也瘋狂攻擊說重組病毒是在美國這個實驗室重組，引用的就是這篇論文。然而事實是，這個病毒，最關鍵的S蛋白，是石正麗給他的！這S蛋白來自石正麗在2013年的論文中的病毒!

17.總結，這是中共生化武器冠狀病毒發展史的44篇論文。完成了1）. 發現蝙蝠病毒。 2）. 重組技術。 3）.重組病毒建立和洗白。 4）. 動物模型測試。這是從無到有的一整個過程。

18.最後我想說：

1.我引用的結論數據，全部來自中共武漢病毒研究所公開發表的論文。這些證據事實是掩蓋不掉的。而未發表的資料，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2.中共生化武器的製造，絕對不是個人行為。負最大責任的，是中南坑裡以王岐山為首的老王和病毒所的郭德銀，所以絕不能讓石正麗背鍋。

參考文章：

• Bats Are Natural Reservoirs of SARS-Like Coronaviruses

• Difference in Receptor Usage between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Coronavirus and SARS-Like Coronavirus of Bat Origin

•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bat SARS-like coronavirus that uses the ACE2 receptor

•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 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Twitter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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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lu.com/20200509/1000010001130402_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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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俄羅斯獨立調查人員經過十幾年大量研究後指出，“卡廷事件”的真兇不是蘇聯而是納粹德國。證人是在納粹利誘刑訊下作證的，唯一的關鍵證人逃脫納粹魔掌後也明確否認了自己的供詞；“國際醫學委員會”掘屍檢驗報告是德國人起草的，檢驗者是在納粹威脅下簽字的；波蘭軍人屍體掩埋碼放整齊、死者名單和掘屍檢驗高度重合，這是德國人而不是蘇聯人做事的特點；行刑子彈和繩子是德國生產的；戈培爾在日記中稱要“利用這枚炸彈”“讓歐洲人民認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面目”。這些證據表明，“卡廷事件”是納粹德國為嫁禍於蘇聯而精細策劃的一個偽造事件。

　　一、關于波蘭人“被集體屠殺”的證人證詞

　　1943年德國納粹揭露布爾什維克“暴行”的最主要依據是12名卡廷當地蘇聯公民的證詞。但證詞用證人不懂的德文書寫、對證人大肆刑訊、提供“有分量證詞”的唯一證人翻供等事實都說明，所謂“證明”充其量是一場鬧劇。

　　1.交代材料或審訊記錄全部用德文書寫

　　根據蘇聯檔案材料，在納粹報紙發表《國家政治保安局屠殺12000名波蘭軍官》的消息之前半年多里，德國人對他們在卡廷地區“找到的”12名證人進行了審訊，確切地說是刑訊，逼迫他們按德國人口授的內容交代問題。但證人證詞或他們必須簽字畫押的審訊記錄，均用德文書寫。斯摩棱斯克解放後，那些活下來的證人立即聲明，他們的供詞是被迫交代的，而且，他們也不得不在他們不懂的德語文件上簽字，否則將會被處決。現保存的德國審訊記錄原件和交代人誓詞，都證明他們的聲明完全屬實。也就是說，被審訊人雖然在審訊記錄上簽字了，但德文證詞是否與被審訊人交代一致，簽字的蘇聯公民無從判斷。

　　2.證人不是“蘇聯殺害波蘭軍官”的目擊者

　　《卡廷事件：謊言成為過去時》一書的作者葉·普魯德尼科娃根據歷史檔案資料，引述了能查到的德國公布的7個證人的證詞，其中6人不否認他們看到將波蘭人運到了格涅茲多沃車站，然後從那裡換乘卡車轉送到某地方。但他們沒有指出：波蘭人被“轉送”到哪裡了？是直接被拉到卡廷森林屠殺了，還是被送往戰俘營修建公路去了？在12名證人中，有11名證人均不是事件的目擊者。

