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登上北大，中大講壇

1、1917年任北京大學教授

此時恰逢蔡元培受命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支持新文化運動，提倡學術研究，主張“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實行教授治校。

這一年，蔡元培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  為文科學長，並聘請李大釗、胡適、錢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採用“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實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學術民主，支持新文化運動。

經陳獨秀介紹，周龍光也作為新派人物被邀請赴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授。一同在北京大學法學院任教的還有他的同學好友陳瑾昆。周龍光講授《政黨論》《行政法總論》《英國之政黨》《美國之政黨》等課程。

                         蔡元培  

現在我們還能夠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找到這些着作。這幾本講義，雖然都是“編述”的性質，但毋庸置疑，字裡行間也包含有作者的思想，自有其價值。

這期間，周龍光也被聘請在北京的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大學兼課。甚至還擔當中國大學副校長，執校長事。

周龍光雖然一向沉穩、低調，但是學問和能力就像包袋裡的錐子，鋒芒逐漸顯露，有目共睹。所以校長蔡元培手書一幅對聯送與周龍光，上書：

“顧視清高氣深穩，文章彪炳光陸離。”

                    蔡元培手書條屏贈周龍光 

這似乎是文人之間的筆墨雅行，但，卻是這位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長對周龍光最為貼切的評價。

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是陳獨秀。周龍光與陳獨秀十分相好。這不僅因為兩人都是安徽同鄉，其實在日本甚至更早在安徽大學堂（高等學堂）之時，便早就熟悉。

陳獨秀還曾來定遠縣池河鎮周龍光的家小住過。他站在那座100多米長有六百年歷史的“太平橋”上，與周龍光並肩而立，面對寬闊的河面，目送浩浩湯湯渾濁的大水，感慨道：人生如斯不可逆行，革命趨勢有如此水啊！？

據說，在日本留學期間，兩人曾同一寢室，共臥一床上下鋪。陳獨秀長周龍光六歲，讀書只聽不做筆記，臨時抄一抄周龍光的。原來陳獨秀早已到了“愛讀書不求甚解”，得其大要的境界。素來善於獨立思考，又此時，陳正在醞釀革命之壯舉，不拘瑣碎之小節。這一段大秀才抄小秀才課堂筆記的趣事，研究專家想必不會不知曉。

這一時期，周龍光也在北京的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兼教法學課程。

2、1921年代理中國大學校長

1921年，周龍光兼任中國大學副校長，代理執行校長事務。後來中國大學畢業的很多學生回憶在中大的生活，對校長周龍光印象深刻，卻不熟悉校長王正廷，因為沒有見過真人。

中國大學是孫中山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學，於1912 年在北京創辦的學校，宋教仁、黃興、彭允彝等為前幾任校長，孫中山自任校董。學校初名國民大學，國民政府撥款84500 兩白銀為開辦費。租得前門內西城根願學堂為校址，1913 年4 月正式開學。

1914 年1 月學校與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合併，改稱中國公學大學部，1917 年 3 月5 日，在北京的中國公學大學部改名中國大學。

這期間是早年留學早稻田大學的姚憾任第六任校長。

1921 年姚憾任期屆滿後，王正廷任校長。但是，王正廷在南京政府任高職，中國大學校長一職只是掛名，全部校務委託給副校長周龍光和教務長方宗鰲負責。

1925年中國大學購得原“鄭王府”為學校新校址，擴建校舍。增開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系，並籌款15萬元，建成理化大樓和圖書樓。

為了美化校園，學校號召在校師生捐獻樹木，在學校的空曠之地開展植樹種花運動。師生捐獻踴躍熱烈。在植樹節那一天，舉行植樹典禮。全體師生共同植樹，那一番景象給在場師生都留下了深深地印象。

之後，每年植樹節師生便共同手植樹木。校內樹木逐漸增加，並且責成專人精心護理，校園花草樹木鬱鬱蔥蔥，十分繁茂，每到春季，繁花似錦。後來，學校還將眾花中香氣四溢最為師生所喜愛的丁香，選作校花。

從此以後，中國大學面貌一新。聲譽鵲起。

蔣介石、馮玉祥、張學良、閻錫山曾擔任該校的名譽總董事，孔祥熙、孫科曾擔任總董事，宋教仁、黃興,和後來的何其鞏都曾為校長。

李大釗、周樹人（魯迅）、胡適、陳瑾昆等名教授都曾在中國大學任教。

中國大學一時名重，名流子弟多以考取中大為榮。

1928年，北伐戰爭節節勝利。消息傳來，震動了北京。北京當時正是軍閥盤踞之地。中國大學為中山先生所倡辦，校長董事又都有國民黨背景，當時軍閥深為忌恨。又見校址鄭王府規模宏大，校園美麗，便垂涎覬覦，欲取而占之，因而要挾解散中國大學。於是，北京政府教育部發訓令，敦促校長王正廷在兩星期內返校處理事務。王正廷雖掛職任校長卻早在南京政府供高官並正在處理各種複雜局面不能脫身。此時雙方又正在交戰，王正廷如何能夠返校？軍閥深知如此，故意刁難。

在此危難之際，校方只得開會商討解決大計。校方看到副校長周龍光之前曾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參事，並且任督辦魯案事宜公署秘書，以及任北京政府參事，是特別關稅會議專門委員，在當時的北京政府內有相當的人脈。比如與司法總長、教育總長章士釗私交很好。同時與南京政府的王正廷也相契甚合，便於溝通。又擅長外交，審時度勢，舉重若輕。最後一致推選周龍光副校長執行校長職務，與軍閥交涉，解訣燃眉之急。

周龍光果然不負眾望，牛刀初試，與軍閥政府陳述利害，虛與周旋。軍閥政府面對這樣綿里裹針的對手也無計可施。事情便拖延下來。直到六月北伐軍攻克北京，中國大學隨之轉危為安。

外交高官王正廷在當時複雜的外交事務中能長久兼職中國大學校長職務，得力於周龍光事無巨細，全責承擔，毋庸置疑。周龍光縱橫捭闔，長於謀劃的能力也一直為王所倚重。

同時，周龍光持重務實的作風和一種不可阻擋的新派氣質也為廣大師生所愛戴。這種尊重和愛戴，從一些生活小事上也能感覺到，周龍光外出飯店家宴或是與好友派對，最終常常不能結賬付款。店家稱，款已付了。原來，常有學生也在此就餐聚會，見老師來，早已代為付款，並未留姓名。這些雖然是師生關係的生活瑣事，日後成為茶餘飯後的笑談，但是，也足可以讓人對作為校長的周龍光窺見一斑。

後人以為，中國大學的濃墨重彩，還在於以李大釗、李達、吳承仕、楊秀峰等為代表的一批"紅色教授"，學校培養出了以李兆麟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國家棟梁。這也讓中大師生引為自豪。

                           中國大學

1949年之後，中國大學和燕京大學、國立北京大學合併，合併後的校名為“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