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让人们选择毛泽东

成功的路往往是最窄的

共产党人的起义多数被蒋介石等军阀扑灭了，活下来的只有毛泽东的队伍做得最大，最有生命力。其他较大的是张国焘和徐向前、贺龙、方志敏三块根据地。

蒋介石不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已经练就了战胜蒋介石的全套功夫，但中华民族的灾难不单单是蒋介石这一内贼，我们还面临强大的外寇，毛泽东要成为领袖，他的敌人除了蒋介石还有日本人。造就巨人的恰恰是灾难，战胜巨大的敌人才是伟人。

第三次反"围剿"刚刚胜利，日本人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军在短短四个多月内就占领我国东北三省，这意味着外患已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

中国粗一看依然是庞然大物，实际却似一头恹恹待毙的肥猪。日本人在占据朝鲜之后，等着中国的反应，为什么要等待呢？因为他们已经尝试过了，在明朝、清朝强盛的时期，只要朝鲜有事，中国必然出手，所以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入东北，直到某一天，在鸭绿江边日本军队看着八旗士兵耀武扬威的样子不高兴，给了一排子枪，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叫日本人目瞪口呆：他们没有遇到反击，看到的却是八旗兵丟盔弃甲，轰然逃命，从捡到的枪看他们的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在殖民者看来这样的人占据着肥沃的土地就成了罪过。就这样日本人一步步跨进了中国人的家园，在发现没有任何抵抗后，就演变成了中国国耻"九一八"。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第一场文艺演出集锦（上集）】▼

那些对蒋介石抱有好感的人，敢于面对这样的现实吗？日本人占据朝鲜，说不上是蒋介石的错，是前面统治者的错误。但日本人舔食东北的意义是什么，蒋介石都不懂吗？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怎么有资格做中国的领袖？当时东北的张学良、华北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都已归顺蒋介石，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了。是东北的资源养活了日本人的军队，给日本人提供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物资，也膨胀了日本人的野心。如果事态尚在萌芽中就予以剪灭，我们何至于全民陷入被日本人屠戮的悲慘之中？

看看毛泽东吧，他成为中国领袖后，遇到世界第一的美国人朝着三八线进军，他就敢于喝止，警告美国不可以越过三八线。美国人哈哈大笑，你中国人的话谁会当回事呢。百年耻辱的历史写在那里，美国人照样往前，直接开到鸭绿江，毛泽东就果断出手了，东北边境不容许有强敌，这是中国的底线，侵略中国的通路就是东北到华北再到南方，历史早就重复着这一点。在东北直接抗日，其难度绝对不能和抗美援朝相提并论，发起"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兵仅有数万，是带有试探性质的挑衅，无奈我们的民族积弱太久，江浙财团选出的领袖过于自私，蒋介石对日本人的蚕食无动于衷，对待内部的共产党却竭尽全力镇压铲除，这种自私与无良将导致我们民族面对巨大灾难。

毛泽东明白自己的责任，战胜蒋介石意味着他将代表这个国家和人民，维护民族利益就是他的责任，"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在9月25日联名发表文告，坚决主张抗日。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第一场文艺演出集锦（下集）】▼

是什么因素使得毛泽东有如此敏锐的方向感？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民族主义。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民族的土壤，任何思想只能是理论，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我们民族最伟大的英雄，即使不喜欢毛泽东，也必须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遇到的首要问题不是对抗日本，而是苏联。此时的中共中央，一个叫王明的年轻人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不正当地攫取了领导权。共产国际和他们支持的王明是有大罪的，他们为了夺取中共的领导权，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赶了出去，其中就有毛泽东的主要盟友罗章龙。严格说来，罗章龙他们也有错误，他们有违反组织程序的嫌疑，他们面对不正当的压力没有忍耐，而是做出了分裂的举动，这是有害的，因为和苏联的斗争必须用特殊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说过，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难的一项工作，需要的是又要联合又要斗争，除了毛泽东谁都做不到谁都做不好。