　　斯摩棱斯克解放後，未被德國帶走的非“目擊者”證人之一C.B.伊萬諾夫向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下稱內務人民委員部）講述了他被蓋世太保審訊和交代問題的情況。

　　事情發生在1943年3月。審訊我的是德國軍官……軍官問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多次列車抵達格涅茲多沃火車站，運來大批被俘波蘭軍官。我回答說知道。

　　接着軍官問我是否知道，1940年春季，在波蘭軍官抵達該站後，很快他們全部在卡廷森林被布爾什維克殺害了？我回答說，對此，我一無所知，而且，這也不可能，因為在1940~1941年期間，抵達格涅茲多沃的被俘波蘭軍官都是我接的，在德國人占領斯摩棱斯克之前，他們在修築公路（言外之意，波蘭人是德國占領斯摩棱斯克之後被殺害的——編譯者注）。軍官當時對我說，如果德國軍官肯定，波蘭人是布爾什維克殺害的，說明情況屬實。“所以，您可以問心無愧地在審訊記錄上簽字，說明被俘的波蘭軍官是布爾什維克殺害的，而您只是這一事件的目擊者”。

　　德國軍官稱，如果我表現好，可以調動我的工作——從護林人升至格涅茲多沃站站長——即我在蘇維埃政權時期擔任的職務，並為我提供相應的物質保障。

　　這之後，軍官開始對我吼叫，並以毆打和槍斃進行威脅，還說我不懂這樣做（即按德國人的要求提供證詞——編譯者注）對自己有多大好處。但我堅持自己的意見。於是，翻譯便用德語編寫了一份一頁紙的記錄，並向我講述了記錄內容。

　　翻譯告訴我，這份記錄只寫了波蘭戰俘抵達格涅茲多沃站的事實。當時我請求，希望我的證詞既要用德語，也要使用俄語書寫。軍官氣急敗壞，他使用橡皮棍毆打我，把我轟出了房間。

　　其餘沒有交代實質問題的證人證詞，與C.B.伊萬諾夫的交代大同小異。雖然他們都承認，在刑訊中違心地說了一些謊話和不實之詞，但均不承認自己是蘇聯殺害波蘭戰俘的“目擊者”。

　　3.唯一“目擊者”翻供

　　在12名當地居民中，只有1人是所謂“目擊者”，即一個叫帕爾芬·基謝廖夫的村民，他說他“看到了”（1940年）如何用密封的車輛把人送到森林，並聽到了“槍聲”和男人的“叫喊聲”。根據德國人的說法，正是基謝廖夫發現了波蘭人墓地，也是他在1942年春季或夏季指給“某些波蘭人看了這些墓地，之後波蘭人在墓地安放了十字架”。1943年2月28日基謝廖夫向德國秘密警察交代的供詞是這樣說的：

　　1940年春季，每天都有3~4輛滿載人的載重汽車抵達森林，前後持續了4~5個星期。據說，運來的人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處決了。車輛都是封閉的，看不到裡面。有一天我去格涅茲多沃火車站，在那裡我看到從列車車廂走出來的男人和我熟悉的載重汽車，這些載重汽車拉着他們向森林方向行駛。如何處置了他們，我說不好，因為禁止靠近他們。直到回到我的住處，我聽到了槍聲和男人的叫喊聲。可以設想，他們是被槍殺了。在周邊地區，並沒有隱瞞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槍殺波蘭人的事實。地方居民說，大約有10000名波蘭人被殺害了。

　　德國軍隊占領了森林後，我到那裡去了一趟……但我只發現了幾處堆起的小丘。對我來說，毫無疑問，屍體肯定埋葬在小丘之下。1942年，波蘭人在格涅茲多沃的德國部隊裡幹活。有一次，10個波蘭人找到我並請我指給他們看看那些小丘。之後，請我幫助他們找一把丁字鎬和鏟子。大約過了一個小時他們返回並大罵內務人民委員部。波蘭人告訴我，他們在一個小丘里發現了屍體。為了方便辨認，他們在這個地方立了兩個木製十字架，十字架至今仍立在那裡。

