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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毛泽东的奇迹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1年01月24日16:24:38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和周世钊谈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周世钊和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他们情意拳拳,过从甚密,书信来往不断,诗词切磋频频,相知相交63年。毛泽东称周世钊是“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并称赞他是“贤者与能者”;周世钊则称毛泽东是“素抱宏愿”的“吾兄”,又称他是“尊敬的主席”。毛泽东与周世钊谈话时,纵论国事,无所避嫌。现根据周世钊记述,将毛泽东和周世钊的交往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次谈话整理如下:


图片


毛泽东


幸福的会见


1913年春天到1918年夏天,毛泽东和周世钊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校同班学习了5年半。毕业后,他们走上了社会,又一起共同奋斗了9个春秋,直到1927年后才分开。尤其是在1918年到1921年的3年中,毛泽东和周世钊同为新民学会的骨干成员,一起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而奋斗,并且常常写信互勉。1920年3月,毛泽东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1920年6月,周世钊写信劝毛泽东回湖南创立一番事业:“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


后来,毛泽东忙于建团建党的活动,他虽然曾邀请周世钊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但周世钊当时入了上大学的“迷”,拒绝了毛泽东的邀请。但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依然联系密切。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曾把调查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周世钊。后来,因毛泽东南征北战,他们的联系才慢慢中断了。


直到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以第一师范学校代理校长的名义专门致电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不久就回电:“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自此,周世钊和毛泽东又恢复了密切联系。1949年10月,周世钊致函毛泽东,并附诗一首,同时附去陈泽同建设湘潭工业区的一份意见书。11月15日,毛泽东回信:“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周世钊对毛泽东评价他“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十分高兴,也很受鼓舞。


1950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亲戚章淼洪回湘省亲,毛泽东嘱她便道约周世钊和王季范偕往北京参加国庆观礼。9月30日中午,周世钊到达北京,下午去中山公园听周恩来的报告,晚上与蒋竹如等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同学前往北京饭店王季范(因为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已先入京)处谈了一阵儿。周世钊从同学中获悉,当毛泽东会见他们时,问起他的情况,江青还在旁边插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学?”毛泽东说:“这位同学相当老实憨厚,就是胆子小。”10月1日,周世钊受邀到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观礼。直到10月5日,中南海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接见他,嘱咐他在饭店等候。下午4时,毛泽东派秘书用车到惠中饭店接周世钊。他们入新华门,到达勤政殿,江青在门口等候,引周世钊入内,并一路询问周世钊的家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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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分别后,两位老朋友23年后终于相见。周世钊称此次见面为“幸福的会见”。握手寒暄后,毛泽东笑容满面地问了周世钊到京后的情况,也谈了他近来的健康情况。毛泽东问周世钊到京以后会见了哪些人?周世钊说见了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王季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约他们来谈谈好吧?他们没到以前,我们到外面走走,如何?”于是,毛泽东一面嘱咐秘书电约四老,一面又嘱咐准备两辆车。毛泽东和周世钊坐一辆车,警卫人员坐一辆车,进入景山公园。毛泽东和周世钊刚下车步行不到20步,警卫人员走到跟前对毛泽东说:“园里游人太多,不便久留,请主席上车。”毛泽东一边上车,一边说:“今天游不成了,回去吧!”


在回途中,周世钊问毛泽东:“我记得你从前瘦些,是什么时候胖起来的?”毛泽东说:“过去在长沙时,常常东奔西跑,在江西和长征时期,常常骑马打仗,活动多,胖不起来。在延安十多年,坐窑洞,写文章,骑马打仗的机会不多,就慢慢地胖起来了。”


周世钊又问:“我看你对一些熟人的信件,都是亲自回答,为什么不让秘书代劳呢?”毛泽东说:“秘书不了解那些人的情况,不知怎样下笔,必须将经过详细告诉他,他才能写,不如我自己提笔写几句还省事得多。”


毛泽东和周世钊回到中南海已是傍晚时分,几位约请的人都已到齐。同进晚餐后,坐在客厅谈话。周世钊向毛泽东提了一个要求:“第一师范的师生,恳切希望得到你的指示,请求为他们题示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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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即表示满足全校师生的要求,并对徐特立说:“你是一师的老教师,也写几句话,给他(周世钊)带回去吧!”话题集中到一师,又说到一师一些过去的教师。


谈话中,毛泽东嘱咐周世钊搬入北京饭店。于是,周世钊回去后就从惠中饭店搬到了北京饭店。


毛泽东谈话后,秘书向他报告,有首长请见,周世钊等便起身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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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这一仗




1950年10月27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王季范和周世钊。毛泽东伤感地谈了任弼时逝世一事后,饶有兴趣地谈论起宗教和哲学问题。周世钊感到很奇怪,于是问道:“主席今天为什么有这种闲情来谈宗教和哲学这些问题呢?朝鲜局势不是很紧张吗?”