毛泽东没有参与这场政治斗争，他忙于武装斗争，忙着为中国革命找出路。

可笑的是被苏联扶持的王明一帮人，他们居然完全站在苏联的立场上看问题，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他们是中国人，应当考虑的是中华民族的利益。他们把日本侵占我国东北看作主要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匪夷所思的口号，为了保卫苏联，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光着膀子往前冲。他们占据了中央政治局的多数，不听指挥就把你赶出党组织。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共产国际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成问题的，毛泽东不愿意否定它，是出于信仰上的策略，他不愿意将内部分歧暴露给外界，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但我们学习历史，就要弄明白些。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第二场文艺演出集锦（上集）】▼

陈独秀应当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李立三需要对"左"倾冒进负责，但撤换他的居然就是原来让他下命令冒进的同一拨人，随后苏联又将李立三关起来不让他回国，他们赶走了罗章龙，扶持了王明一帮子人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这一回，他们人多势众。

就在毛泽东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传来了蔡和森牺牲的噩耗，蔡和森被叛徒顾顺章出卖，壮烈牺牲。蔡和森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在党内的地位极高，是留法学生的领袖之一。

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大，是他以辞掉自己的政治局委员的决绝态度，迫使中央给毛泽东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他支持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曾想与毛泽东一起回湖南或苏区革命，但最终服从组织安排，去领导白区工作。毛泽东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第二场文艺演出集锦（下集）】▼

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毛泽东摸索出来的，其他人只是贡献了力量，所以没有人能和毛泽东并肩，但要论影响力，谁也比不过蔡和森，蔡和森几乎是唯一可以影响毛泽东的人。

陈独秀靠边了，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下台了，蔡和森牺牲了，这些和毛泽东关系密切的、曾给毛泽东以支持的人，一个个失去了影响力，毛泽东的支持者尚在基层，现在他要单枪匹马面对教条主义者了。但毛泽东已经是压不垮的了，他的试验已经完成了。上升到最高层面的他知道，真正的敌人是日本人，可是他最先遇到的对手却是苏联支持的号称是他的同志的这些人。

王明他们给根据地派来了若干领导，苏联支持的这些人对中央苏区的工作除了批评就是指责。

毛泽东被说成是"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土改给地主富农活路这叫富农路线；在根据地问题上，毛泽东的方针是"傍着发展"，教条主义者说这是右倾保守；在军事方面，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叫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的外国人，来指挥红军作战。苏联，绕不开的苏联，只要是想在中国领导岗位上做一番事业的人，必须搞明白怎样对付苏联，这是宿命。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尚没有意识到他们中间已经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巨人，他们多数人更倾向于听苏联的。

他们做了组织上的调整，取消了毛泽东军队的职位。

被赶出红军的毛泽东怎么安排，这是个问题。毛泽东最好的战友牺牲了，最高位置上没有人再为了毛泽东闹着辞职了，但毛泽东已经自立了，没有人帮助，但也没有人能真正赶走他，威望在那里摆着，这地盘全是毛泽东打下的，他们实在是绕不开的。正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筹备中，这样毛泽东获得了一个称号，就是我们习惯上的毛主席，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很正规，有宪法、有法令，还有选举。

对于毛泽东来讲，当上主席，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他成了元首，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获得全党认可；悲的是这些人不但剥夺了他的军权，而且随时可以免掉他的其他职务。

毛泽东当上中华苏维埃主席后不到一个月，就遇到了一个大好事，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部起义来归。

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在第二次"围剿"时被调到江西参加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而毛泽东战无不胜的军威和广泛联合的感召吸引了他们，一推一拉之间他们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红五军团。

毛泽东负责改造新人，这样他就积累了另外一项本事：整合。

毛泽东把萧劲光等出国留过学的一批人派到红五军团工作。红军的人才还是很多的，关键是有毛泽东的好政策、好方法。

毛泽东成功了，红五军团后来的表现证明了他的整合改造相当成功。有了胜利的法宝，有了各种规矩，一切外来的力量都能很快转变成得心应手的力量。

这时红一方面军由四万多人发展到六万多人。

周恩来是这时候到达瑞金的。

周恩来担任的职务就是毛泽东一直代理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注意，这时候周恩来是毛泽东的直接上司。

