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的一天，一辆大型土方工程车从门前开过，定睛一看正是在香河遇到的那支工程队的车，而且开车人我认得，我手一挥把车拦了下来，笑嘻嘻地爬上了大车。

工地上和老朋友重逢感觉格外地亲热，听他们“小苗”“小苗”的叫着让我想起香河那段快乐的日子。不一会张战的车徐徐开进，引来众人的一阵轰笑，张战看见我做了个鬼脸，嘴巴一咧露出满口黄黄的四环素牙。

在送我回家的路上，张战开心地和我说个不停，我听他用浓浓的京腔调侃着，把梳子叫作“拢子”，把所有的哥们一律冠以“丫挺的”。

“姐，你读那么多书还不如我卖土挣的多呐。” 张战对我说。

几年后我和丈夫在城南有了自己的家，三岁多的儿子小崖儿就近送了幼儿园，一天丈夫不经意地说起小崖儿说话带有城南口音了，蓦地我想起了我的弟弟张战。

沿着天坛东路缓缓北行，天坛是我常走不厌的地方，我喜欢公园里千年的柏树，也常驻足聆听回廊里京剧票友们投入的演唱。

天坛附近有一家花鸟市场，我曾对那里各式各样的根雕着了迷，一天一只鹦鹉对着我大叫一声“你好！”着实让我忍俊不住。

再往北走，经过瓷器口花市，来到了崇文门外。记得花市的一家食品店元宵做得好，逢年过节买元宵的队伍在窗外一直排得老远，我吃过那里的豆汁和卤煮火烧。崇文门过街天桥是后来架的，89年那惨烈的一幕就在那里发生。过街天桥下来就到了东兴隆街。

走进东兴隆街，就如同进入了老城平头百姓的寻常生活。青灰的院墙，狭窄的胡同，吵闹拥挤的大杂院。这里有清代太监李连英的故居四合院，已被钉牌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更多的人家木门石狮门墩子，还有那残墙破壁墙头草，我的弟弟张战不过是这里成长起来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胡同孩子。

东兴隆街往西走是前门大栅栏，还有再往西的虎坊桥琉璃厂，这里更是浓缩了古都北京千百年的文化。

由前门南边的木樨园出发乘公共汽车可以到达东高地，这里是航天部一个所的所在地，大概算京城的最南端了。我的同学，当年两个胡同孩子之一的“花市”就在这里工作。

“花市”大学毕业后远离了胡同，也远离了市区，独自在此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多年。如今的“花市”大名鼎鼎，在航天部拥有一席之地，据说每次卫星发射期间，“花市”会随之消失几天。我抱着“花市”的小女儿感慨万分，这个当年在班里并不起眼的胡同孩子，谁也没想到竟是如此地出息。

“可惜，俺（读作en）们老爷子没能活到今天。”“花市”用重重的城南口音叹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