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文化抗日

日本搶奪台灣，激起台灣人的劇烈反抗，一邊是日本人步步緊逼，一邊是台灣人步步反抗。

首先進行的武裝反抗，同時又進行文化反抗。

台灣人知道，台灣的去向不由日本與台灣人的意願，而是由戰爭的勝負決定，如果由台灣人的意願決定，清朝割讓台灣時，沒有人願意被日本人統治。他們也知道，祖國的強大，必然收回台灣。所以，台灣人走上一條保存民族命脈的文化抗日道路。

議會抗日和文化抗日是當時台灣人所能採取的最低代價的、最有效的、最能持久的抗日道路。日本人有武器，日本文化充滿暴力，武裝抗日會損失巨大，在沒有外援時會失敗。議會是世界通例，台灣本應設置；日本文化低於中華文化，如果沒有武力的參與，在文化上日本人必然戰敗。

文化抗日是繼武裝抗日之後又一條堅定的抗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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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慶祝抗戰勝利）

梁啓超的啟發

這個小標題也許不十分準確，台灣人的文化抗日是必然道路，只是梁啓超說出了早在台灣人心中存在的想法，造成共鳴而已。

台灣人的抗日，從武裝抗日到文化抗日，從被殖民的那天就開始了。有的媚日者否定台灣人的抗日，睜大眼睛看看吧。

對於日本人一步步的緊逼，台灣的有識之士感到滅族的危險，他們心急如焚，一邊武裝抗日，一邊艱難地探索其他自救的道路。

1907年春，林獻堂等人找到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的梁啓超，語言不通，只能用中文交流，剛一坐下，梁就寫下：“本是同根，今成異國，滄桑之感，諒有同情……今夜之遇，誠非偶然……”，令人感動。

林獻堂痛苦地說：我們處異族統治下，政治受差別，經濟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梁啓超說，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可以救援你們，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在初期愛人如暴動，小則以警察，大則以軍火，終被壓殺無一倖存，後乃變計，勾結英朝野，漸得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也就得與英人分庭抗禮了。乃舉例說，英國漫畫家繪兩位愛爾蘭人，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將英首相絞殺，這意味着愛人議員在英國會議席雖不多，但處在兩大黨之間，舉足輕重，勢固得以左右英內閣之運命，你們何不效之？

林獻堂等人聞之，真是妙不可言，自是銘心印。

梁啓超要求台灣同胞，暫時不要輕舉妄動，不要作無謂的犧牲，最好仿效愛爾蘭人對付英國的手段，多多結識日本的政界要人，以此牽制日本殖民當局，使其不至於過分壓迫台灣人民。梁啓超所談非暴力溫和的民族運動路線，給台灣同胞指出了一個抗爭的新方向。

初次見面，梁啓超對台灣同胞誠摯的關懷、深切的同情，使林獻堂極為感動而更加欽佩。梁啓超的宏觀大略，又使林獻堂大受啟發，他因台灣總督府壓迫虐待台灣同胞而深感悲憤但又不知如何解脫的抑鬱心境，豁然開朗。這次會見，更加堅定了林獻堂鬥爭的信心，成為其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林獻堂立即邀請梁啓超侍機前往台灣，向台灣人民宣傳進步思想；同時希望梁啓超為他引見日本政要，為日後台灣民族運動的開展打下基礎。

1911年，梁啓超出訪台灣一個多月，親眼目睹了日本統治台灣的真相，加深了對日本殖民統治本質的認識，日本殖民者17年來的殘酷統治，使台灣同胞受盡了欺凌和壓迫，台灣同胞集結在胸中的一股悲憤之氣也因梁啓超的溫存與慰撫，暫時得到了宣泄。同時，台灣同胞眷懷祖國、熱愛民族的丹心，也總算找到了傾訴的對象。梁啓超不但被視為祖國的象徵、中國文化的代表者，更是有如可以一訴衷曲的親人。所以，梁啓超出訪台灣，極大地增強了台灣同胞對祖國的思慕和熱愛！台灣知識界與梁詩詞唱和，把幽怨之情付與其中。