周恩来还带来了攻打江西大城市的指令，毛泽东表态不能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把话说在明处：第一不打为好，非要打，也只能围城打援。

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派，他再次建议可否听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这一回其他人不再上他的当，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基层的支持率，项英不客气地说：我问过彭德怀，彭德怀说过可以打下的。这样毛泽东的提议被否决。

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王稼祥等赴前线督战，顾作霖在途中还说：打开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顾作霖最年轻，反对毛泽东最积极，他在长征前就病逝了，所以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

作为中华苏维埃国家主席，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最主要敌人是日本人，毛泽东发表文章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将成为全中国人的共同敌人，后来的历史证明这真的是高瞻远瞩。当时党的最高负责人却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就是教条主义者，这就是他们吃了苏联面包后的立场。

毛泽东拒绝妥协。毛泽东考虑的是中国人的事情，是中华民族的利益问题，和苏联联合是为了抗击日本，而不是保卫苏联，看上去都是抗日，出发点却不同。为了苏联而抗日，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会认可吗？

毛泽东没有办法了，他请病假休养获准。

病中的毛泽东依然关注着那个最凶恶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当他得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有兴趣的可以查查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对日宣战的，那些试图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的人要伤心了，蒋介石是在美国人宣战之后才对日宣战的，不要说什么毛泽东对日宣战是假的，不要忘了，毛泽东刚刚建立全国政权就敢与美国开战。

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腹背受敌，急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你不能说毛泽东在等着大家失败吧，可是离开了毛泽东就是没有办法取得胜利，毛泽东说不能打，大家不服气就要打，结果就是这样的。

毛泽东立刻动身，在赶到前线之前，提议起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他赶到前线时，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立竿见影，红三军团已经脱险。

赣州之役，历时33天，城未攻下，红军伤亡达3000多人，没招了又叫来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说开个会，讨论一下吧。

毛泽东在会上说打赣州是错误的，当时的领导人很不高兴，但也没话可说，因为这可不是事后诸葛亮，是有话在先的。毛泽东指出一个进军方向，去打福建。有人唱反调，主张开到湖南去。这些人要面子，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拒绝听毛泽东的，毛泽东则率人马，兵指福建。朱德1964年曾赋诗：“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指的就是这一段故事。长期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朱德在三十多年后想起往事依然有神人般的感觉，关键是毛泽东总是对的。因为只有毛泽东有着完整的套路，那就是只赚不亏，以红军的家当只能先找弱敌。

毛泽东指向武夷山，道理在今天看来很简单，就是当时福建敌人军事力量很弱，毛泽东说服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向闽西发展，周恩来批准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领军，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原因是根据侦察，漳州易攻难守。毛泽东这主意比起原先大家伙儿的意见看上去还要激进，而毛泽东一贯是被同志们认为保守的，这能成吗？

周恩来此时是苏区最高领导，但他却能听从作为下级的毛泽东的方向性意见，批准了向福建进军。

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占领漳州城。这一次胜利政治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去电报捷。

同样是城市，为什么打赣州是错的，打漳州是正确的？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打赣州就失败，他主张打漳州，远距离奔袭依然胜利，这一切似乎都在不断地灌输着某种东西，你要是明白了，你也就会打仗了，要是不明白就会产生某种迷信，毛主席总是对的。

就在毛泽东打仗的时候，项英到上海去了。出乎项英意料，中央常委们认为毛泽东的错误已经升级了，博古、洛甫(张闻天)认为毛派观点不是布尔什维克，是机会主义。政治都是围绕着立场转圈圈的，王明带领的这个小集团似乎不在乎胜利，他们在乎的是他们是否说了算。

临时中央严厉批评毛泽东，也捎上了周恩来，项英带着"尚方宝剑"，从上海回到苏区，传达了这么几个指示：1.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2.消灭国民党的武力，就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拥护苏联。最后强调，不同意这些观点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王明这帮人要干什么？日本人要做的是独占中国，日本要进攻苏联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忘了，王明就待在苏联呢，当然要关心日本是否进攻苏联。问题是中国呢？中华民族的利益和生死谁来考虑？