　　葉·普魯德尼科娃認為，德國人公布的基謝廖夫供詞的第一段“有點兒荒謬”，因為當時4輛蘇聯載重汽車最多可載100人，這意味着，假如負責執行處決的人不休息，連續工作5周，他們屠殺的人數也不會超過3500人，那麼其餘的6500人呢？地方居民從哪裡知道了“10000名波蘭人”的數字的？對於其第二段供詞，作者指出，目前還存在另一種說法：不是基謝廖夫給波蘭人看了墓地，而是相反。

　　1946年紐倫堡法庭對德國軍隊537通訊團指揮官弗·阿倫斯的審訊，印證了上述“另一種說法”的真實性。阿倫斯交代說：“大概是在1942年1月，也可能是1941年末，我看到了在雪地上樹立的十字架。”阿倫斯隻字未提基謝廖夫的交代材料。實際上，發現波蘭人墓地及十字架的人並非基謝廖夫，甚至與基謝廖夫沒有任何關係。但利用在當地居住多年的村民基謝廖夫的供詞“曝光”布爾什維克的“暴行”，可以使他們的謊言更具“客觀性”。

　　基謝廖夫不僅在審訊記錄上簽字，而且還多次以“目擊者”身份，向參觀掘屍檢驗的外國代表團揭露內務人民委員部殺害波蘭人的“暴行”。但是，在德軍撤離斯摩棱斯克前夕，基謝廖夫突然失蹤了——他逃到卡廷森林裡去了。紅軍解放斯摩棱斯克後，他回到村里並徹底推翻了自己的上述口供。他向內務人民委員部詳細講述了他在納粹拷打之下成為“目擊者”的過程：

　　1942年秋，兩個德國警察來到我家，建議我到格涅茲多沃車站蓋世太保那裡去一趟……一個軍官稱，蓋世太保掌握了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在卡廷森林科濟山一帶屠殺波蘭軍官的材料，並問我可否就這一問題提供什麼證詞。我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內務人民委員部在科濟山進行了屠殺活動，而且，發生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不大……為讓我提供證詞（即證明布爾什維克殺害了波蘭人——編譯者），承諾給我巨額獎勵……軍官說，“德國正在與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鬥爭，我們應向俄羅斯人民展示布爾什維克禽獸不如”……他還說，德國司令部堅持讓我提供這樣的供詞，因為我在這一帶生活多年，而且就住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別墅附近。這會讓我的證詞具有說服力。

　　基謝廖夫介紹了上述情況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偵查人員就其口供問題作了進一步了解，基謝廖夫談了他被逮捕入獄和屈打成招的細節。

　　問：您向蓋世太提供了他們需要的供詞嗎？

　　答：沒有，我不能提供假供詞。軍官提議讓我再考慮考慮，然後放我回家了。

　　1943年2月我再次被叫到蓋世太保駐地，他們再次要求我提供“我是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屠殺波蘭軍官的目擊者”的證詞……翻譯從桌子上拿起一份手寫的證明文件，並讀了該文件。證明文件說，我，基謝廖夫，親眼看到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如何在1940年屠殺了波蘭軍官。翻譯讓我在文件上簽字並聲稱：“或者您現在簽字，或者我們把您滅掉。請選擇吧！”

　　這一威脅讓我不寒而慄，我在證明文件上簽了字……1943年春，德國人宣布，他們在科濟山地區的卡廷森林發現了波蘭軍官的墓地，說這些人是在1940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機關殺害的。此後不久，蓋世太保的翻譯來到我家並把我帶到科濟山地區。

　　當我和翻譯走出家門只有我倆在一起的時候，他警告說，我必須現在向在卡廷森林的人們準確地講述我在蓋世太保那裡簽字的證明文件中的內容。

　　由於距上次我被叫到蓋世太保那裡的時間已過去一個多月，我講話時有些語無倫次，快講完時我說，關於屠殺波蘭軍官的情況，我一無所知。第二天一早，蓋世太保的軍官宣布我已被捕了，之後讓我上車並把我帶到了斯摩棱斯克監獄。