梁啓超游台期間，受到了各地詩社成員的熱烈歡迎，大家紛紛聚會、詠詩。梁啓超更是百感交集，以詩寄情、以詩言志，留下了詩89首，詞12首。由於日本特務的暗中監視，大家不能直抒胸臆，只有在詩詞中隱晦地表示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極度不滿，體現台灣同胞的哀怨之情，也表達了台灣同胞思念祖國的心情。

梁啓超游台一月，耳聞目見，莫不失望，以致“無限懊惱，無限憤抑”、“歸舟所滿載者哀憤也”。梁啓超就考察所得，整理出了50萬字的《台灣遊記》，與商務印書館商議出版。因遊記記敘了台灣的真實狀況和梁啓超的真情實感，對日本統治者的愚民政策不利，被日本政府扣押了，原稿不知去向。無論是以前還是現在，如果出版該遊記，將是對日本與台獨的巨大打擊，讓人看清楚日本人是如何陰險，媚日恨中台獨是如何斯德哥爾摩。

“六三法”撤廢抗日活動

在梁啓超的影響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民族自決和民族獨立運動興起的新形勢下，林獻堂、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祿等人認為時機已經成熟，發起了“六三法”撤廢運動，以削弱台灣總督的權力，提高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贏得一些自由和民主。“六三法”是包括《匪徒刑罰令》、《法院條例改正令》等殘酷地鎮壓台灣人民的法令。

1918年8月，林獻堂到日本，與在東京的台籍留學生頻繁接觸，並且在東京神保町中華第一樓宴請20多名台灣留學生，討論“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的問題。在此期間，大家通過了施家本提出的“撤廢六三法”議案，成立了“啟發會”，並在“啟發會”中設立“‘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由林獻堂出任會長。

為了推動運動的深入，喚起民意，1920年1月11日，蔡惠如在東京以啟發會為基礎，組織台灣留學生，又發起成立了“新民會”。新民會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領導台灣的民族運動。7月16日“新民會”出版了台灣近代民族運動的啟蒙刊物《台灣青年》。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記載：“向來，這些旅居日京的台灣留學生對社會問題、政治運動等事沒有什麼深刻的關心。因此，時常被中國留學生，以及朝鮮留學生等嘲笑，說他們都是‘唯唯是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之下愚’，也不敢起而抗辯，可是智能的開發，必然要引起對事物的批判，恰好民族自決主義的浪潮影響到他們來，或是受了中國革命新展開的刺激，學生的思想傾向竟然一變，主張：‘台灣非屬於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喚醒了民族意識，時常聚集，釀成了朝向圖謀提高台灣人的地位，企圖自由解放的運動的空氣。”“新民會”的成立和《台灣青年》的出版，推動了台灣民族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1920年秋，林獻堂又赴日本，向日本政界要人呼籲撤廢“六三法案”。由於得不到支持，11月28日，新民會與台灣青年會共兩百多人，在東京集會，討論“六三法案”撤廢問題，大家展開了激烈辯論。反對撤廢“六三法案”的人認為，即使廢除了“六三法案”，台灣人民依然跳不出日本國法律的限制；保留“六三法案”，可以表示台灣為日本殖民地的特性，正好抵制日本對台灣的同化，保持台灣的民族性。這種觀點獲得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最後，由林獻堂裁決，決定不再進行“六三法”撤廢運動，為了不刺激日本統治者，也不公開宣布台灣“自治”，而採取請願的方式要求設置台灣議會，實現台灣人民自己當家作主。

議會抗日活動

隨後，林獻堂出任新民會會長。新民會藉助林獻堂的聲望不斷壯大。在林獻堂的領導下，“新民會”確定了三個行動目標：一、為增進台灣同胞之幸福，開始政治改革運動；二、擴大宣傳主張，聯絡台灣同胞之聲氣，發行機關雜誌；三、圖謀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之途徑。其中，第一個目標即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第二個目標則表現為《台灣青年》的創刊。自此，台灣的民族運動由“六三法”撤廢發展為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出現，標誌着台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步入了一個新階段。

