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
張春橋
（1975）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是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鬥爭的焦點。列寧說：“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號召全國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也正是為了使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搞馬克思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發展時期。經過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當前，全國人民鬥志昂揚，下定決心，要在本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在這個過程中，以及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能不能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關係我國發展前途的頭等大事。現實的階級鬥爭也要求我們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毛主席說：“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少數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國知道”。搞好這次學習的現實的和長遠的意義，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

　　早在一九二○年，列寧根據領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實踐經驗，尖銳地指出，“無產階級專政是新階級對更強大的敵人，對資產階級進行的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資產階級的反抗，因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個國家內）而兇猛十倍。它的強大不僅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僅在於它的各種國際聯繫牢固有力，而且還在於習慣的力量，小生產的力量。因為，現在世界上還有很多很多小生產，而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列寧指出，這個專政是對舊社會的勢力和傳統進行的頑強鬥爭，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軍事的和經濟的，教育的和行政的鬥爭，是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列寧反覆地強調說，不對資產階級實行長期的全面的專政，便不能戰勝資產階級。列寧的這些話，特別是列寧自己加了着重號的那些話，已經為後來的實踐所證實。新的資產階級果然一批又一批地產生出來了。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幾乎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在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又經過大學培養，成了所謂紅色專家。但是，他們是資本主義舊土壤產生出來的新毒草，他們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復辟了資本主義，成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頭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這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歷史經驗，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在決心建設強大國家的時候特別不能忘記。

　　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仍然存在變修的危險。因為不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念念不忘侵略和顛覆我們，不但老的地主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正象列寧講的那樣每日每時地在產生着。有些同志說：列寧講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況。這顯然是不對的。列寧的話並沒有過時。這些同志可以讀一讀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主席在這部著作中，具體地分析了我國包括合作化在內的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利以後，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着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毛主席總結了列寧以後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經驗，系統地回答了所有制改變以後出現的各種問題，規定了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和政策，奠定了黨的基本路線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基礎。十八年來的實踐，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實踐，證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為了加深對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讓我們看一看我國所有制變更的情況，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種經濟成份在我國工、農、商業中的比重。

　　先說工業。全民所有制工業占全部工業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九十七，工業人數的百分之六十三，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體所有制工業占固定資產的百分之三；人數的百分之三十六點二，總產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還有人數占百分之零點八的個體手工工業。

　　再說農業。在農業生產資料中，耕地、排灌機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機、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體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國的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體經濟生產的。國營農場所占比重很小。此外，還保留着少量的社員自留地和家庭副業。

　　 再說商業。國營商業占商品零售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二點五，集體所有制商業占百分之七點三，個體商販占百分之零點二。此外，在農村還保留着相當數量的集市貿易。

　　以上數字可以說明，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的集體所有制，在我國確實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優勢有很大的增長，而且在人民公社經濟中，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變化。以上海市郊區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級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點一，上升為三十點五，大隊由百分之十五點二，上升為十七點二，生產隊由百分之五十六點七，下降為五十二點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越來越明顯。由於這二十五年來，我們逐步地消滅了帝國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封建主義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個體勞動者所有制，社會主義的兩種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這五種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說，我國的所有制已經變更，我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已經基本上掙脫了私有制的鎖鏈，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已經逐步地鞏固和發展起來。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已經明確地記載了我們取得的這些偉大勝利。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所有制方面，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常說所有制“基本解決”，也就是說還沒有完全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也沒有完全取消。從以上數字就可以看出，在工、農、商業中都還有部分的私有制，社會主義的公有制並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兩種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農業方面還很薄弱。馬克思、列寧所設想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範圍內已經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產資料已經歸整個社會所有。我們顯然還沒有走到這一步。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要忽視無產階級專政在這方面還有很艱難的任務。