　　問：這次蓋世太保又問您什麼？

　　答：被捕後我多次被提審，但對我的拷打多於審訊。他們告訴我，我必須當眾聲明，我是布爾什維克屠殺波蘭軍官的目擊者，只要蓋世太保還沒有確信我會自覺自愿這樣做，我就不可能被釋放。

　　德國軍官對我說：“……這就是您頑抗的結果。我們決定處決您，早晨把您帶到卡廷森林去絞死您。”我請求軍官不要這樣做，並開始說服他，我不適合充當“目擊者”的角色……過了幾分鐘，辦公室來了幾個士兵，他們開始用橡皮棍毆打我。由於實在無法忍受毆打和折磨，我表示同意當眾發表關於布爾什維克屠殺波蘭人的臆造講話。之後，我被釋放了，但條件是，只要德國人有要求，我就必須在卡廷森林向“代表團”發表有關講話。

　　問：請再說一下，他們究竟想讓您講什麼內容？

　　答：翻譯我應講的內容大概是：“我居住在科濟山地區的一個村莊，與內務人民委員部距離不遠。1940年春天，我看到如何把波蘭人運送到森林並在夜裡在那裡把他們槍斃了。”

　　請相信我，良心一直在折磨我，因為我知道，真實情況是德國人在1941年屠殺了波蘭戰俘，但我沒有其他辦法，因為我始終籠罩在再次被捕和拷打的恐懼之中。

　　關於蘇聯屠殺波蘭人的“證人證詞”，葉·普魯德尼科娃等獨立研究人員特別提出以下問題供讀者思考。

　　第一，德國人怎麼可能讓他們精心“培養”的唯一“目擊者”落入俄羅斯人之手，從而使他們一手炮製的彌天大謊毀於一旦？原來，在撤退前，德國人也擔心多次在掘屍檢驗現場作證的唯一證人基謝廖夫落入俄羅斯人之手，他們到處找他，想把他帶走。而此時的基謝廖夫早已攜全家人逃進了森林。這一事實間接地證實，卡廷屠殺並非內務人民委員部所為：如果波蘭人真的是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殺害的，作為告密者和叛徒，基謝廖夫不會冒險躲進森林等待蘇聯紅軍解放斯摩棱斯克。

　　第二，唯一“目擊者”並沒有交代“關鍵”問題。沒有一個被審訊的當地蘇聯公民，包括“目擊者”基謝廖夫，指出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聞到的從科濟山墓地散發的惡臭，而惡臭是比聽到卡廷森林槍聲更能可靠地證明大規模屠殺和埋葬的證據。基謝廖夫住在與大規模埋葬地相距約500米的地方。根據他向德國人交代的上述材料，他只聽到了森林傳來的“槍聲”和“叫喊聲”，沒有提及埋入大型墓坑中腐化變質的屍體散發的惡臭味道。這說明，所謂1940年春蘇聯殺害波蘭戰俘的“暴行”純屬子虛烏有；德國人的審訊筆錄是他們自己編造的。

　　二、德國式掘屍檢驗

　　1943年4月德國開始對卡廷墓地進行掘屍檢驗，其結果和結論是證實蘇聯“暴行”的另一重要“依據”。但令德國人始料不及的是，掘屍檢驗文件所記載的事實和證據反而暴露了他們自己屠殺波蘭人的罪行。

　　1.“國際醫學委員會”及其“鑑定”

　　為增加謊言的可信度，納粹德國匆忙拼湊了由德國占領並控制的11個國家和瑞士代表組成的所謂“國際醫學委員會”進行掘屍檢驗（國際紅十字會拒絕參加）。

　　“國際醫學委員會”於1943年4月28日抵達卡廷，可是30日該委員會的鑑定已準備就緒！鑑定斷言，屠殺波蘭軍官系蘇聯當局1940年3~4月所為。但因委員會成員意見分歧，所以未能在卡廷掘屍檢驗現場簽署該鑑定。

