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敗，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由於敵強我弱、缺乏經驗等原因，我黨組織的起義大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有被扼殺在搖籃里的危險。在敵人的鎮壓下，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雖然出師不利，但他所領導的隊伍，不僅沒有像很多起義軍那樣因為失敗而煙消雲散，反而在鬥爭中生存下來，不斷發展壯大。這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危機處理，克服了革命火種被撲滅的危機，並化危為機，在中國革命的至暗時刻探索出工農武裝割據這一勝利的正確道路。毛澤東是如何在反革命的疾風暴雨中，保存下革命的星星之火，並不斷發展壯大？

（一）信仰堅定

行動上的堅定源於理論上的清醒。毛澤東說，他看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1954年，毛澤東談到大革命後的形勢說，“天下是蔣介石的，我們只有幾條爛槍，可是，我們的鬥爭代表着人民的方向”。為人民鬥爭，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正義事業，必然勝利。他的這一表態不是事後諸葛，而是經過了歷史的檢驗。毛澤東曾被反動民團逮捕，險些被害。他曾多次遇到戰鬥失利，九死一生。他也曾幾次受到錯誤批評，遭受誤解。但毛澤東沒有嚇破膽，也沒有灰心喪氣。比如，進軍井岡山途中，部隊被地主武裝襲擊，毛澤東率領的團部與三營失去聯繫，不得不撤退。正當士氣極度低落時，毛澤東站起來，“雙腳併攏，身體筆直，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這種堅強、鎮定、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戰員，他們一個個提着槍站起來，列隊向排頭看齊”。

毛澤東不僅信仰堅定，而且能將馬克思主義理論運用到分析現實問題中。秋收起義失敗後，毛澤東就辯證地對敵我的強弱關係作出了判斷：我們現在力量小，不能攻打敵人重兵駐守的大城市，那麼就到農村發展，積蓄力量；我們現在好比是塊“小石頭”，反動派好比是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要砸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澤東認為，在武力上敵強我弱，但在正義性、凝聚力上，我黨我軍則占據優勢，從長遠看將全面壓倒敵人。可見，毛澤東的勇氣，不是無知之勇，恰恰是知難而上。他的革命樂觀精神不是盲目樂觀，而是建立在對人類發展潮流、世界大勢和中國具體實際的把握上。儘管有時“深深感覺寂寞”，但他始終保持着鬥志。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向中央報告紅四軍情況時，就認為紅四軍的負責同志中“堅決的有計劃把握奮鬥精神的要算是潤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種精神也是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的結果吧”。

（二）對農民運動和武裝鬥爭有預判

毛澤東能夠迅速改變策略，率軍轉入農村，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已經提前從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角度，關注研究農民問題和武裝問題，對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有一定的預判和思想準備。

在中共三大上，毛澤東就強調了農民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大革命時期，廣東是根據地。毛澤東認為農民占廣東人口的80%，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發展農民的群眾組織對於保障和擴大革命勝利具有重大意義。1925年12月，他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指出“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群眾。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這部分人因受到重重壓迫，“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他總結了中國農民鬥爭的歷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運動的失敗都是由於革命黨人缺乏對農民的研究和爭取，“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毛澤東不僅重視農民的作用，而且以此為中心做了不少實際工作。1925年3、4月，他在韶山休養期間，通過走訪和調查了解附近農民的生產、生活情況。他還經過幾個月了解和培養，為中共韶山黨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1927年1月，他在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刷新了他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得出了農民運動“好得很”的結論。



早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1920年，毛澤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因此，要摧毀反革命勢力，只能用力量說話，藉助武裝鬥爭完成革命使命。1926年初，毛澤東就從國民革命的角度，提出人民沒有武裝，就不能奪取政權。後來，儘管北伐節節勝利，但蔣介石背叛革命的跡象越來越多。鑑於“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的局面，毛澤東提醒中央應該重視掌握武力，以防不測。馬日事變後，毛澤東明確表示要用武力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八七會議上，他進一步提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歷史上重視武裝歷來意味着抓軍隊。毛澤東的洞察力在於他重視武裝人民群眾，特別是武裝農民。他在湖南農村考察農民運動時就提出農民要組織武裝，接收團防局，成立農民自衛隊。他還從理論角度闡明了“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和平辦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紳的”。八七會議後，瞿秋白希望毛澤東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毛澤東則表示願到農村去，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同時，毛澤東也清醒地認識到，與反動軍隊作戰，單靠農民的力量還不夠。要發動暴動、奪取政權，必須要有軍隊的援助。如馬日事變後，他即主張農協應該上山或進入軍隊，“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基礎”，“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

（三）收集掌握信息，知彼知己

正確的判斷基於正確的分析，正確的分析基於全面充分的信息。因此，毛澤東抓住一切機會儘可能多地收集研判本地和全國信息，力爭知彼知己，為此甚至還讀過范仲淹寫的關於江西剿匪的文集。但敵人的封鎖大大限制了井岡山地區信息的流通，特別是令毛澤東很難收到上級的指示，收到了時效性也很差。

