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讓人們選擇毛澤東

成功的路往往是最窄的

共產黨人的起義多數被蔣介石等軍閥撲滅了，活下來的只有毛澤東的隊伍做得最大，最有生命力。其他較大的是張國燾和徐向前、賀龍、方志敏三塊根據地。

蔣介石不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澤東已經練就了戰勝蔣介石的全套功夫，但中華民族的災難不單單是蔣介石這一內賊，我們還面臨強大的外寇，毛澤東要成為領袖，他的敵人除了蔣介石還有日本人。造就巨人的恰恰是災難，戰勝巨大的敵人才是偉人。

第三次反"圍剿"剛剛勝利，日本人突然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日軍在短短四個多月內就占領我國東北三省，這意味着外患已成為中國的主要問題。

中國粗一看依然是龐然大物，實際卻似一頭懨懨待斃的肥豬。日本人在占據朝鮮之後，等着中國的反應，為什麼要等待呢？因為他們已經嘗試過了，在明朝、清朝強盛的時期，只要朝鮮有事，中國必然出手，所以他們並沒有直接進入東北，直到某一天，在鴨綠江邊日本軍隊看着八旗士兵耀武揚威的樣子不高興，給了一排子槍，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叫日本人目瞪口呆：他們沒有遇到反擊，看到的卻是八旗兵丟盔棄甲，轟然逃命，從撿到的槍看他們的裝備並不比日本差。在殖民者看來這樣的人占據着肥沃的土地就成了罪過。就這樣日本人一步步跨進了中國人的家園，在發現沒有任何抵抗後，就演變成了中國國恥"九一八"。

【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7周年第一場文藝演出集錦（上集）】▼

那些對蔣介石抱有好感的人，敢於面對這樣的現實嗎？日本人占據朝鮮，說不上是蔣介石的錯，是前面統治者的錯誤。但日本人舔食東北的意義是什麼，蔣介石都不懂嗎？如果連這一點都不懂，怎麼有資格做中國的領袖？當時東北的張學良、華北的閻錫山、西北的馮玉祥都已歸順蔣介石，蔣介石已經成為中國的最高領袖了。是東北的資源養活了日本人的軍隊，給日本人提供了進一步侵略中國的物資，也膨脹了日本人的野心。如果事態尚在萌芽中就予以剪滅，我們何至於全民陷入被日本人屠戮的悲慘之中？

看看毛澤東吧，他成為中國領袖後，遇到世界第一的美國人朝着三八線進軍，他就敢於喝止，警告美國不可以越過三八線。美國人哈哈大笑，你中國人的話誰會當回事呢。百年恥辱的歷史寫在那裡，美國人照樣往前，直接開到鴨綠江，毛澤東就果斷出手了，東北邊境不容許有強敵，這是中國的底線，侵略中國的通路就是東北到華北再到南方，歷史早就重複着這一點。在東北直接抗日，其難度絕對不能和抗美援朝相提並論，發起"九一八事變"的日本兵僅有數萬，是帶有試探性質的挑釁，無奈我們的民族積弱太久，江浙財團選出的領袖過於自私，蔣介石對日本人的蠶食無動於衷，對待內部的共產黨卻竭盡全力鎮壓剷除，這種自私與無良將導致我們民族面對巨大災難。

毛澤東明白自己的責任，戰勝蔣介石意味着他將代表這個國家和人民，維護民族利益就是他的責任，"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9月25日聯名發表文告，堅決主張抗日。

【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7周年第一場文藝演出集錦（下集）】▼

是什麼因素使得毛澤東有如此敏銳的方向感？一個最合理的解釋是民族主義。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民族的土壤，任何思想只能是理論，後來的歷史證明，毛澤東是我們民族最偉大的英雄，即使不喜歡毛澤東，也必須承認這一點。

毛澤東遇到的首要問題不是對抗日本，而是蘇聯。此時的中共中央，一個叫王明的年輕人在共產國際支持下不正當地攫取了領導權。共產國際和他們支持的王明是有大罪的，他們為了奪取中共的領導權，把一大批中國共產黨人趕了出去，其中就有毛澤東的主要盟友羅章龍。嚴格說來，羅章龍他們也有錯誤，他們有違反組織程序的嫌疑，他們面對不正當的壓力沒有忍耐，而是做出了分裂的舉動，這是有害的，因為和蘇聯的鬥爭必須用特殊的方法，這一點我們說過，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難的一項工作，需要的是又要聯合又要鬥爭，除了毛澤東誰都做不到誰都做不好。