　　 我們還必須看到，不論是全民所有制，還是集體所有制，都有一個領導權問題，就是說，不是名義上而是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的問題。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說過：“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裡。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過去劉少奇那種路線走，無非是搞什麼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麼獎金，等等。”“但是，工廠里確有壞人。”“就是說明革命沒有完”。毛主席的這段話；不僅說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們比較清醒地認識到，所有制問題，如同其他問題一樣，不能只看它的形式，還要看它的實際內容。人們重視所有制在生產關係中起決定作用，這是完全對的。但是，如果不重視所有制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解決了，不重視生產關係的另外兩個方面，即人們的相互關係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於所有制，上層建築也反作用於經濟基礎，而且它們在一定條件下起決定作用，則是不對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否正確，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裡，決定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同志們可以回想一下，一個官僚資本或者民族資本的企業，怎樣變成社會主義企業的呢？還不是我們派了一個軍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裡，按照黨的路線和政策加以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所有制的大變更，不論是封建制代替奴隸制，還是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都是先奪取政權，再運用政權的力量大規模地改變所有制，鞏固和發展新的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不可能在資產階級專政下產生，更是只能如此。占舊中國工業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資本，只有在人民解放軍打敗了蔣介石以後，才可能加以改造，歸全民所有。同樣，資本主義的復辟，也必然是先奪取領導權，改變黨的路線和政策。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這樣改變了蘇聯的所有制嗎？劉少奇、林彪不就是這樣程度不同地改變了我們一批工廠企業的性質嗎？

　　還必須看到，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說：“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這種情況，短期內還改變不了。以公社、大隊兩級經濟發展較快的上海郊區人民公社為例，就三級所有的固定資產來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點二，大隊只占百分之十五點一，生產隊仍占百分之五十點七。因此，由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過渡到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再過渡到以公社為核算單位，單就公社本身的經濟條件來說，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就是過渡到以公社為核算單位，也仍然是集體所有制。因此，在短時間內，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並存的局面不會有根本改變。而只要有這兩種所有制，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於“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出現，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就會更快地發展起來。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我們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偉大勝利，決不能因為進行了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放鬆警惕。必須看到，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係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占統治地位。在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着，資產階級還占着優勢，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並不鞏固，舊思想、舊習慣勢力還頑強地阻礙着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生長。隨着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還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資產階級都死光了，這種階級鬥爭也決不會停止，林彪一類人物上台，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毛主席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這篇講話中說過，一九三六年，黨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個土圍子，裡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裝，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紅軍打進去才解決了問題。這個故事具有普遍意義，它告訴我們，“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就是將來被消滅得只剩一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掃帚不到，它也不會自己跑掉。列寧說得完全對：“由於這一切原因，無產階級專政是必要的”。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什麼是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最簡單的概括，就是我們大家正在學習的馬克思一八五二年給魏德邁信中的那段話。馬克思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列寧說，馬克思的這一段精彩論述，極其鮮明地表達了馬克思的國家學說同資產階級的國家學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區別，表達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這裡，應當注意，馬克思把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那句話分了三點，這三點是互相聯繫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點，不要其他兩點。因為這句話完整地表達了無產階級專政發生、發展和消亡的全過程，包括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全部任務和實際內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 ○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中，馬克思更具體地說，這種專政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係，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係，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係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在這裡，馬克思講的是一切，四個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絕大部分，而是全部！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要做到達一點，就只有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滅這四個一切，使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決不能在過渡的路上停下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理解，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實質；請同志們想一想，如果不是這樣理解，如果在理論和實踐上限制、割裂、歪曲馬克思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一句空話，把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變成殘缺不全，只在某些領域專政，不在一切領域專政，只在某個階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專政，不在一切階段專政，也就是說，不是全部地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而是留下一些，讓它再擴大隊伍，那豈不是為資產階級復辟準備條件嗎？那豈不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保護資產階級特別是保護新產生的資產階級的東西了嗎？一切不願吃兩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貧農、下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一切決心為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共產黨員，一切不願中國變修的同志們，都要牢記馬克思主義的這條基本原理：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決不能半途而廢。不能否認，我們有些同志組織上加入了共產黨，思想上並沒有入黨。他們的世界觀，還沒有跳出小生產的圈子，還沒有跳出資產階級的圈子。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在某個階段、某個領域的專政是贊成的，對於無產階級的某些勝利是高興的，因為這可以給他帶來某種利益，而只要這種利益到手，他就覺得可以安營紮寨，經營經營他的安樂窩了。什麼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什麼萬里長征第一步，對不起，讓別人去干吧，我已經到站了，該下車了。我們勸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來，危險！資產階級在向你招手，還是跟上大隊，繼續前進吧！