1921年1月30日，由林獻堂領銜，178人共同簽名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正式提交給日本帝國議會。請願書稱：“帝國議會於1896年以法律第六十三號付與台灣總督以發布命令代替法律之特權，使行政立法二權握於同一之統治機關，……民眾所受之痛苦，實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救亡之道，惟有就台灣住民公選議員，組織台灣議會以行之。”他們要求日本人給台灣人參政權，由台灣人自己組成的台灣議會，決定台灣的地方事務，對台灣的法規及預算具有決定權；運動的目的是使台灣人民獲得一定限度的內政自治權，爭取以合法鬥爭方式獲取政治權利。

但是，日本議會根據台灣總督府提出的意見，“斷不允許設立類似帝國議會之台灣議會”，決定“不採擇”該請願書。隨後，日本政府又以敕令第241號公布了所謂“台灣總督府評議會官制”，由總督自任會長，總務長官任副會長，另由總督任命在台官吏7人、日本人9人、台灣人9人為評議員，在總督監督下，就總督的諮詢，提出施政意見。日本殖民者想用“台灣總督府評議會”之類有名無實的機構搪塞了事。

1922年2月，林獻堂、蔡惠如等512人再次聯名上書，又遭到了日本眾議院和貴族院的否決。同年5月，林獻堂回到台灣，當眾披露了第二次請願的結果。日本人對此十分惱火，台灣總督府機關報《台灣日日新報》發表社論和文章，指責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的最終目的是“要求獨立”，是一種“叛逆”行為。日本人還在政治上、經濟上對林獻堂施加壓力，企圖使林獻堂屈服，放棄台灣議會設置運動。

1923年1月，運動的另外一些積極分子蔣渭水、石煥長等發起組織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準備開展第三次請願運動，被台灣總督府根據“治安警察法”第一條勒令禁止。蔣渭水親往東京，會合蔡惠如、林呈祿等人，重新建立了“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並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設置台灣議會的請願書。同年12月，蔣渭水等回到台灣，繼續開展活動。然而，日本殖民當局為阻止運動，陰謀製造了所謂“治安警察法違反事件”，在全島進行大搜捕，將蔣渭水、蔡惠如、陳逢源、賴和等29人逮捕入獄。另外，殖民統治當局對其他參加請願的人員進行打擊，“服務官方機構者，立即被解職，服務於銀行公司者，透過該銀行公司，各予以免職，有關公賣事業者則剝奪其特權，與銀行有借貸關係者，拒絕其資金之融通，且嚴禁有關政治之演講。”這表明，想走台灣議會的路子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1934年，林獻堂等再次上書請願，要求設置台灣議會，但遭到日本眾議院和貴族院的再次拒絕。

如果台灣議會設置成功，也會像英國漫畫家繪愛爾蘭人那樣：兩個台灣人以一條繩索各執一端，將日本殖民總督絞殺，將殖民總督的許多惡政絞殺：官賣鴉片被絞殺，寺廟整理被絞殺，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被絞殺，文化歧視被絞殺，30棵神木不得砍伐，警察不用再叫大人，甚至連皇民化運動也被絞殺。

議會設置其實是一種抗日活動，日本殖民者早就看穿了這一點，極端阻撓。

從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14年15次議會設置申請活動，在日本殖民者的阻撓下最終未能如願，卻嚴重打擊了殖民總督的囂張氣焰，大大地教育並團結了台灣人民，使台灣人在無望中看到了希望。

“六三法”撤廢運動和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就運動的性質而言，是台灣的知識分子領導的改良主義運動；就運動的方式而言，是一種請願的和平方式；就運動的淵源而論，則是梁啓超所倡導的溫和主義鬥爭路線在台灣的實踐。雖然，由於主客觀原因，這場運動的直接目的不可能達到，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台灣同胞反對日本殖民統治、嚮往民族解放的願望和要求，促進了台灣民族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增強了台灣人民的民族覺悟和鬥爭意識，具有進步意義。正如台灣學者王曉波先生所說：“在殖民地體制下，台灣議會的不能成功，只能‘缺憾還諸天地’，但從民族運動的觀點視之，卻是一項成功的策略。”

它是大規模武裝起義被鎮壓之後所採取的和平抗爭方式。這一鬥爭階段和這一鬥爭方式，是台灣人民抗日鬥爭史上不可缺或的一頁（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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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民歡迎議會申請失敗歸來的成員）