　　在專家乘坐的飛機返回柏林途中，德國人將飛機降落在（波蘭）比亞瓦-波德拉斯卡空軍基地，並再次以“非強迫方式”建議專家們簽署上述日期倒填的“斯摩棱斯克，1943年4月30日”鑑定。1943年5月，鑑定在報紙上公布。

　　“國際醫學委員會”成員之一、捷克法醫博士弗·哈耶克曾在其《卡廷證據》一書中承認：“我們每個人都清楚，如果我們不簽署布茨教授和歐爾紹什教授起草的協議（即“國際醫學委員會”的“鑑定”——編譯者），我們的飛機肯定不可能返回。”

　　2.組織參觀，弄巧成拙

　　掘屍檢驗開始後，為製造有利於自己的國際輿論，德國人常組織外國代表團和卡廷居民參觀挖開的墳墓。但弄巧成拙，不少人參觀後得出的第一印象是：卡廷屠殺的元兇更像是德國人自己。對此，俄獨立研究人員弗·施韋德在其中寫道：

　　認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人員會下到3~4米深的溝中，整整齊齊一排一排地碼放被處決人員的屍體，而且還是用“一顛一倒”的方式，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們所看到的，是典型的德國人認真辦事的特點，即讓深溝能最大限度地埋葬屍體。當然，理論上講，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也可以這樣做，但還沒有發現一座大型墳墓是這樣做的。

　　一位叫薇拉的婦女對記者說：“我們的馬虎蛋（即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編譯者）不會這樣做。這活兒幹得太規整完美了。墓坑是拉線挖掘的；屍體一垛垛碼放得整整齊齊。”

　　斯摩棱斯克解放後，不少參觀過掘屍檢驗的當地居民還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反映，他們所看到的捆綁波蘭受害者屍體的紙繩，是德國生產的，蘇聯從不生產那樣的紙繩。

　　3.“名單一致”不是證據，屍體埋葬分散曝光罪犯

　　人們在1943年的掘屍檢驗中發現，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押送“命令名單”（即送交內務人民委員部斯摩棱斯克州局管理的科澤利斯克戰俘營波蘭軍官名單）與德國掘屍檢驗名單姓名吻合，或大部分吻合。這被德國宣傳部門認為是1940年內務人民委員部殺害波蘭人的“關鍵”證據。

　　但無論德國人還是其結論的支持者，都沒有弄清楚一個簡單的道理：不管“命令名單”與德國掘屍檢驗名單中的姓名吻合率多高，哪怕是百分之百，也不說明任何問題！不管誰殺害了來自科澤利斯克戰俘營的波蘭軍官，“命令名單”中的姓名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在掘屍檢驗名單中。因為德國納粹在占領斯摩棱斯克後，搶走了“命令名單”，即1943年4月德國人在卡廷進行掘屍檢驗之時，他們已牢牢掌握了“命令名單”。所以，讓屍檢名單與“命令名單”一致，輕而易舉。而另一項掘屍檢驗結果——同一批次被押送來的戰俘屍體埋葬的分散程度極大，出乎意料地成為破解卡廷疑案難得的證據。即同一批次押運至卡廷的戰俘埋葬在不同的墓中（當時發現和挖掘的波蘭受害人墓地共8座）！他們的屍檢號相隔幾百甚至幾千，埋葬的時間有時相隔幾個星期！根據俄國官方說法，1940年春天，運送波蘭軍官的列車抵達格涅茲多沃站後，在該站換乘汽車，然後把他們運至卡廷森林立即處決。毫無疑問，這意味着，每一批從科澤利斯克戰俘營押送來的波蘭軍官，應作為統一的和不可分的群體埋葬在一座墓中。但掘屍檢驗結果表明，“同一批次押送”的波蘭戰俘被處決的時間不一樣，間隔幾天甚至幾周，屍檢號甚至相隔幾千！而在1940年春天，對於內務人民委員部來說，即使想這麼做，也無可能。而對於占領者德國納粹軍隊來說，這樣做沒有任何困難，因為波蘭戰俘在他們控制和管轄之下。這是唯一可以合理解釋同一批次被押運來的波蘭軍官埋葬分散的原因。