在沒有無線電的情況下，派人偵查只能了解局部地區的情況。毛澤東的對策是，通過報紙了解周邊局勢、軍閥混戰情況等中外政治、經濟、軍事信息，從中分析敵人動向，為紅軍制定對敵鬥爭的戰略戰術提供依據。紅軍每到一處，毛澤東都要派人到郵局、舊政權機構收集近期報紙，既包括全國性報紙，也包括地方小報，甚至會專門為了收集報紙而作戰。有人行軍中扔掉了報紙，還受到過他的嚴厲批評。毛澤東看報也很仔細，連報紙中間的尋人啟事和廣告都不放過。

此外，毛澤東掌握周邊情況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以談話來調查研究，這是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好方法。他隨部隊活動，每到一地都設法找到當地黨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圍地區的情況。如古城會議除軍隊幹部外也有永新、寧岡縣委的同志出席；他第一次見到王佐派來的偵查員，就詳細詢問了井岡山的人口、交通、群眾基礎等情況，一直談至深夜；第一次見到江華，就詢問了安源、萍鄉的情況。毛澤東每到一地，還會找本地農民、工人、商人、教師、鄉紳、監獄看守、舊時衙役等談話。通過這些，形成了典型調查材料，內容包羅萬象，既有各地的政治、經濟、土地、人口、社會風俗等概述，也有各個時期流行什麼商品、農民沒有文化如何記工等細節。新中國成立後，他還專門提到，上井岡山後的兩次典型調查材料後來損失了，“損失別的不傷心，損失了這些材料我比較傷心。”

（四）富有感染力

毛澤東之所以可以帶領革命隊伍走出危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富有感染力，能贏得他人信賴。當時的中國農村經濟政治文化都較為落後，封建宗法思想還支配着人的頭腦，人們大多不了解什麼是帝國主義、機器工業。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宣傳，發展黨員，都比較困難。毛澤東在傳播革命道理時，既樸實通俗，又風趣幽默，不但讓人易於理解、記憶深刻，而且讓人感到親切振奮。正如鄺任農初見毛澤東時所感受到的，“毛澤東同志講話時，很富感染力，語氣堅定，經常用手勢，他雖然很年輕，但他說話時的動作表情顯出一個成熟革命者的氣質。”

毛澤東講解革命道理，以小見大。1928年住在茅坪時，群眾送了他一條狗魚（即娃娃魚）。他便說，狗魚是水中的霸王，被我們捉住了，還有個霸王沒有捉住，那就是蔣介石、帝國主義。這個形象的比喻，一下點明了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壓迫人民的本質，讓大家都受到了很大教育。他督促日常工作，簡單有效。在宣傳方面，一次部隊寫標語“打倒帝國主義”時，“倒”字少寫了一畫，毛澤東看後就笑着說：“不打都會倒，少了一條腿嘛！”自那以後，部隊寫完標語都要認真檢查一遍。在執行紀律方面，他提出工人農民的東西即便一個雞蛋也不能拿。蕭克就對此說：“這段話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為以前也常聽講紀律，但沒有像毛澤東這樣形象、深刻。”他傳授戰略戰術，生動形象。毛澤東在講解“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動群眾”的軍事鬥爭原則時說：“這就像漁翁打魚一樣，撒網就是將部隊分散下去，收網就是將部隊集中起來，集中起來幹什麼？抓魚！”他還說，十個指頭有長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敵人也有強弱之分，兵力分布也未必周到，只要我們抓住弱敵猛打一頓，打勝了立即分散，我們就掌握了主動權，把敵人放在了手心裡。

歷史是波浪歷史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但它不會自行發展，而是藉助人的活動實現。因此，在轉折關頭，如果錯判形勢，落後因素的一次反動就可能持續數年、數十年，甚至更長；反之，如果作出正確的應對，就可能推動社會加速發展。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令各地起義屢屢受挫，革命前景晦暗不明。秋收起義部隊在進攻大城市的過程中損失很大，情況非常危急。但是，這也教育了毛澤東，教育了黨和軍隊，要打開中國革命的局面，突破口不在城市，而在農村。

毛澤東及時率軍轉移至井岡山，在敵人的重兵包圍下，不僅沒有被消滅，而且逐步壯大。如果沒有他的果斷決策和正確指揮，秋收起義部隊很可能就垮掉了。雖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會繼續革命，但作為一支部隊很難保存下來。上井岡山時，毛澤東率領的是一支殘軍、弱軍。離開井岡山時，部隊擴大了規模，具備了堅強的組織領導，明確了奮鬥方向，已經是一支讓敵人望而生畏的強軍。

雖然有的政策存在不足、軍事上也有敗績，但在全國處於革命低潮時，毛澤東領導革命隊伍讓紅旗在湘贛邊界屹立一年有餘，開闢了以工農武裝割據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一舉扭轉了我黨不斷受挫的態勢，既使我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度過了夭折的危機，又證明了在白色恐怖中，只要有正確的策略，我黨和我軍完全可以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現實意義。儘管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黨和軍隊都面臨着敵強我弱，但在綜合實力對比上再未像秋收起義時那樣懸殊，整體形勢再未那樣危急。

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也逐步發現了如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治黨治軍中更加深層次的問題，為進一步提高黨和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創造了條件。在此期間，毛澤東完成了很多開創性、奠基性工作，如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建設新型人民軍隊、部隊做群眾工作、建設根據地等，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下如何發展自身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黨的建設、武裝鬥爭、統一戰線、群眾路線等方針在這一時期實際上已經開始實行了。這為黨和軍隊在日後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持續抗壓作了一次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