毛泽东听到这种指示，断然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这是一个绝对有勇气的宣示，毛泽东大声说出了不。

蒋介石依然不去打日本人，他不理会日本人正在东北挖煤炼铁，在移民在制造枪炮，他要做的就是掐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的名字叫共产党，当然他还有一个堂皇的理由：这些人是苏联的代理人。他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打算先集中兵力进攻张国焘和贺龙两个苏区，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总兵力50万。难道蒋介石也学会了先打弱的？

毛泽东从福建回来，看见苏区中央局的决议，十分不满胜利了依然受指责。当时中央的这些人就是这样工作的，为了自己的权力，一味听从莫斯科的主张，他们到了不管不顾的程度。

此时毛泽东依然没有军队职务，红军兵力不够集中，无法取得明显的战果。

于是，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推举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此时已被中央常委们识破，被摆到一边，项英和顾作霖反对。毛泽东和项英他们直接发生冲突，他要求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这是毛泽东最激烈的发飙。可以想象，那帮人能高兴吗？

权力问题解决了，朱毛开干，表述起来无非又是声东击西，出其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战果是歼灭国军一个师，俘虏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直接援助了张国焘、徐向前和贺龙的两个苏区。

暂处下风的项英等人得到中央支持，命令毛泽东乘胜前进，毛泽东没有理会，将红军主力退却休整，寻求战机。

项英他们发现命令得不到执行时，他们知道必须采取行动了，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

这是在党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次会议，倒不是它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而在于它是明确反对毛泽东的一次会议。项英和顾作霖拥有"尚方宝剑"，他们旗帜鲜明反对毛泽东。任弼时的意见可能无效，大家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学生，博古他们一定后悔派任弼时到苏区，所以对任弼时一定有事先约束。项英、顾作霖说打赣州输了也对，打漳州胜了也错。面对这种不讲理的做法，王稼祥拍案而起，作了惊人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王稼祥大声疾呼："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王稼祥与毛泽东并没有渊源，他这种行为意味着脱离原来的圈子，站到了毛泽东一边。会议进入僵局，任弼时、王稼祥对项英、顾作霖、邓发，刘伯承应当是没有表决权，但刘伯承倾向于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所以，周恩来的态度就变得十分重要，但他没有得罪毛泽东，可也不能说绝对支持毛泽东，他似乎是想调和。朱德倾向于毛泽东，但也没有绝对支持的意思，相当于弃权，王稼祥受到了奚落，毛泽东在这九个人的会议上，实际上加上自己只有三票，是绝对的少数派。

周恩来则试图调和，毛泽东拒绝没有权力的虚位，他已经有了最高的职位，可是没有权，没法干，于是他病休了。

会后，毛泽东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这是毛泽东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对党的纪律的维护十分上心，即使决议对他不利，他也能服从。能等待能忍耐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似乎早早悟出，这个世界上不会同时有两条路通向成功，成功的路是最窄的，所以人生一旦遇到不同意见，不要急，自己正确的要坚持，希望与等待是人世间最高智慧之一。

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这种态度是相当积极负责的。

临时中央常委会也在讨论苏区中央局的问题，博古批评周恩来调和以至投降的弱点和毛泽东的保守、退却，张闻天表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这一回，毛泽东的军职又没了。

毛泽东又被气得生病住院，他已经公开站在了上级的对立面，所以说话相当冲，"他们不做实际工作，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我们认真看一下，这两个问题提得绝对尖锐。为什么胜利只有毛泽东知道，因为他已经全盘试验成功了，关键是他还是人情世故大师，他不是靠着口号和自我感觉在工作，他已洞察人性。

毛泽东不再委曲求全，他知道他将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只是他的支持者尚在基层，他同即将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罗明出院后，在福建省委的工作中全面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样，当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因为在上海已难以立足，来到中央苏区时，最先见到罗明，见面没有说上几句话，博古就知道罗明是毛泽东的人。博古拒绝看望正在疗养的毛泽东，可见他真的不通人情。

