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登上北大，中大讲坛

1、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此时恰逢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

这一年，蔡元培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  为文科学长，并聘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新派”人物在北大任教，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

经陈独秀介绍，周龙光也作为新派人物被邀请赴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一同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的还有他的同学好友陈瑾昆。周龙光讲授《政党论》《行政法总论》《英国之政党》《美国之政党》等课程。

                         蔡元培  

现在我们还能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这些着作。这几本讲义，虽然都是“编述”的性质，但毋庸置疑，字里行间也包含有作者的思想，自有其价值。

这期间，周龙光也被聘请在北京的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大学兼课。甚至还担当中国大学副校长，执校长事。

周龙光虽然一向沉稳、低调，但是学问和能力就像包袋里的锥子，锋芒逐渐显露，有目共睹。所以校长蔡元培手书一幅对联送与周龙光，上书：

“顾视清高气深稳，文章彪炳光陆离。”

                    蔡元培手书条屏赠周龙光 

这似乎是文人之间的笔墨雅行，但，却是这位德高望重的北大校长对周龙光最为贴切的评价。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是陈独秀。周龙光与陈独秀十分相好。这不仅因为两人都是安徽同乡，其实在日本甚至更早在安徽大学堂（高等学堂）之时，便早就熟悉。

陈独秀还曾来定远县池河镇周龙光的家小住过。他站在那座100多米长有六百年历史的“太平桥”上，与周龙光并肩而立，面对宽阔的河面，目送浩浩汤汤浑浊的大水，感慨道：人生如斯不可逆行，革命趋势有如此水啊！？

据说，在日本留学期间，两人曾同一寝室，共卧一床上下铺。陈独秀长周龙光六岁，读书只听不做笔记，临时抄一抄周龙光的。原来陈独秀早已到了“爱读书不求甚解”，得其大要的境界。素来善于独立思考，又此时，陈正在酝酿革命之壮举，不拘琐碎之小节。这一段大秀才抄小秀才课堂笔记的趣事，研究专家想必不会不知晓。

这一时期，周龙光也在北京的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兼教法学课程。

2、1921年代理中国大学校长

1921年，周龙光兼任中国大学副校长，代理执行校长事务。后来中国大学毕业的很多学生回忆在中大的生活，对校长周龙光印象深刻，却不熟悉校长王正廷，因为没有见过真人。

中国大学是孙中山效仿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 年在北京创办的学校，宋教仁、黄兴、彭允彝等为前几任校长，孙中山自任校董。学校初名国民大学，国民政府拨款84500 两白银为开办费。租得前门内西城根愿学堂为校址，1913 年4 月正式开学。

1914 年1 月学校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合并，改称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 年 3 月5 日，在北京的中国公学大学部改名中国大学。

这期间是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的姚憾任第六任校长。

1921 年姚憾任期届满后，王正廷任校长。但是，王正廷在南京政府任高职，中国大学校长一职只是挂名，全部校务委托给副校长周龙光和教务长方宗鳌负责。

1925年中国大学购得原“郑王府”为学校新校址，扩建校舍。增开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系，并筹款15万元，建成理化大楼和图书楼。

为了美化校园，学校号召在校师生捐献树木，在学校的空旷之地开展植树种花运动。师生捐献踊跃热烈。在植树节那一天，举行植树典礼。全体师生共同植树，那一番景象给在场师生都留下了深深地印象。

之后，每年植树节师生便共同手植树木。校内树木逐渐增加，并且责成专人精心护理，校园花草树木郁郁葱葱，十分繁茂，每到春季，繁花似锦。后来，学校还将众花中香气四溢最为师生所喜爱的丁香，选作校花。

从此以后，中国大学面貌一新。声誉鹊起。

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曾担任该校的名誉总董事，孔祥熙、孙科曾担任总董事，宋教仁、黄兴,和后来的何其巩都曾为校长。

李大钊、周树人（鲁迅）、胡适、陈瑾昆等名教授都曾在中国大学任教。

中国大学一时名重，名流子弟多以考取中大为荣。

1928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消息传来，震动了北京。北京当时正是军阀盘踞之地。中国大学为中山先生所倡办，校长董事又都有国民党背景，当时军阀深为忌恨。又见校址郑王府规模宏大，校园美丽，便垂涎觊觎，欲取而占之，因而要挟解散中国大学。于是，北京政府教育部发训令，敦促校长王正廷在两星期内返校处理事务。王正廷虽挂职任校长却早在南京政府供高官并正在处理各种复杂局面不能脱身。此时双方又正在交战，王正廷如何能够返校？军阀深知如此，故意刁难。

在此危难之际，校方只得开会商讨解决大计。校方看到副校长周龙光之前曾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参事，并且任督办鲁案事宜公署秘书，以及任北京政府参事，是特别关税会议专门委员，在当时的北京政府内有相当的人脉。比如与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章士钊私交很好。同时与南京政府的王正廷也相契甚合，便于沟通。又擅长外交，审时度势，举重若轻。最后一致推选周龙光副校长执行校长职务，与军阀交涉，解诀燃眉之急。

周龙光果然不负众望，牛刀初试，与军阀政府陈述利害，虚与周旋。军阀政府面对这样绵里裹针的对手也无计可施。事情便拖延下来。直到六月北伐军攻克北京，中国大学随之转危为安。

外交高官王正廷在当时复杂的外交事务中能长久兼职中国大学校长职务，得力于周龙光事无巨细，全责承担，毋庸置疑。周龙光纵横捭阖，长于谋划的能力也一直为王所倚重。

同时，周龙光持重务实的作风和一种不可阻挡的新派气质也为广大师生所爱戴。这种尊重和爱戴，从一些生活小事上也能感觉到，周龙光外出饭店家宴或是与好友派对，最终常常不能结账付款。店家称，款已付了。原来，常有学生也在此就餐聚会，见老师来，早已代为付款，并未留姓名。这些虽然是师生关系的生活琐事，日后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但是，也足可以让人对作为校长的周龙光窥见一斑。

后人以为，中国大学的浓墨重彩，还在于以李大钊、李达、吴承仕、杨秀峰等为代表的一批"红色教授"，学校培养出了以李兆麟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族英雄和国家栋梁。这也让中大师生引为自豪。

                           中国大学

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和燕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合并，合并后的校名为“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