毛泽东从容答道:“朝鲜局势日趋紧张,这段时间,我们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有很多天是睡不着的。但是,今天我们可以高枕而卧了。”


“这是为什么呢?”周世钊很不解。


“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已经出国了。”毛泽东透露了这个消息。


这是周世钊和王季范之前没有听到的消息。周世钊一方面感到兴奋,一方面更感到担心,因而提出一个问题:“有胜的把握吗?”


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却反问王季范和周世钊:“你们对这个问题看法怎么样?”


王季范没有表示意见。周世钊稍稍考虑后陈述了他的看法:“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得到解放,这是建设新国家的大好机会。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建设,志愿军抗美援朝,是不是会影响和平建设呢?”


毛泽东说:“不错,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可是党内有很多人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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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钊听了还是十分担心,再一次提出刚才的疑问:“是不是有胜利的把握呢?”


毛泽东喝了口茶,不慌不忙地回答这个问题:“你们都知道,我是不打无把握的仗的。这次派志愿军出国,是有人不同意的,他们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经过周详的考虑和研究,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估计,美帝的军队有一长三短。它的钢铁多,飞机大炮多,是它唯一的优势。但它在世界上的军事基地多,到处树敌,到处布防,兵源不足,是第一短;远隔重洋,是它的第二短;是为侵略而战,师出无名,士气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伤。虽有一长,不能敌这三短。我们则为抗美援朝而战,为保家卫国而战,士气高,兵源又足。我们并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一步一步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一年不撤退,就打它一年,十年不撤退,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就只好心甘情愿进行和平解决。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我们就可结束战争。”


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它不在朝鲜战场上打而派大军从我国海岸登陆怎么办?”


毛泽东说:“它不敢,那样做我们也不怕它。我们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它如果向我国进攻,就会引起苏联的参与。苏联参与,不一定要派兵东来,它可以在几天之间用兵西向,席卷欧洲,欧洲是美国必争之地,它要照顾欧洲,自然也就无力入侵我国了。”


周世钊继续发问:“假如美帝用飞机滥炸我国的重要都市呢?”


毛泽东继续分析道:“它也不敢,因为这同派兵登陆,同样是侵略。”


在毛泽东剖析了上述论点后,周世钊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我国抗美援朝,苏联却坐视不理呢?”


毛泽东笑着说道:“这个仗,我们有力量有把握打好,不必要苏联参加。我看美帝的侵略行径,一定会彻底失败,不管它怎样挣扎,终究是黔驴技穷,在中朝人民共同抗击之下,它是一定不能得逞的。”


他们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1950年至1951年初,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同志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周世钊不想卷入其中,也没有以积极的态度主动去解决问题,想一走了事。上级领导对周世钊进行了耐心教育,他才勉强安下心来。但他始终没有办法解决校内不团结问题,学校工作因而受到影响。周世钊认为自己过多考虑到个人面子、威信问题,作为旧知识分子不能很好地体会党对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迫切需要学习。于是,他要求学习、改造。1951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的人事作了适当调整,由副校长李迪光暂时代理校长,同意周世钊到北京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周世钊自3月7日北上,到京后住惠中饭店。此时,毛泽东已离京去石家庄附近乡间休息去了,于是周世钊写了一封信告诉毛泽东他的学习计划。


1951年4月下旬,政治研究院办公室通知周世钊,中南海将派车来接他。下午4时,毛泽东的秘书来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这时,毛泽东已从石家庄回来。见面后,毛泽东询问周世钊、蒋竹如的学习情况后说:“你们能够请假学习一年,好极了,有机会学习是最好不过的事。我很想学习两三年,特别想学习自然科学,可惜我不如你们这样幸运,能够请假学习,我现在是不好请假的。”