　　4.子彈與軍人區別標誌是德國犯罪的直接證據

　　第一，關於槍殺波蘭戰俘使用的武器、彈藥問題。在掘屍檢驗過程中發現，屠殺戰俘使用的是德國生產的武器和子彈，甚至還有1941年德國投入生產的鋼彈殼子彈。1994~1995年，波蘭專家在卡廷找到了241顆子彈殼，其中79顆是1941年德國生產的鋼彈殼。這是納粹分子1941年在卡廷屠殺波蘭軍官的又一鐵證，因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絕不可能在1940年春用1941年德國生產的子彈來槍殺波蘭軍官。

　　第二，關于波蘭軍官的軍人區別標誌。波蘭受害軍官軍服的區別標誌，是德國屠殺波蘭官兵的另一重大直接證據。德國“關於卡廷大規模屠殺的官方材料”稱，（屍檢中）根據區別標誌可以知道被處決波蘭軍官的軍銜。但是蘇聯直到1941年7月1日蘇聯頒布新的《戰俘條例》後，戰俘才能佩戴帽徽和軍人區別標誌。被處決者軍服上有肩章，軍帽上有帽徽，這證明他們是在1941年7月1日以後被德國殺害的，因為德國是日內瓦公約的締約國之一。

　　5.沒有進行掘屍檢驗的9號墓地

　　根據俄官方消息，2000年4月12日，普京向波蘭總統亞·克瓦希涅夫斯基通報說，在卡廷地區發現了新的波蘭人墓地，即9號墓地。

　　9號墓地位於卡廷波蘭紀念綜合體地區，據估計，至少埋葬了大約300~1000具屍體。令所有研究卡廷事件學者震驚的是，9號墓與內務人民委員部療養地的國家別墅相距大約只有50米！如果按照納粹德國的說法，1940年春天內務人民委員部人員殺害了波蘭人，那就意味着，他們對着國家別墅的窗戶處決並就地埋葬了波蘭人，而這絕無可能！因為1940年夏，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克·伏羅希洛夫和拉·卡岡諾維奇，以及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第一書記尼·什韋爾尼克，都曾在這裡休養！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地說，9號墓出現在1941年八九月份，即德國人成為別墅的主人之後！這一發現給了支持蘇聯殺害波蘭人說法的人以致命的一擊！

　　值得一提的是，波蘭總統夫人約蘭塔·克瓦希涅夫斯卡2000年4月13日看了該墓地之後，至今18年沒有“下文”！無論波蘭還是俄羅斯，都在設法迴避這一問題。眾所周知，波蘭方曾鄭重聲明，每一位在卡廷的犧牲者的命運都是神聖的。那麼，他們為什麼對9號墓的受害者漠然視之、不聞不問呢？最大的可能是，他們清楚地知道，對9號墓掘屍檢驗，查明被害者身份及真相，將使此前官方關於卡廷事件的所有說法不攻自破。因此，面對俄獨立調查人員利用9號墓“窮追猛打”，俄官方的做法是保持沉默，而支持“斯大林主義對卡廷屠殺承擔責任”說法的“卡廷學家”們，也退避三舍，拒不回應。

　　三、德軍在“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駐地工程建成後殺害了波蘭戰俘：

　　符合邏輯的推測

　　雖然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波蘭軍官是在1941年德國軍隊占領斯摩棱斯克之後被殺害的，但由於俄羅斯研究人員被禁止查閱參與殺害波蘭戰俘的德國納粹分子交代的材料檔案（官方人士也不否認俄保存着這方面的材料），德國殺害波蘭人的一些具體事實，包括確切時間、地點以及參與屠殺的德國部隊番號等，尚待進一步查清。