毛澤東沒有參與這場政治鬥爭，他忙於武裝鬥爭，忙着為中國革命找出路。

可笑的是被蘇聯扶持的王明一幫人，他們居然完全站在蘇聯的立場上看問題，壓根就沒有意識到他們是中國人，應當考慮的是中華民族的利益。他們把日本侵占我國東北看作主要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線"，提出"武裝保衛蘇聯"這樣匪夷所思的口號，為了保衛蘇聯，他們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光着膀子往前衝。他們占據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數，不聽指揮就把你趕出黨組織。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共產國際起到的作用是相當成問題的，毛澤東不願意否定它，是出於信仰上的策略，他不願意將內部分歧暴露給外界，這是他的高明之處。但我們學習歷史，就要弄明白些。

【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7周年第二場文藝演出集錦（上集）】▼

陳獨秀應當為大革命的失敗負責，李立三需要對"左"傾冒進負責，但撤換他的居然就是原來讓他下命令冒進的同一撥人，隨後蘇聯又將李立三關起來不讓他回國，他們趕走了羅章龍，扶持了王明一幫子人進入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這一回，他們人多勢眾。

就在毛澤東獲得了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後，傳來了蔡和森犧牲的噩耗，蔡和森被叛徒顧順章出賣，壯烈犧牲。蔡和森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在黨內的地位極高，是留法學生的領袖之一。

蔡和森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極大，是他以辭掉自己的政治局委員的決絕態度，迫使中央給毛澤東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他支持毛澤東回湖南領導秋收起義，他曾想與毛澤東一起回湖南或蘇區革命，但最終服從組織安排，去領導白區工作。毛澤東曾說："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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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毛澤東摸索出來的，其他人只是貢獻了力量，所以沒有人能和毛澤東並肩，但要論影響力，誰也比不過蔡和森，蔡和森幾乎是唯一可以影響毛澤東的人。

陳獨秀靠邊了，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下台了，蔡和森犧牲了，這些和毛澤東關係密切的、曾給毛澤東以支持的人，一個個失去了影響力，毛澤東的支持者尚在基層，現在他要單槍匹馬面對教條主義者了。但毛澤東已經是壓不垮的了，他的試驗已經完成了。上升到最高層面的他知道，真正的敵人是日本人，可是他最先遇到的對手卻是蘇聯支持的號稱是他的同志的這些人。

王明他們給根據地派來了若干領導，蘇聯支持的這些人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除了批評就是指責。

毛澤東被說成是"狹隘經驗論"，"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後思想"。土改給地主富農活路這叫富農路線；在根據地問題上，毛澤東的方針是"傍着發展"，教條主義者說這是右傾保守；在軍事方面，共產國際派來一個叫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的外國人，來指揮紅軍作戰。蘇聯，繞不開的蘇聯，只要是想在中國領導崗位上做一番事業的人，必須搞明白怎樣對付蘇聯，這是宿命。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尚沒有意識到他們中間已經產生了改變世界的巨人，他們多數人更傾向於聽蘇聯的。

他們做了組織上的調整，取消了毛澤東軍隊的職位。

被趕出紅軍的毛澤東怎麼安排，這是個問題。毛澤東最好的戰友犧牲了，最高位置上沒有人再為了毛澤東鬧着辭職了，但毛澤東已經自立了，沒有人幫助，但也沒有人能真正趕走他，威望在那裡擺着，這地盤全是毛澤東打下的，他們實在是繞不開的。正好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籌備中，這樣毛澤東獲得了一個稱號，就是我們習慣上的毛主席，名義上的國家元首。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很正規，有憲法、有法令，還有選舉。

對於毛澤東來講，當上主席，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他成了元首，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獲得全黨認可；悲的是這些人不但剝奪了他的軍權，而且隨時可以免掉他的其他職務。

毛澤東當上中華蘇維埃主席後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一個大好事，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部起義來歸。

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在第二次"圍剿"時被調到江西參加對紅軍作戰，蔣介石借刀殺人排除異己，而毛澤東戰無不勝的軍威和廣泛聯合的感召吸引了他們，一推一拉之間他們參加了共產黨，成為紅五軍團。

毛澤東負責改造新人，這樣他就積累了另外一項本事：整合。

毛澤東把蕭勁光等出國留過學的一批人派到紅五軍團工作。紅軍的人才還是很多的，關鍵是有毛澤東的好政策、好方法。

毛澤東成功了，紅五軍團後來的表現證明了他的整合改造相當成功。有了勝利的法寶，有了各種規矩，一切外來的力量都能很快轉變成得心應手的力量。

這時紅一方面軍由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

周恩來是這時候到達瑞金的。

周恩來擔任的職務就是毛澤東一直代理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注意，這時候周恩來是毛澤東的直接上司。

周恩來還帶來了攻打江西大城市的指令，毛澤東表態不能打。輪到他發言的時候，他把話說在明處：第一不打為好，非要打，也只能圍城打援。

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派，他再次建議可否聽聽前線指揮員的意見。這一回其他人不再上他的當，他們知道毛澤東在基層的支持率，項英不客氣地說：我問過彭德懷，彭德懷說過可以打下的。這樣毛澤東的提議被否決。