文化抗日的短兵相接——台灣文化協會

當代台灣各項社會邉擁哪柑迨翹ㄍ邐幕�协会，也视H鈧苯擁目谷脹盤濉Ⅻ/span>

日本文化同化，引起台灣人文化反抗，在全島掀起“漢學運動”，以讀漢書、寫漢字、作漢詩來對抗殖民者的文化同化。為了抵制殖民者扼殺漢語教育，許多知識分子辦起書房（私塾），甚至還辦了不收學費的義塾。書房、義塾辦起來很簡便，有一兩間民房或祠堂就可以上課，無需正規的校舍和設備。許多家長 都願意把孩子送到這裡學習，因此書房、義塾發展很快。

台灣人掀起學習中文的熱潮，各種各樣的詩社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各種刊物、各種會黨、各種團體紛紛成立。這是台灣漢文化復興運動，教育了台灣人民，擴大了反抗力量。

林獻堂、蔣渭水、楊吉臣等為首的1000多名地主資本家知識分子等社會精英於1927年發起創立了“台灣文化協會”，其目的在於“喚起漢民族的自覺，反對日本的民族壓迫”，還提出了“反對奴化教育”、“獲得參政權”等口號。文化協會不斷發展壯大，遍及整個台灣島。

文化協會興辦各種文化講習會，宣揚中華新文化。如“台灣文化協會”台北支部就在每星期六晚上舉行講演會，演講者有的拋棄和服，穿着上海服裝，以至上海服裝一時成為台灣的流行服裝。文化協會舉辦的講演會很多，僅1925年一年，就有315次，演講人有1165人，聽眾高達117880人。加上學校在夏季舉辦的文化講習會、文明劇演出、電影放映等活動、中華新文化的宣傳深入到台灣各地。1926年11月，新竹街的文化協會支部也成立了新光劇團。這些演劇的腳本多半以諷刺性的方式譴責社會制度、鼓吹民族意識，這種宣傳方式也得到不錯的效果。文化協會的成立也推動了議會申請活動。

台灣總督府為此憂心忡忡，他們不得不承認“今日台灣人，除特權階級外，大部分醉心於中國，乃是不爭的事實”。

在文人們的啟發和推動下爆發了農民運動，各種農民組合相繼成立，台灣的農民邉右婚_始是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反抗日本殖民及日本資本的殘酷剝削、爭取社會公平，並取得了一定成績，更重要的是喚醒了被最殘酷剝削、生活最苦、社會最低層的廣大農民。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以來，雖然標榜從事的是文化啟蒙，但是，台灣總督府深知，文化協會乃當代台灣各項政治、社會邉擁哪閣w。日本殖民政府批判文化協會是「追慕中國之念甚高，與中國人日益親和，期待國權回復。」

矢內原忠雄在其名著《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對「台灣文化協會」如此評價：「是自助的啟蒙的文化邉櫻�目的X諡台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平時的工作，則在各地召開講演會。文化協會很久成為唯一而且全部台灣人民族邉擁膱F體。」

文化協會成立以來，是以民族主義為號召的統一戰線，可惜受到在世界當時流行的共產主義思潮浸蝕，部分會員被階級鬥爭學說所迷惑成為左派，左派中中共的力量最大，左派奪了文化協會的權成為新文協，新文協受斯大林的操控，後來成了台灣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族主義者的右派人馬一起退出文協，另組臺灣民眾黨。

文化協會成立之始，殖民政府就採用武力威脅的手段對付，原本被台灣總督府認知為「怕死」的台灣人，卻在殖民者的打壓後產生了政治自覺而更加凝聚。此後，台灣總督府改採軟硬兩手策略，對於反抗邉又械臏睾團捎枰園矒幔瑢�於激進派則極力打壓，如此的策略使反抗邉映蓡T彼此猜忌，終至徹底分裂。左派分裂文協正應其時。在反抗邉臃至厭幔�殖民者更集中力量打擊激進派，使其走向極端，而後將其一網打盡。殆激進派被瓦解後，再禁止溫和派的活動，如此即可完全瓦解反抗勢力。