进入1933年，当张国焘和贺龙被逼成了流动人员后，蒋介石便集中50万兵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一回蒋介石同时抓了两手：军事"围剿"是"杀死政策"，经济封锁是"饿死政策"。毛泽东没了军权，又不愿意闲着，就主抓打破经济封锁这件事。不过这一回他的上级变成了一大帮人。

休养了四个月后，毛泽东接到召唤，布尔什维克们既要用他来开展工作，又能通过表决权来控制他，这些人不会干活，也怕底下的同志们心里不服，依然需要毛泽东出来工作。

这段时间内，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前线，顶住了临时中央的压力，率领红军打了两次伏击战，共歼灭国民党军队近三个师，28000人。胜利后，王稼祥飞马向毛泽东报捷，说还是毛泽东的方法能胜利，毛泽东大为欣慰。

博古这些人，不会打仗，也不会搞经济工作，但搞政治斗争还是有一套的，他们知道毛泽东的权力基石是这些基层领导者，所以先要抽掉他们。毛泽东之所以躲了过去，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干预。

毛泽东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同志，他的追随者受到很大打击，罗荣桓被说成是宗派主义者被撤了职。毛泽东只能忍着，但他也没有躺倒不干，毛泽东把主要精力用来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

说毛泽东不懂经济的人请闭嘴，因为你只能说毛泽东不搞自由市场的经济，市场经济起作用的不是领袖人物，而是看不见的手，毛泽东搞的是战时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他搞的是经济基础，不明白的人就不要乱发言，万丈高楼打地基最不显成绩，没有工业化，怎么和外国做生意？

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就能成功，这就是毛泽东搞经济的高招，早在他当苏维埃主席的时候他就已经证明过了。

总得有人为失败负责

中国革命不是必然成功的，相反它是怒海行舟，稍有不慎就会船翻人亡。把持中央的布尔什维克们，既不会打仗，又实行把中间阶级推到自己对立面的政策，走上了一条取败之道，恶果渐显。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蒋介石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对根据地实行更严密的经济封锁。很多人都认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知道物质的重要性，但多数人并没有具体落实到最简单的物质层面，没有注意到中原控制边远地区依仗的就是集中必需的物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盐，蒋介石明白这一点，把必需品卡住，就能困住红军。他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

这时，蒋军用于进攻的兵力50万，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发展到10万以上，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五，看上去敌人百万，其实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形势还是要好一些。

也就是说在军力对比上，蒋介石再也没有超过第三次"围剿"。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就不可能是兵力对比的问题。

布尔什维克们大概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所向披靡，太阿出匣，要露一手。博古不懂得军事，完全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负责指挥作战。

他们提出要进行"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方针。怎么样，听上去不错吧？

毛泽东自然不同意这些方针，但博古不听，蒋介石筹备了那么长时间，终于等到了自己最想要的结果，红军愿意和他分兵硬拼，蒋介石当然想和红军比试枪炮。红军连连失利，陷于被动。

博古、李德把失利归罪于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说萧劲光退却逃跑，要枪毙萧劲光。由于毛泽东、王稼祥等坚决反对，萧劲光才没有掉脑袋。

这时，出现了一个打破"围剿"的机会：抗日名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等在福建起来反蒋，他们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样蒋介石不得不从前线抽调九个师讨伐福建，毛泽东紧急建议中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进攻蒋介石的后方。蒋介石在前三次"围剿"时追着红军跑，没有占到便宜，继而搞一个厚重的大圈子，办法更不高明，这个包围圈太大，看上去很厚实，但只要集中力量突破一点跳出去就破了，毛泽东看到了机会，告诉了博古。但是博古拒绝了，结果，蒋介石很快击垮李济深等，转过头来全力以赴对付红军，红军错失良机。

1934年1月，毛泽东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地位看上去上升了，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毛泽东继续被认定为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的主张依然是富农路线，这时候的博古犯下了一个大错，他和张闻天产生了矛盾，张闻天觉得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李德，只听李德的意见，提醒博古这样不妥。博古觉得张闻天不太听话了，就把张闻天调到政府方面工作，以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达到架空毛泽东的目的。殊不知这样一来，把张闻天推向了毛泽东这一边，张闻天这时候开始接触毛泽东，他很谦虛，有事总是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当然乐意倾囊相授。