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王稼祥等赴前線督戰，顧作霖在途中還說：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顧作霖最年輕，反對毛澤東最積極，他在長征前就病逝了，所以歷史上沒有什麼名氣。

作為中華蘇維埃國家主席，毛澤東沒有忘記中華民族的最主要敵人是日本人，毛澤東發表文章指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將成為全中國人的共同敵人，後來的歷史證明這真的是高瞻遠矚。當時黨的最高負責人卻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這就是教條主義者，這就是他們吃了蘇聯麵包後的立場。

毛澤東拒絕妥協。毛澤東考慮的是中國人的事情，是中華民族的利益問題，和蘇聯聯合是為了抗擊日本，而不是保衛蘇聯，看上去都是抗日，出發點卻不同。為了蘇聯而抗日，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會認可嗎？

毛澤東沒有辦法了，他請病假休養獲准。

病中的毛澤東依然關注着那個最兇惡的敵人——日本侵略者，當他得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

有興趣的可以查查蔣介石是什麼時候對日宣戰的，那些試圖為蔣介石塗脂抹粉的人要傷心了，蔣介石是在美國人宣戰之後才對日宣戰的，不要說什麼毛澤東對日宣戰是假的，不要忘了，毛澤東剛剛建立全國政權就敢與美國開戰。

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紅軍腹背受敵，急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你不能說毛澤東在等着大家失敗吧，可是離開了毛澤東就是沒有辦法取得勝利，毛澤東說不能打，大家不服氣就要打，結果就是這樣的。

毛澤東立刻動身，在趕到前線之前，提議起用預備隊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他趕到前線時，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立竿見影，紅三軍團已經脫險。

贛州之役，歷時33天，城未攻下，紅軍傷亡達3000多人，沒招了又叫來毛澤東，所以毛澤東說開個會，討論一下吧。

毛澤東在會上說打贛州是錯誤的，當時的領導人很不高興，但也沒話可說，因為這可不是事後諸葛亮，是有話在先的。毛澤東指出一個進軍方向，去打福建。有人唱反調，主張開到湖南去。這些人要面子，要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所以拒絕聽毛澤東的，毛澤東則率人馬，兵指福建。朱德1964年曾賦詩：“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巔。”指的就是這一段故事。長期與毛澤東並肩戰鬥的朱德在三十多年後想起往事依然有神人般的感覺，關鍵是毛澤東總是對的。因為只有毛澤東有着完整的套路，那就是只賺不虧，以紅軍的家當只能先找弱敵。

毛澤東指向武夷山，道理在今天看來很簡單，就是當時福建敵人軍事力量很弱，毛澤東說服紅一軍團領導人林彪和聶榮臻向閩西發展，周恩來批准由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領軍，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遠離根據地，直下漳州。原因是根據偵察，漳州易攻難守。毛澤東這主意比起原先大傢伙兒的意見看上去還要激進，而毛澤東一貫是被同志們認為保守的，這能成嗎？

周恩來此時是蘇區最高領導，但他卻能聽從作為下級的毛澤東的方向性意見，批准了向福建進軍。

毛澤東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占領漳州城。這一次勝利政治影響很大，毛澤東給周恩來去電報捷。

同樣是城市，為什麼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打贛州就失敗，他主張打漳州，遠距離奔襲依然勝利，這一切似乎都在不斷地灌輸着某種東西，你要是明白了，你也就會打仗了，要是不明白就會產生某種迷信，毛主席總是對的。

就在毛澤東打仗的時候，項英到上海去了。出乎項英意料，中央常委們認為毛澤東的錯誤已經升級了，博古、洛甫(張聞天)認為毛派觀點不是布爾什維克，是機會主義。政治都是圍繞着立場轉圈圈的，王明帶領的這個小集團似乎不在乎勝利，他們在乎的是他們是否說了算。

臨時中央嚴厲批評毛澤東，也捎上了周恩來，項英帶着"尚方寶劍"，從上海回到蘇區，傳達了這麼幾個指示：1.日本占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2.消滅國民黨的武力，就是直接打擊帝國主義，擁護蘇聯。最後強調，不同意這些觀點就是右傾機會主義。

王明這幫人要幹什麼？日本人要做的是獨占中國，日本要進攻蘇聯關你什麼事？啊，我們忘了，王明就待在蘇聯呢，當然要關心日本是否進攻蘇聯。問題是中國呢？中華民族的利益和生死誰來考慮？

毛澤東聽到這種指示，斷然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這是一個絕對有勇氣的宣示，毛澤東大聲說出了不。

