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是地主

朱今天(北京師大二附中老三屆，內蒙古插隊知青。教化學二十年，土建工程師二十年，服裝設計二十年。現居北京。)

住在瀋陽的母親，按階級劃分算地主

前幾年，我媽九十多歲了的時候，我刻意跟我媽聊天，聽我媽講那過去的事情，才知道我媽是地主，原來我只知道我媽是老師，一個普普通通的職業婦女。

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滿洲國的資源大量為日本作戰服務，老百姓吃的很差，大部分是劣質粗糧，又是兵荒馬亂，那時候我媽家在瀋陽。聽說黑龍江的地很便宜，我媽家，我姥爺家，還有我二大爺家一塊兒合計，找那地方的親戚幫着買了一塊地，想着有個後路，再怎麼亂也能有糧食吃。我媽說買了九十垧地，我對“垧”這個計量概念不清楚，所以沒弄清到底有多少畝地，反正三家各出了三十根金條，一根金條一垧地。金條有大有小，我們家的金條有多長我沒細問。現在北京誰家的房子賣了也不止這些金條吧？所以我看誰都像地主。

有人會問，你們家有這麼多金條。肯定不是好人。這個我不辯解，我姥爺是張學良東北軍的軍需官，應該是個肥差，日常用品，軍隊里有什麼他家就有什麼，擱現在，也正常。

我爸爸，我大爺當時在瀋陽都是生意人，解放了，叫資本家，確實屬於壞人，現在做生意叫工商業者，做大了叫企業家，屬於好人，企業越大人越好，馬雲要是死了，政府都得給送花圈。

地是1943年買的，還有房子、院子、大牲口，雇來種地的基本是瀋陽郊區的老鄉，地契寫的是我媽的名字，真正在那經營的是我姥爺、姥姥，那時候我媽才二十幾歲，還住在瀋陽，只去住過幾天。

日本投降不久，蘇軍把黑龍江的大部分地區轉手給了共軍。

黑龍江地區1946年就土改了，姥爺逃回了瀋陽，留姥姥一個人照看房子，那時候她有四十幾歲，聽說上吊了，近來聽瀋陽老家的人說是打死的。土改的核心不止是為了解決貧富不均問題，還要開展階級鬥爭，鬥地主，所以打死人的事情不算事。

《陳雲文集》中有關東北土改的部分，有這樣的話：“前一時期每斗必打，且在各縣普遍傳開，成為打風。因此其中有打重者，也有不該打死而打死者„„凡屬適當之打不能阻止，但領導上應防止不適當的打。”適當之打很難判斷什麼叫適當，實際情況是防不勝防。

土改工作隊聽說有一個年輕婦女抱着孩子來過，地契是她的名字，找不到人，只能拿我姥姥說事。土改也有政策，對地主家屬可按普通農民對待，分給一定生活用的土地，不過那時候的政策比較隨意，打下江山最重要。

為了躲避戰亂，我家後來又搬到了天津，北京。解放了，人民當家做主了，我媽在瀋陽念過高等師范，就當了教師。文革來了，學校里的老教師大部分過去的家庭都有點錢，所以大部分就有了污點，大部分就被圈進了勞改隊，也有自殺的。我媽每天到學校去參加革命，還給板報畫領袖像，其實內心很緊張。

我媽私下徵求我大姐的意見，要不要跟軍宣隊匯報買地的歷史。我大姐在大學裡還沒畢業，我大姐說：“不要說。”

我媽去師大問我表舅，表舅是黨的人，教馬列主義的。表舅說：“不要說。”

我媽咬着牙，沒有說，聽天由命。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抗拒從嚴，坦白更嚴。

我媽說，如果當年我說了，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你們不知道學校里被斗的老師有多慘！

謝謝上天，要是我媽定成了地主，那我們做為地主子女的日子就暗無天日了。我們這代人都知道地主最壞，心狠手辣，貪多無厭，恃強凌弱，欺男霸女，不是黃世仁，就是周扒皮，萬惡富為首，怪不得上頭死活不公布官員財產呢。

我多次悄悄問過父母：共產黨好不好？

回答永遠是“好”。

我問我媽：國民黨怎麼樣？

答：太腐敗。

問：那現在的兩會代表呢？

答：閉嘴！

我媽的願望就是，希望我們這一代能平安地活着。

人為了活着，可以有各種理由，如果相信共產主義理想，則有更偉大的理由。我去過歐洲，見過牧場中散落着別墅般的農舍，惡貫滿盈的地主們悠然其中，我的嫉妒油然而生，他們為什麼不土改呢？

我去過老家的漁村，土地，海面都承包給了出得起錢的人，最富有的是村書記。有個承包不起的弟兄偷偷出海打魚被沒收了漁網，還在等待鄉公所處理。這村書記算不算地主？

我路過張地產商在昌平的五百畝私家園林，別墅、泳池、天鵝湖„„這算不算地主？

我路過雕梁畫棟的×××故居，這算„„

2013年，我媽去世。為什麼寫《我媽是地主》，我也說不清楚。說的是七八十年前的事，我媽去世也好幾年了，別人一回憶，都是革命家史，我這一回憶，就是牛鬼蛇神。

家事，國事，家國難分，就是一段歷史給朋友隨便聽聽。

要說意義，我想思考一個問題，人的品性一定要按財富分出黑白嗎？你有五毛，他有六毛，人就分出善惡嗎？看看你身邊，你住80平米的房子，你哥住160米的房子，他還是你哥，可是一划成分，你是依靠對象，你哥可能就十惡不赦。可是說到過去的地主，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存在着一種嫌惡，這是多年的薰染，所以“黑五類們”的後代一般不願意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

好吧，萬惡富為首，現在再劃分一次階級成分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