　　歷史經驗又告訴我們，隨着無產階級專政取得一個又一個的勝利，資產階級表面上也會裝作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際上干的仍然是復辟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就是這樣干的。他們一不改變蘇維埃的名字，二不改變列寧黨的名字，三不改變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名字，而是用承認這些名字作掩護，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實際內容改掉，使它變成反蘇維埃的、反列寧黨的、反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專政。他們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這樣的公開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綱領，但是，當着蘇聯人民起來反抗他們的法西斯專政的時候，他們又打起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來鎮壓群眾。在我們中國，也有類似的情況。劉少奇、林彪不只是宣傳階級鬥爭熄滅論，當他們鎮壓革命的時候，也是打着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林彪不是有四個“念念不忘”嗎？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他確實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兩個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用他們自己的供詞，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號打擊毛主席的力量”。他們有時候“順”着無產階級，甚至裝得比誰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號，製造混亂，進行破壞，經常地則是針鋒相對地同無產階級斗。你要搞社會主義改造嗎？他說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嗎？他說太早了。你說文藝要革命，他說演點鬼戲也無害。你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嗎？他說這可是好東西，應當擴大。他們是一批維護舊事物的專家，象一群蒼蠅，一天圍着馬克思說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和“弊病”嗡嗡叫。他們特別熱心於利用我們的青少年沒有經驗，向孩子們鼓吹什麼物質刺激象臭豆腐，聞聞很臭，吃起來很香。而他們幹這些醜事的時候，又總是打着社會主義旗號。有些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的壞蛋，不是說他在搞社會主義協作嗎？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關心愛護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旗號嗎？我們必須研究他們的策略，總結我們的經驗，以便更有效地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

　　 “你們要刮‘共產’風嗎?”用提出這種問題的方式製造謠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種策略。我們可以明確回答：劉少奇、陳伯達刮的那種“共產”風，決不允許再刮。我們從來認為，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夠豐富。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採取了並將繼續採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無產階級專政是群眾的專政。我們相信，廣大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是有力量、有本領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並且最後地戰勝他們的。舊中國是一個小生產象汪洋大海一樣的國家。對幾億農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始終是一個嚴重問題，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但是，這幾億農民中，貧下中農占多數，他們從實踐中知道，只有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他們的光明大道。我們黨依靠他們團結中農，一步一步地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走到人民公社，我們也一定能夠引導他們繼續前進。

　　我們倒是請同志們注意，現在刮的是另一種風，叫“資產”風。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就是那幾個“一部分”變成資產階級分子的妖風。在這幾個“一部分”中，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中刮的“資產”風，對我們的危害最大。受這種妖風的毒害，有的人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有的人已經發展到把一切都當作商品，包括他們自己在內。他們加入共產黨，為無產階級辦事，不過是為了抬高自己這個商品的等級，不過是為了向無產階級賣高價。那種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表現了整個資產階級處於腐朽垂死狀態的特點。在歷史上，當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處於上升時期的時候，他們還為人類作些好事。現在這種新資產階級分子，完全走向他們祖宗的反面，對人類只有破壞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種造謠要刮“共產”風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財產占為私有，怕人民再“共”這些“產”的新資產階級分子或者想乘機撈一把的人。這種人比我們許多同志敏感。我們有的同志說學習是軟任務，他們卻本能地感覺到了這次學習對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都是硬任務。他們也可能真的刮點“共產”風，或者接過我們的某一個口號，故意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點什麼名堂，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億萬群眾組成的無產階級革命大軍正在邁動着前進的步伐。我們有了二十五年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經驗，又有巴黎公社以來的國際經驗，只要我們幾百個中央委員、幾千個高級幹部帶頭，同廣大幹部群眾一起認真讀書學習，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我們一定能夠實現毛主席的號召，搞清楚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保證我們的國家沿着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勝利前進。“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這個無限光明的遠景必將繼續鼓舞越來越多的覺悟的工人、勞動人民和他們的先鋒隊共產黨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滅亡，共產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