蔣介石依然不去打日本人，他不理會日本人正在東北挖煤煉鐵，在移民在製造槍炮，他要做的就是掐自己的同胞，因為他們的名字叫共產黨，當然他還有一個堂皇的理由：這些人是蘇聯的代理人。他發動了第四次"圍剿"，打算先集中兵力進攻張國燾和賀龍兩個蘇區，得手後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總兵力50萬。難道蔣介石也學會了先打弱的？

毛澤東從福建回來，看見蘇區中央局的決議，十分不滿勝利了依然受指責。當時中央的這些人就是這樣工作的，為了自己的權力，一味聽從莫斯科的主張，他們到了不管不顧的程度。

此時毛澤東依然沒有軍隊職務，紅軍兵力不夠集中，無法取得明顯的戰果。

於是，周恩來、朱德、王稼祥推舉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任弼時此時已被中央常委們識破，被擺到一邊，項英和顧作霖反對。毛澤東和項英他們直接發生衝突，他要求設在後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這是毛澤東最激烈的發飆。可以想象，那幫人能高興嗎？

權力問題解決了，朱毛開干，表述起來無非又是聲東擊西，出其不意，速戰速決，各個擊破，戰果是殲滅國軍一個師，俘虜5000多人，繳獲長短槍4000餘支，直接援助了張國燾、徐向前和賀龍的兩個蘇區。

暫處下風的項英等人得到中央支持，命令毛澤東乘勝前進，毛澤東沒有理會，將紅軍主力退卻休整，尋求戰機。

項英他們發現命令得不到執行時，他們知道必須採取行動了，這就是著名的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後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這是在黨史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次會議，倒不是它在中國革命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在於它是明確反對毛澤東的一次會議。項英和顧作霖擁有"尚方寶劍"，他們旗幟鮮明反對毛澤東。任弼時的意見可能無效，大家知道他是毛澤東的學生，博古他們一定後悔派任弼時到蘇區，所以對任弼時一定有事先約束。項英、顧作霖說打贛州輸了也對，打漳州勝了也錯。面對這種不講理的做法，王稼祥拍案而起，作了驚人發言，堅決支持毛澤東，王稼祥大聲疾呼："大敵當前，不可換將；指揮重任，非他莫屬。"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舉措，這是多麼難能可貴，王稼祥與毛澤東並沒有淵源，他這種行為意味着脫離原來的圈子，站到了毛澤東一邊。會議進入僵局，任弼時、王稼祥對項英、顧作霖、鄧發，劉伯承應當是沒有表決權，但劉伯承傾向於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所以，周恩來的態度就變得十分重要，但他沒有得罪毛澤東，可也不能說絕對支持毛澤東，他似乎是想調和。朱德傾向於毛澤東，但也沒有絕對支持的意思，相當於棄權，王稼祥受到了奚落，毛澤東在這九個人的會議上，實際上加上自己只有三票，是絕對的少數派。

周恩來則試圖調和，毛澤東拒絕沒有權力的虛位，他已經有了最高的職位，可是沒有權，沒法干，於是他病休了。

會後，毛澤東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這是毛澤東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對黨的紀律的維護十分上心，即使決議對他不利，他也能服從。能等待能忍耐是毛澤東的一個特點，他似乎早早悟出，這個世界上不會同時有兩條路通向成功，成功的路是最窄的，所以人生一旦遇到不同意見，不要急，自己正確的要堅持，希望與等待是人世間最高智慧之一。

毛澤東對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這種態度是相當積極負責的。

臨時中央常委會也在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批評周恩來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和毛澤東的保守、退卻，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後方做蘇維埃工作。”這一回，毛澤東的軍職又沒了。

毛澤東又被氣得生病住院，他已經公開站在了上級的對立面，所以說話相當沖，"他們不做實際工作，卻要指手畫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麼會革命？他們懂嗎？"我們認真看一下，這兩個問題提得絕對尖銳。為什麼勝利只有毛澤東知道，因為他已經全盤試驗成功了，關鍵是他還是人情世故大師，他不是靠着口號和自我感覺在工作，他已洞察人性。

毛澤東不再委曲求全，他知道他將獲得更多人的支持，只是他的支持者尚在基層，他同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長談了一次。羅明出院後，在福建省委的工作中全面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

這樣，當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因為在上海已難以立足，來到中央蘇區時，最先見到羅明，見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博古就知道羅明是毛澤東的人。博古拒絕看望正在療養的毛澤東，可見他真的不通人情。

進入1933年，當張國燾和賀龍被逼成了流動人員後，蔣介石便集中50萬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這一回蔣介石同時抓了兩手：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毛澤東沒了軍權，又不願意閒着，就主抓打破經濟封鎖這件事。不過這一回他的上級變成了一大幫人。