与此同时，博古等继续批毛派，何叔衡也被罢职。人们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后来伤心地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研究党史的人很少注意这一段。事实上这一段时间才是毛泽东心理彻底觉悟的关键点。觉悟者必然也是孤独者。前面我们说毛泽东拥有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欲望和强壮的身体，都使得他对别人有热情，这种热情似火，最终成为太阳，但最初的时候可能过于炙热，并没有太多的人有能力直接接受，这种拒绝对毛泽东是一种伤害，随着他的能量越来越大，他也渐渐地远离了身边最近的人，他洞穿了人性。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背离了毛泽东，工人出身的湖南老乡王震就明确表态，只听毛泽东的。

仗是越打越臭，博古、李德等亲自披挂上阵，周恩来被留在后方，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知道局势正在失控，借着周恩来主持工作之便，毛泽东申请到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

毛泽东在会昌待了两个多月，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这诗中你能看到他的心情很压抑吗？

你要知道写诗可不是毛泽东到会昌的目的，失败就在眼前，毛泽东需要为红军找后路。

博古似乎很害羞，觉得自己一出手，怎么就打成了这样子，不好意思之余，想出来的遮羞的办法居然是想叫毛泽东到苏联养病，结果被共产国际拒绝，"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看来共产国际对自己扶持的这些年轻人的斤两还是有所了解的。

败象已露，博古他们还是想了办法的，他们想以小股部队伴动来调动蒋介石部队，没有成功。招数不是这么使的，蒋介石不追着跑了，你再佯动人家不上当，这时候要变策略，就是撕开口子跳到外围，可惜博古不懂。

失败就在眼前，毛泽东指示他的弟弟、银行行长毛泽民，把金钱分散给部队，守财奴只能给自己带来伤害，从这件事我们能看出毛泽东几乎是算无遗策。

仗打到这份儿上，毛泽东不需要通报也能知道该跑路了，这时候毛泽东显然在找突围的线路，即使博古不听他的，失败后必然会跑路，所以毛泽东不管受不受命，都会未雨绸缪。对于毛泽东来讲，一切的关键在于主动权，主动地跑就会带来更大的主动权。可惜握着权力的其他人不懂。

此时，博古准备先西后北同贺龙、任弼时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不想带毛泽东走，这一回毛泽东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起了作用，希望他一起走的人理由很充分，毛泽东已是中国革命的某种象征，被杀被俘，都是巨大失败，所以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历史可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关键时刻毛泽东患上恶性疟疾，多亏红军已经有西医西药，毛泽东缓了过来。

战争是人世间最残酷的竞争，也是利益最大的买卖，值得人以性命相争。两军对垒只有一个胜出，战无不胜相当于赌博中的只赢不输，那是天下第一营生，不是最高的天才是玩不转的，更不是读了几天书的书生可以掌握的。瞎指挥导致接连失败，到了10月初，纸已经包不住火，火烧眉毛之际需要跑了。据后来的解密资料说，蒋介石已经决心彻底屠尽这一片长出红色力量土地上的所有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冒死送来蒋介石合围的计划，再不撤就被人一锅闷了，博古秘密通知毛泽东要走。

博古做出了一个叫人不好接受的决定，他把一部分人留下来坚持斗争。说实话这一决定后人无法评定，因为你不能说他有太多的错误，可从后来的结果上看这一决定是灾难性的，许多革命领袖牺牲了。毛泽东没有权力决定人员去留，但毛泽东站出来为他的战友争取，第一个是瞿秋白，毛泽东说瞿秋白当过我党最高领袖，应当走，被博古拒绝了。毛泽东又为王稼祥争取，说王稼祥(此时重伤)是军委副主席，应当随部队转移，博古同意了。没有权力的毛泽东只能这样略尽心力。他自己随队都是勉强的。