1951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政治研究院接周世钊和蒋竹如去中南海聚会。见面后,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志愿军在朝鲜作战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说:“我们志愿军的武器远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的军队打得狼狈逃窜。我们连大炮都少,飞机更没上前线。但常常打胜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为什么呢?没有别的理由,这是因为我们的志愿军都是翻身的农民和工人,他们认识这场战争是为支援被侵略的朝鲜而战,是为保家卫国而战,都有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决心,都明了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而战,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因此奋勇杀敌,敢于牺牲。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打的是品质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挡的。”


谈了这些以后,毛泽东又说:“我们在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造成这种好形势主要依靠我们志愿军的勇敢和机智。他们现在层层挖掘坑道,这些坑道都在山底下,纵横沟通,随意出入,飞机炸不垮,大炮轰不坏。敌人不好攻,我们却可出去,万一失了第一线,还有第二线、第三线。这都是志愿军指战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像我们在北京的人就不一定想得出这种办法。”


1951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约在政治研究院学习的周世钊、李思安、蒋竹如等5人到中南海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很高兴地告诉在座的人: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于我们志愿军的机智勇敢,不断提出新的对付敌人的好办法,坑道战就是新办法之一,现在挖掘了许多层的坑道,敌人想要破坏这些坑道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美国记者说:‘美国的军队再花20年也打不到鸭绿江!’我看再打200年,他们也没有希望打到鸭绿江。”


周世钊听后感到很兴奋、很激动。毛泽东又问李思安:“你还记得驱张运动时向北洋军阀政府的国务总理请愿,在新华门坐冷板凳的事吗?”李思安答道:“当然记得。那是您在领导,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抗美援朝是了不起的事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贺龙率领下,于1953年10月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周世钊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湖南分团,到铁路沿线慰问志愿军铁道兵团。周世钊通过两个月的慰问,更加认识到毛泽东的伟大,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判断的正确性,心里更加佩服。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周世钊和毛泽东大概在1954年见面时,又一次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问题。


周世钊感叹:“1950年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真是够紧张的啊!那时国民党反动统治被推翻,全国人民得到解放,建设新国家是大好机会。人民希望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那时您就决定抗美援朝,派志愿军到朝鲜作战。我当时怕影响我们的和平建设,但后来居然把美帝国主义打败了,这是了不起的事!”


毛泽东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问题,1950年10月我就跟你谈过。我们不希望速战速决,我们要进行持久战。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消灭它的有生力量,使它每天都有伤亡。它一天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天。它一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一年。它十年不撤退,我们就打它十年。这样一来,它就伤亡多,受不了。到那时,它只好心甘情愿同我们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它愿意和平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这就是说,美帝侵略朝鲜之战,不管它怎样挣扎,它一定要彻底失败。我们那时基本上就是依靠小米加步枪的武器、依靠战士们的勇敢精神、依靠中朝人民的支持、依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与美帝国主义打仗。战争的结果,完全证明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朝人民胜利了,美帝国主义失败了,这就是历史的结论。抗美援朝这一仗,我们不仅打出了军威,而且打出了国威。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我们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场战争以后,我们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看来我们打这场战争还是值得的。”


周世钊又小心地问:“毛岸英同志也到了朝鲜,但是他刚刚出国不久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是不是和彭老总没尽到责任有关?如果您不派毛岸英同志到朝鲜战场上,我看他是不会牺牲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不能这样说。岸英的牺牲,责任完全在美帝国主义身上。岸英是为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而出国作战的,他是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牺牲的。彭老总是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能去责怪他。当时,我得到岸英在朝鲜战场上不幸牺牲的消息后,我的内心是很难过的,因为我很喜欢岸英这个孩子。岸英牺牲以后,当时有人提议要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我没有同意。我说岸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抗美援朝,为保家卫国而牺牲的,就把他的尸体安葬在朝鲜的国土上,让它显示中朝人民的友谊,让中朝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不必把他的尸体运回国来安葬。当然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到朝鲜战场上,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在那种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是极力主张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后来得到党中央的赞成,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这个决定得到了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上战场,光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个什么领导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岸英是个青年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到农村进行过劳动锻炼,但他没有正式上过战场。青年人就是要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要在战斗中成长。基于这些原因,我才派他到朝鲜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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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闹笑话了。倒退不是带来的,是造成的。哪学的中文?!  /无内容 - 南来客 01/24/2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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