休養了四個月後，毛澤東接到召喚，布爾什維克們既要用他來開展工作，又能通過表決權來控制他，這些人不會幹活，也怕底下的同志們心裡不服，依然需要毛澤東出來工作。

這段時間內，周恩來、王稼祥、朱德在前線，頂住了臨時中央的壓力，率領紅軍打了兩次伏擊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近三個師，28000人。勝利後，王稼祥飛馬向毛澤東報捷，說還是毛澤東的方法能勝利，毛澤東大為欣慰。

博古這些人，不會打仗，也不會搞經濟工作，但搞政治鬥爭還是有一套的，他們知道毛澤東的權力基石是這些基層領導者，所以先要抽掉他們。毛澤東之所以躲了過去，是因為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干預。

毛澤東沒有能力保護他的同志，他的追隨者受到很大打擊，羅榮桓被說成是宗派主義者被撤了職。毛澤東只能忍着，但他也沒有躺倒不干，毛澤東把主要精力用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

說毛澤東不懂經濟的人請閉嘴，因為你只能說毛澤東不搞自由市場的經濟，市場經濟起作用的不是領袖人物，而是看不見的手，毛澤東搞的是戰時經濟，新中國成立後他搞的是經濟基礎，不明白的人就不要亂發言，萬丈高樓打地基最不顯成績，沒有工業化，怎麼和外國做生意？

動員一切積極因素就能成功，這就是毛澤東搞經濟的高招，早在他當蘇維埃主席的時候他就已經證明過了。

總得有人為失敗負責

中國革命不是必然成功的，相反它是怒海行舟，稍有不慎就會船翻人亡。把持中央的布爾什維克們，既不會打仗，又實行把中間階級推到自己對立面的政策，走上了一條取敗之道，惡果漸顯。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蔣介石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很多人都認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也知道物質的重要性，但多數人並沒有具體落實到最簡單的物質層面，沒有注意到中原控制邊遠地區依仗的就是集中必需的物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鹽，蔣介石明白這一點，把必需品卡住，就能困住紅軍。他在軍事上採取"堡壘主義"和逐步推進的新戰術，調集100萬軍隊，自任總司令。

這時，蔣軍用於進攻的兵力50萬，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已發展到10萬以上，同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對比是一比五，看上去敵人百萬，其實比起第三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形勢還是要好一些。

也就是說在軍力對比上，蔣介石再也沒有超過第三次"圍剿"。這樣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就不可能是兵力對比的問題。

布爾什維克們大概覺得自己真理在手，所向披靡，太阿出匣，要露一手。博古不懂得軍事，完全依靠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負責指揮作戰。

他們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怎麼樣，聽上去不錯吧？

毛澤東自然不同意這些方針，但博古不聽，蔣介石籌備了那麼長時間，終於等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結果，紅軍願意和他分兵硬拼，蔣介石當然想和紅軍比試槍炮。紅軍連連失利，陷於被動。

博古、李德把失利歸罪於戰場上的指揮員，他們說蕭勁光退卻逃跑，要槍斃蕭勁光。由於毛澤東、王稼祥等堅決反對，蕭勁光才沒有掉腦袋。

這時，出現了一個打破"圍剿"的機會：抗日名將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李濟深等在福建起來反蔣，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樣蔣介石不得不從前線抽調九個師討伐福建，毛澤東緊急建議中央：以紅軍主力衝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進攻蔣介石的後方。蔣介石在前三次"圍剿"時追着紅軍跑，沒有占到便宜，繼而搞一個厚重的大圈子，辦法更不高明，這個包圍圈太大，看上去很厚實，但只要集中力量突破一點跳出去就破了，毛澤東看到了機會，告訴了博古。但是博古拒絕了，結果，蔣介石很快擊垮李濟深等，轉過頭來全力以赴對付紅軍，紅軍錯失良機。

1934年1月，毛澤東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他的政治地位看上去上升了，但實際情況並沒有多少改變。毛澤東繼續被認定為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的主張依然是富農路線，這時候的博古犯下了一個大錯，他和張聞天產生了矛盾，張聞天覺得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李德，只聽李德的意見，提醒博古這樣不妥。博古覺得張聞天不太聽話了，就把張聞天調到政府方面工作，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達到架空毛澤東的目的。殊不知這樣一來，把張聞天推向了毛澤東這一邊，張聞天這時候開始接觸毛澤東，他很謙虛，有事總是請教毛澤東，毛澤東當然樂意傾囊相授。

與此同時，博古等繼續批毛派，何叔衡也被罷職。人們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毛澤東後來傷心地說：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

