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9月开学，那天下午第一天去上学（那时只上半天学）。我家里教的规矩是见了老师要行鞠躬礼，放学时也要向老师鞠躬说再见。那天我妈陪我去上学，出家门口就不对了，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向我们喊口号。进了教室，我向老师鞠了一躬，说“周老师好”。可老师不理我，只管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把我凉在讲台旁示众足有15分钟。后来也不说一句话把我领到最后一排让我一个人坐，而别的学生都是两人坐一桌子。等到下课铃一响，不得了了，几乎全班的孩子一拥而上，饿虎扑食，围着我喊口号，“打倒XXX!”、“XXX（我爸名字）是牛鬼蛇神！”，又拉又扯，吐口沫，扔石子，把我的书包、杯子全扔到走廊里去。周老师只当什么都没看见。过了好几天，别班的潘老师看不过去出来干预，这种动武现象才算有所收敛。

那时经常要上街游行，两个学生排一排，但谁也不愿和我在一起，我的前后总是空几个位置。我那时面皮薄，最怕到马路上去丢人现眼。周老师也吃准我这种心理，决不让我过默默无闻的太平日子。每天、每堂课拿我开骂，放学时“晚汇报”要斗私批修，更是点名让我说
“XXX，你有什么私心要斗的？”
我找些鸡毛蒜皮的事说“上课思想开小差。”
周马上说“不够深刻！再斗私心！挖挖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更损的是在69年4月“九大”前后跳“忠字舞”时，全校学生借了一中学操场去练跳舞。周老师可逮着机会了，刚跳舞没多久，只听周老师一声大喝
“XXX，你跳的什么舞？你这是什么态度？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什么态度？你给我站出来！”
我站在操场边上看全校学生大跳“忠字舞”，也不知道他们跳了多久，只觉得自己脸面丢尽。

69年9月，我妈让我转学，新班主任刘老师对我一视同仁，新同学对我也还可以，我还交了几个朋友。上学第一天，坐在前排的谢国珍女同学问我叫什么名字。原来在周老师班上是没人搭理我的。谢国珍一开口，我竟受宠若惊地不知道她在问我什么。她一连问我好几遍，我还是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后来听明白了，观察她无敌意后，才小声报了我的名字。刘老师还看得起我，把班上起草决心书、毛笔抄写决心书的光荣任务交给我。我在刘老师班上过了些太平日子。

文革抄家时，是说来就来的，没什么先兆。我哥那时年轻气盛，总要和红卫兵动真格，所以父母赶快把他送到北京去避难。父母每晚要去参加政治学习，一定关照保姆收拾完后把我奶奶和我反锁在家里，不让开灯，好让红卫兵觉得我家没人。那时我爷爷刚去世不久，奶奶和我都很胆小（怕鬼），两人坐在黑屋子里很怕，尖着耳朵听门口的动静。红卫兵大概也识破了我们的花招，有几次来撬我家的锁。听他们撬锁撞门的声音，真是惊恐万状得不能自制。有一次，锁终于被撬掉了。哗啦啦，一下子拥进来二十几个红卫兵，各个手里拿着皮带、铁棍、木棒，见东西就砸。保姆见状不好，赶快去弄堂口叫来几个铁杆工人来给我们保驾、和红卫兵理论，大谈什么“要文攻，不要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