　　俄獨立研究人員葉·普魯德尼科娃認為，根據“布爾堅科委員會”（即蘇聯尼·布爾堅科院士為首的對德國納粹占領者在卡廷森林屠殺波蘭被俘軍官情況進行調查和確認的特別委員會）的材料和戰後紐倫堡法庭審理中的證人口供和速記記錄，可以確定以下情況。

　　（蘇聯）衛國戰爭爆發3周后，德國人逼近斯摩棱斯克。波蘭戰俘落入德國人之手。1941年8月，在距卡廷5公里處，戰俘們開始為德國“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部修建駐地設施。通常，德國人在秘密工程建設中使用俘虜，之後再把他們殺掉。由於他們手中有現成的比俄羅斯人更效忠德國的波蘭戰俘營的勞動大隊，利用波蘭戰俘建設重要工程成為首選。工程建設完工後，德國人把他們帶到卡廷森林處決了。這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整個戰爭期間，德國人都是這樣做的。

　　一些獨立學者撰文列舉的希特勒、戈培爾的所作所為及言論，均說明上述推測符合邏輯。

　　第一，德國納粹分子殺人“已成習慣”。二戰時期，德國納粹殺人如麻，大規模屠殺對於他們已習以為常。占領斯摩棱斯克地區後，他們在該州殺害了43萬人！根據已解密的美國檔案，二戰期間，在斯摩棱斯克地區，德國集團軍群中有一個“537建築營”，專門從事屠殺活動。至於德國是否在侵略蘇聯後殺害了波蘭人，在俄羅斯已不是秘密，只是“不方便”對外公開而已。

　　第二，偽造歷史、顛倒黑白是希特勒、戈培爾的慣用手法。他們曾製造了“布朗伯格事件”（德國稱，1939年9月波蘭軍隊屠殺了5.8萬德國和平居民）；散布謊言說布爾什維克殺害12000名德國人和烏克蘭人；宣稱他們在烏克蘭的文尼察市挖出了9500具屍體；還企圖在敖德薩策劃同樣事件。因此，在許多不帶偏見的研究人員看來，德國納粹屠殺波蘭人然後嫁禍於蘇聯是完全正常的。

　　第三，戈培爾在日記中不打自招。其實，卡廷事件並不複雜。戈培爾在卡廷掘屍檢驗期間的日記和“指示”都說明納粹德國才是真正的元兇。1943年4月17日，戈培爾在日記中寫道：

　　卡廷事件正在變為一枚巨大的炸彈，在一定的條件下，它還會引發不止一次的爆炸巨浪，而我們會十分嫻熟地利用這枚炸彈把文章做好。1~1.2萬波蘭軍官已經為其真正的罪孽——他們是戰火點燃者——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還可以為我們服務，利用他們，讓歐洲人民認清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面目。

　　這表明，雖然戈培爾倒打一耙，將“戰火點燃者”的帽子扣到波蘭軍官頭上，但還是毫無掩飾地道出了是納粹德國讓波蘭軍官“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為不會有人從該日記得出相反的結論——蘇聯讓波蘭軍官“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943年4月18日戈培爾確認，卡廷事件“幾乎是按計劃運作的”。在卡廷墓地掘屍檢驗之前，戈培爾對組織國際“調查”活動的納粹分子的指示也說明德國納粹在玩弄陰謀。戈培爾要求：“我們的某些人應提前到達那裡，以便在紅十字會到達時一切已經安排就緒，在挖墓時不會出現與我們的方針不一致的東西。”

　　如果考慮到納粹分子“準確地知道”卡廷墓中的波蘭軍官是1940年春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屠殺的，戈培爾為什麼還擔心在挖掘中“出現與我們的方針不一致的東西”呢？為什麼他認為在挖掘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對納粹德國不利的東西呢？戈培爾關於卡廷事件的日記和“指示”，可謂“此地無銀三百兩”，讓謊言炮製者的面目暴露無遺。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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