研究黨史的人很少注意這一段。事實上這一段時間才是毛澤東心理徹底覺悟的關鍵點。覺悟者必然也是孤獨者。前面我們說毛澤東擁有最積極的人生態度，他的欲望和強壯的身體，都使得他對別人有熱情，這種熱情似火，最終成為太陽，但最初的時候可能過於炙熱，並沒有太多的人有能力直接接受，這種拒絕對毛澤東是一種傷害，隨着他的能量越來越大，他也漸漸地遠離了身邊最近的人，他洞穿了人性。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背離了毛澤東，工人出身的湖南老鄉王震就明確表態，只聽毛澤東的。

仗是越打越臭，博古、李德等親自披掛上陣，周恩來被留在後方，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澤東知道局勢正在失控，借着周恩來主持工作之便，毛澤東申請到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

毛澤東在會昌待了兩個多月，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鬱鬱蔥蔥。

從這詩中你能看到他的心情很壓抑嗎？

你要知道寫詩可不是毛澤東到會昌的目的，失敗就在眼前，毛澤東需要為紅軍找後路。

博古似乎很害羞，覺得自己一出手，怎麼就打成了這樣子，不好意思之餘，想出來的遮羞的辦法居然是想叫毛澤東到蘇聯養病，結果被共產國際拒絕，"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看來共產國際對自己扶持的這些年輕人的斤兩還是有所了解的。

敗象已露，博古他們還是想了辦法的，他們想以小股部隊伴動來調動蔣介石部隊，沒有成功。招數不是這麼使的，蔣介石不追着跑了，你再佯動人家不上當，這時候要變策略，就是撕開口子跳到外圍，可惜博古不懂。

失敗就在眼前，毛澤東指示他的弟弟、銀行行長毛澤民，把金錢分散給部隊，守財奴只能給自己帶來傷害，從這件事我們能看出毛澤東幾乎是算無遺策。

仗打到這份兒上，毛澤東不需要通報也能知道該跑路了，這時候毛澤東顯然在找突圍的線路，即使博古不聽他的，失敗後必然會跑路，所以毛澤東不管受不受命，都會未雨綢繆。對於毛澤東來講，一切的關鍵在於主動權，主動地跑就會帶來更大的主動權。可惜握着權力的其他人不懂。

此時，博古準備先西後北同賀龍、任弼時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但不想帶毛澤東走，這一回毛澤東名義上的國家元首起了作用，希望他一起走的人理由很充分，毛澤東已是中國革命的某種象徵，被殺被俘，都是巨大失敗，所以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歷史可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樣子了。

關鍵時刻毛澤東患上惡性瘧疾，多虧紅軍已經有西醫西藥，毛澤東緩了過來。

戰爭是人世間最殘酷的競爭，也是利益最大的買賣，值得人以性命相爭。兩軍對壘只有一個勝出，戰無不勝相當於賭博中的只贏不輸，那是天下第一營生，不是最高的天才是玩不轉的，更不是讀了幾天書的書生可以掌握的。瞎指揮導致接連失敗，到了10月初，紙已經包不住火，火燒眉毛之際需要跑了。據後來的解密資料說，蔣介石已經決心徹底屠盡這一片長出紅色力量土地上的所有人，中共地下情報人員冒死送來蔣介石合圍的計劃，再不撤就被人一鍋悶了，博古秘密通知毛澤東要走。

博古做出了一個叫人不好接受的決定，他把一部分人留下來堅持鬥爭。說實話這一決定後人無法評定，因為你不能說他有太多的錯誤，可從後來的結果上看這一決定是災難性的，許多革命領袖犧牲了。毛澤東沒有權力決定人員去留，但毛澤東站出來為他的戰友爭取，第一個是瞿秋白，毛澤東說瞿秋白當過我黨最高領袖，應當走，被博古拒絕了。毛澤東又為王稼祥爭取，說王稼祥(此時重傷)是軍委副主席，應當隨部隊轉移，博古同意了。沒有權力的毛澤東只能這樣略盡心力。他自己隨隊都是勉強的。

瞿秋白、何叔衡、陳毅、項英等人被留了下來。大概除了項英，其他留下的人多數是博古不喜歡的。毛澤東找周恩來，周恩來無奈地表示，去留人員的權力全在博古，毛澤東無言了。大丈夫不可無權，沒有權說話什麼用都不頂。毛澤東最要好的朋友何叔衡和瞿秋白等人後來犧牲了。

博古還定了一條更不近情理的規矩：不帶女的，孩子更不能帶，政治局委員分散行動。這一點完全暴露了博古偏執的一面。革命者跑的時候連自己的老婆都不帶，不是勇敢而是冷酷，革命的決心不是也不應當以決絕地拋棄自己的親人來顯示。知識分子帶有歇斯底里的狂熱也是很可怕的。

毛澤東又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為什麼要這樣做，隨後就能知道答案。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走。因為留下來幾乎意味着死亡。