瞿秋白、何叔衡、陈毅、项英等人被留了下来。大概除了项英，其他留下的人多数是博古不喜欢的。毛泽东找周恩来，周恩来无奈地表示，去留人员的权力全在博古，毛泽东无言了。大丈夫不可无权，没有权说话什么用都不顶。毛泽东最要好的朋友何叔衡和瞿秋白等人后来牺牲了。

博古还定了一条更不近情理的规矩：不带女的，孩子更不能带，政治局委员分散行动。这一点完全暴露了博古偏执的一面。革命者跑的时候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带，不是勇敢而是冷酷，革命的决心不是也不应当以决绝地抛弃自己的亲人来显示。知识分子带有歇斯底里的狂热也是很可怕的。

毛泽东又提了两条意见，第一，在转移时将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军团。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就能知道答案。第二，应带一部分女同志走。因为留下来几乎意味着死亡。

最后中央决定带走30名女同志，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妻子，把她们编成卫生部休养连，但不能带孩子，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儿子毛毛只能托付给留下的毛泽覃、贺怡了，这个孩子被寄养在当地老乡家，毛泽覃他们两口子牺牲后孩子再也没有找到。

权力不在毛泽东手里，灾难就降临到革命者的头上，但博古并没有放权，所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人员共86000余人，被迫实行转移。

红军从于都出走，走的是毛主席事先选定的路线。我们用出走而不是出征来表述红军离开根据地，是因为他的行动完全是被动的。红军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

我们很难体会毛泽东所遇到的情景，毛泽东自己走出了一条胜利的道路，打下了一片天地，可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些人轻易否决了他的主张，剥夺了他的权力，这究竟是为什么？红军损兵折将到了全军覆灭的边缘，这样的失败，很多人都是有责任的。

毛泽东似乎知道他将失去这一片天地，他却无从发泄他的愤怒。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体弱，是被抬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重伤也是被抬着走，张闻天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三人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由于他们三人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这就意味着某种可能即将发生。

红军走后，根据地的人民遭到彻底屠杀，蒋介石没有耐心审查谁是共产党的拥护者，在他看来只有还乡团是反共产党的，其他的都是共产党的拥护者，于是杀无赦，只要是和红军沾上一点边的人，通通杀掉。大将徐海东留在老家的亲人只要是姓徐的全被杀死。

中央红军在蒋介石合围之前跑了，只是逃脱了灭顶之灾，但并没有摆脱蒋介石，蒋介石立刻部署"追剿"和堵截，要求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面对生死存亡的局势，毛泽东没有消极怠工，此时红军依然有八九万人，按照他的打法依然可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这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也向中央同样建议，但博古不听，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就要交出军权，他们舍不得。博古、李德暴露出另一面更叫人伤心的缺点，从盲目的硬干变成了丧失勇气，一味地避战，结果更糟。在湘江，红军大部队遭受优势敌军的夹击，这一段后来叫作血战湘江。为什么叫血战湘江？就此一战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这是什么概念？三停去了两停。红军自从毛泽东建军以来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从来没有这样的重大损失，湘江的水被红军的血染红，湘江漂浮着红军战士的尸体，没有什么人投降，敌人也不接受投降，所以损失的就是战死的。周恩来的眼睛红了，却流不出眼泪，因为眼泪不能等同于鲜血。我们知道的事实是，从某一天起，周恩来就再也没有试图做出战略上的决策，而这一天最有可能的就是血战湘江的这一时刻。

数万烈士的血化作了一股怨气，凝结在天上，变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谁应当对失败负责？

这时，博古的意志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他知道自己铸下大错，犯了大罪，他曾热衷于夺取权力，他把握权力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同志带向死亡的深渊，他现在一筹莫展了，他无法面对这血和死亡，甚至想到了以死谢罪。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想拿断后的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岸边进行顽强阻击，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指责周子昆临阵脱逃，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李德似乎不认为他和博古有责任。面对这种乖戾举止，没有人再执行命令了，警卫班战士站着不听指挥，不肯动手，博古在一旁默不作声，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军令已经无人执行了。毛泽东直接站出来干预："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鼓励周子昆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但也无可奈何。这一细节不是没有意义的，它代表的是军心已经转变。