1929/2/12，殖民者對台灣農民組合大檢舉，逮捕59人（8人被釋放），農民組合成了非法組織，激進成員只能潛行於地下進行活動，有效瓦解了台灣農民組合。

1931/2/18，殖民者禁止臺灣民眾黨，同年對台共展開大搜捕，該年9月於羅東逮捕台共最後一位領導者蘇新後，台灣共產黨瓦解;文化協會重要幹部此時也多被逮捕，組織瓦解。

當時，在日寇的殘酷剝削下，台灣的無產階級連飯都吃不飽，又沒有社會地位和號召力，還沒有文化，哪有能力對日寇進行文化反抗？無論是“六三法”撤廢、議會設置申請、文化協會的運作，都是所謂的地主資產階級在衝鋒陷陣，是這些人在救台灣，而左派階級鬥爭的刀必然砍向這些人，這是做到了日本人想做都做不到的事情，左派馬列主義者是日寇的幫凶！

左派的馬列主義者真無腦，台灣問題是外來民族殘酷壓迫本民族的民族問題，左派硬要調轉鬥爭對象，搞成民族窩裡鬥的階級鬥爭，分裂了救護台灣的力量，客觀上無疑是幫助了日本殖民者，最終導致台灣人的民族自救慘遭巨大挫折。近代的中國，也是外來民族殘酷壓迫本民族的民族問題，中共硬要調轉鬥爭對象，搞成民族窩裡鬥的階級鬥爭，分裂了救護民族的力量，客觀上無疑是幫助了外來侵略者。可見，馬列主義荒謬至極，害人至極。

雖遇挫折，台灣人並未停止民族自救，並未停止文化抗日。

進入40年代，日本已經統治台灣45年，從1919年頒布《台灣教育令》實行同化教育算起，也已經20餘年。那麼，同化教育的效果如何呢？日本官方統計表明，到1938年，全台灣享受日本優待的所謂“日語家庭”，僅有171戶。1940年初，殖民當局要求台灣人改用日本姓氏，半年之內，改姓者僅168人，不及當時台灣人口的3萬之1，估計連政府部門工作的人都未能全部改姓；而這一政策實施於朝鮮，同一時段內，改姓者達80%。可見，日本此前對台灣的同化政策相當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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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萬人夾道歡迎國軍高舉託庇神威重歸祖國）

之後，日本人改用“偽善”的面孔，於1941年成立了“徨民奉公會”，才使得日本的同化政策得以順利推行，並在台灣製造出“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媚日群體。可見，日本政府是一個與綁匪無異的組織，日本文化是綁匪文化。

葉榮鐘在其〈台灣民族邉郵貳狄晃模瑢�於》黶pan style="text-decoration:underline;">台灣文化協會」、「台灣青年》」的角色與作用，他說：「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櫻�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青年》雜誌是台灣非武力抗日民族邉擁娜�椿e髁ΑＨ粲脩餶幍男問絹砥┯鰨�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邉郵峭飩還�勊|�《台灣青妮z馮s誌(包含以後的《台灣》雜誌，《台灣民報》以至於月刊《台灣新民報》是宣傳戰，而文化協會則是短兵相接的陣地戰。」

讓我們記住歷史，也記住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在台灣文化戰線上與日寇鏖戰的勇士。

50年的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就是一部台灣人的血流成河的抗戰史，竟有65萬人倒在日本人的屠刀下，每8人中有1人被殺。

一個民族如果遺忘歷史，遺忘真實，這個民族不會偉大，甚至這個民族沒有辦法生存，沒有資格生存。台灣為什麼地震那麼頻繁？日本為什麼地震那麼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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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慶祝抗戰勝利）

注39：安德魯·羅伯茨：《毫無悔意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

https://cul.qq.com/a/20161116/030330.htm

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roberts20161116.html

日媒歪曲二戰歷史 俄外交部：日本有些人仍活在假想中

https://mil.ifeng.com/c/7yvWGXDKDWu

注51：日據時期台灣“皇民化”佛教的思想特質

https://weibo.com/p/2304181596a37890102xf62

注65：日本據台半世紀，比武力鎮壓更可怕的是奴化教育

https://read01.com/Q3N6P8E.html

注77：《張春英：梁啓超與台灣》

金劍　2021年5月4日星期二

節選自《日治台七大罪之六、徹徹底的文化滅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