最後中央決定帶走30名女同志，主要是中國共產黨領袖們的妻子，把她們編成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兒子毛毛只能託付給留下的毛澤覃、賀怡了，這個孩子被寄養在當地老鄉家，毛澤覃他們兩口子犧牲後孩子再也沒有找到。

權力不在毛澤東手裡，災難就降臨到革命者的頭上，但博古並沒有放權，所以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

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86000餘人，被迫實行轉移。

紅軍從於都出走，走的是毛主席事先選定的路線。我們用出走而不是出征來表述紅軍離開根據地，是因為他的行動完全是被動的。紅軍沒有方向，沒有目的地。

我們很難體會毛澤東所遇到的情景，毛澤東自己走出了一條勝利的道路，打下了一片天地，可是從莫斯科回來的一些人輕易否決了他的主張，剝奪了他的權力，這究竟是為什麼？紅軍損兵折將到了全軍覆滅的邊緣，這樣的失敗，很多人都是有責任的。

毛澤東似乎知道他將失去這一片天地，他卻無從發泄他的憤怒。

長征開始後，毛澤東體弱，是被抬在擔架上行軍的，王稼祥重傷也是被抬着走，張聞天和他們在一起，他們三人開始議論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不能取勝的問題。由於他們三人在黨內的特殊地位，這就意味着某種可能即將發生。

紅軍走後，根據地的人民遭到徹底屠殺，蔣介石沒有耐心審查誰是共產黨的擁護者，在他看來只有還鄉團是反共產黨的，其他的都是共產黨的擁護者，於是殺無赦，只要是和紅軍沾上一點邊的人，通通殺掉。大將徐海東留在老家的親人只要是姓徐的全被殺死。

中央紅軍在蔣介石合圍之前跑了，只是逃脫了滅頂之災，但並沒有擺脫蔣介石，蔣介石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要求將紅軍"殲滅於湘江、灕水以東地區"。

面對生死存亡的局勢，毛澤東沒有消極怠工，此時紅軍依然有八九萬人，按照他的打法依然可以扭轉戰局，變被動為主動，這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也向中央同樣建議，但博古不聽，因為他們知道這樣做就要交出軍權，他們捨不得。博古、李德暴露出另一面更叫人傷心的缺點，從盲目的硬幹變成了喪失勇氣，一味地避戰，結果更糟。在湘江，紅軍大部隊遭受優勢敵軍的夾擊，這一段後來叫作血戰湘江。為什麼叫血戰湘江？就此一戰紅軍由出發時的86000餘人，銳減為3萬多人。

這是什麼概念？三停去了兩停。紅軍自從毛澤東建軍以來就是吃小虧占大便宜，從來沒有這樣的重大損失，湘江的水被紅軍的血染紅，湘江漂浮着紅軍戰士的屍體，沒有什麼人投降，敵人也不接受投降，所以損失的就是戰死的。周恩來的眼睛紅了，卻流不出眼淚，因為眼淚不能等同於鮮血。我們知道的事實是，從某一天起，周恩來就再也沒有試圖做出戰略上的決策，而這一天最有可能的就是血戰湘江的這一時刻。

數萬烈士的血化作了一股怨氣，凝結在天上，變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誰應當對失敗負責？

這時，博古的意志已經被徹底摧毀了，他知道自己鑄下大錯，犯了大罪，他曾熱衷於奪取權力，他把握權力的結果，就是把自己的同志帶向死亡的深淵，他現在一籌莫展了，他無法面對這血和死亡，甚至想到了以死謝罪。李德一面唉聲嘆氣，一面卻諉過於人，他想拿斷後的師長周子昆開刀，這個師在湘江岸邊進行頑強阻擊，被打垮了，只有負傷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圍出來，李德指責周子昆臨陣脫逃，命令警衛班將他捆起來，送軍事法庭處置。李德似乎不認為他和博古有責任。面對這種乖戾舉止，沒有人再執行命令了，警衛班戰士站着不聽指揮，不肯動手，博古在一旁默不作聲，最糟糕的情況發生了，軍令已經無人執行了。毛澤東直接站出來干預："周子昆交給我處理。"他鼓勵周子昆好好干，繼續帶兵打仗，李德知道後，氣得暴跳如雷，但也無可奈何。這一細節不是沒有意義的，它代表的是軍心已經轉變。

迭次失利，幾乎使紅軍瀕於絕境，只要是毛澤東領導就從勝利走向勝利，他一不在就是失敗，這不需要宣傳，每一個參與者都能體會到。部隊中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着失利日益顯著，在湘江戰役之後達到了頂點。

不過這時候，軍隊的領導們似乎只有朱德進入政治局一級的領導層。其他將帥尚未進入最高層，按照黨的紀律和組織原則，變動還是要在政治局一層完成方為妥當。這樣就產生了兩種變數，最理想的是在黨的高層協商解決，最不理想的是兵變衝突最後散夥。