迭次失利，几乎使红军濒于绝境，只要是毛泽东领导就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一不在就是失败，这不需要宣传，每一个参与者都能体会到。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失利日益显著，在湘江战役之后达到了顶点。

不过这时候，军队的领导们似乎只有朱德进入政治局一级的领导层。其他将帅尚未进入最高层，按照党的纪律和组织原则，变动还是要在政治局一层完成方为妥当。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变数，最理想的是在党的高层协商解决，最不理想的是兵变冲突最后散伙。

毛泽东在出走伊始，就申请和王稼祥、张闻天同行，这说明毛泽东早有准备，最高领袖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这是大家熟知的三位常委，一般人忽略的是毛泽东这时候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的地位也不低，这样关键的人物就成了张闻天。王稼祥感激毛泽东仗义执言抬着他长征，早就表态支持毛泽东，毛泽东需要说服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倾向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有大功的。这样毛泽东获得最高权力的过程，就是完全符合党的纪律和规则的，没有丝毫的血腥和过多的威势压迫，没有靠着下层力量逼宫，这对党的团结、稳定有着极其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有没有资格成为最高领袖呢？我们说有，他在"三大"时就接近最高，只是后来被人压下来了，在苏区他已是政府元首，所以接受毛泽东为领袖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难事。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贺龙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布置好了包围圈，等着红军往里面钻。

博古、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周恩来没有自己的意见，而毛泽东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继续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主要由周恩来指挥，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就是这样决定的。周恩来有机会成为最高领袖，他几乎是没有缺点的人，但这种赞美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的，那就是他作为合作者和协调者是完美的，但作为最高领袖需要的第一素质是方向，是胜利，而这时，需要的是刀锋斧刃和矛头，需要的是犀利和决绝。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不是这样的，他的性格圆润温和，他善于团结人，但他没有找到胜利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最高领袖所需要的素质毛泽东全部具备。所以如果认为中国革命必然胜利，那么周恩来也可以代表中国人民，他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这个观点之所以不成立，因为中国革命是在黑暗中开始的，是的，黑暗是一个最准确的表述，黑暗中中第一需要的是指路明灯，这个明灯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他是火种，其他领袖贡献的是柴火和燃料，中国革命之火烧起来是由于毛泽东，他上山，建军，搞根据地，发展壮大的路线图是他摸索出来的，在他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全面试验后，周恩来和其他领袖才来到苏区；革命之火没有熄灭也是由于毛泽东，在最危急的时刻只有毛泽东知道怎么能跑出蒋介石的包围圈。

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意见是最重要的转变的开始，最后的方向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开会决定，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也赞同，博古已完全没有概念了，所以也不坚持自己的观点了，最后决定西进贵州。这样毛泽东虽然没有站在舵手的位置，但他出手拨转了航向。

红军主力西进，果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日子好过多了，博古当然知道听从毛泽东的意味着权力丧失，他还是想试一下，于是博古又提出北上。李德也是坚持同贺龙会合，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西进军，两种不同的意见摆在周恩来面前，周恩来必须做出选择，在事关生死面前，没有调和的余地，不能和稀泥。李德丝毫不尊重中国人的态度惹怒了周恩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拍案大怒和李德翻脸了。其实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内涵是周恩来选择了毛泽东。

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一盘死棋就现出了活气。

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贵州之弱敌无法抵御红军，又是小胜不断，红军士气得以恢复，甚至都换上了新军装。胜利，不断的胜利，支撑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没有垮掉、没有散伙。

1935年元旦，毛泽东提出红军接着向西的主张，提议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获得最高领袖们的赞同。他们开会取消了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重新任命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党内力量的天平向毛泽东倾斜，此时的刘伯承已经站在周恩来一边，靠近了毛泽东。

王稼祥已经彻底站在了毛泽东这一边，成了毛泽东的坚定的拥护者，这一回，王稼祥已不仅仅是观点上的赞成，而是准备从组织上推举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当然赞成，为了稳妥起见，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效果很好，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