毛澤東在出走伊始，就申請和王稼祥、張聞天同行，這說明毛澤東早有準備，最高領袖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這是大家熟知的三位常委，一般人忽略的是毛澤東這時候已經是政治局委員，王稼祥的地位也不低，這樣關鍵的人物就成了張聞天。王稼祥感激毛澤東仗義執言抬着他長征，早就表態支持毛澤東，毛澤東需要說服的是張聞天，張聞天傾向於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有大功的。這樣毛澤東獲得最高權力的過程，就是完全符合黨的紀律和規則的，沒有絲毫的血腥和過多的威勢壓迫，沒有靠着下層力量逼宮，這對黨的團結、穩定有着極其積極的意義。毛澤東有沒有資格成為最高領袖呢？我們說有，他在"三大"時就接近最高，只是後來被人壓下來了，在蘇區他已是政府元首，所以接受毛澤東為領袖對絕大多數人來講並不是難事。

這時，蔣介石已覺察到中央紅軍主力要和賀龍會合的意圖，集結近20萬軍隊，布置好了包圍圈，等着紅軍往裡面鑽。

博古、李德堅持原定計劃，周恩來沒有自己的意見，而毛澤東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繼續向西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這時，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敗而垂頭喪氣，紅軍主要由周恩來指揮，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中國革命的領袖是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就是這樣決定的。周恩來有機會成為最高領袖，他幾乎是沒有缺點的人，但這種讚美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上的，那就是他作為合作者和協調者是完美的，但作為最高領袖需要的第一素質是方向，是勝利，而這時，需要的是刀鋒斧刃和矛頭，需要的是犀利和決絕。我們可以看出，周恩來不是這樣的，他的性格圓潤溫和，他善於團結人，但他沒有找到勝利的路線方針政策，而最高領袖所需要的素質毛澤東全部具備。所以如果認為中國革命必然勝利，那麼周恩來也可以代表中國人民，他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這個觀點之所以不成立，因為中國革命是在黑暗中開始的，是的，黑暗是一個最準確的表述，黑暗中中第一需要的是指路明燈，這個明燈不是一群人而是一個人，他就是毛澤東。他是火種，其他領袖貢獻的是柴火和燃料，中國革命之火燒起來是由於毛澤東，他上山，建軍，搞根據地，發展壯大的路線圖是他摸索出來的，在他完成了戰略戰術的全面試驗後，周恩來和其他領袖才來到蘇區；革命之火沒有熄滅也是由於毛澤東，在最危急的時刻只有毛澤東知道怎麼能跑出蔣介石的包圍圈。

周恩來聽從毛澤東的意見是最重要的轉變的開始，最後的方向由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開會決定，王稼祥、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周恩來也贊同，博古已完全沒有概念了，所以也不堅持自己的觀點了，最後決定西進貴州。這樣毛澤東雖然沒有站在舵手的位置，但他出手撥轉了航向。

紅軍主力西進，果然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日子好過多了，博古當然知道聽從毛澤東的意味着權力喪失，他還是想試一下，於是博古又提出北上。李德也是堅持同賀龍會合，毛澤東主張繼續向西進軍，兩種不同的意見擺在周恩來面前，周恩來必須做出選擇，在事關生死面前，沒有調和的餘地，不能和稀泥。李德絲毫不尊重中國人的態度惹怒了周恩來，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拍案大怒和李德翻臉了。其實這只是表象，真正的內涵是周恩來選擇了毛澤東。

聽從了毛澤東的意見，這一盤死棋就現出了活氣。

揮戈西指，不僅完全打亂了國民黨軍隊的原有部署，貴州之弱敵無法抵禦紅軍，又是小勝不斷，紅軍士氣得以恢復，甚至都換上了新軍裝。勝利，不斷的勝利，支撐着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沒有垮掉、沒有散夥。

1935年元旦，毛澤東提出紅軍接着向西的主張，提議紅軍立刻搶渡烏江、攻占遵義，獲得最高領袖們的贊同。他們開會取消了李德獨斷專行的軍事指揮權，重新任命劉伯承為總參謀長。黨內力量的天平向毛澤東傾斜，此時的劉伯承已經站在周恩來一邊，靠近了毛澤東。

王稼祥已經徹底站在了毛澤東這一邊，成了毛澤東的堅定的擁護者，這一回，王稼祥已不僅僅是觀點上的贊成，而是準備從組織上推舉毛澤東為領袖。王稼祥向毛澤東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當然贊成，為了穩妥起見，建議他先同張聞天通通氣。效果很好，張聞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轟下來的意見，說："毛澤東同志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同志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