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气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并不是中国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天津、成都、武汉、沈阳等。但这些大城市，不管是论人口，还是论地盘，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较劲”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随着浦东的开发和建设，地盘也不见得比北京小。更何况，上海的“大”，还远远不止于此。比方说，它是（或至少曾经是）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金融中心、工业基地、商贸市场、利税大户，甚至全国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库。建国前上海的报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国后上海向外地输送技术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国第一。正因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称为“大上海”。在中国，有几个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过北京。上海还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个“大”字，才成为“大上海”，北京却大得根本不必自称什么“大北京”。你什么时候听说过“大北京”这种说法的？没有。北京人不这么说，外地人也不这么说。可见在全中国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实在不必添此“蛇足”。这可真是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国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难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装大”。一般地说，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却惟独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忆就说得更绝。她说就连北京上海两地的风，都有大小之别。“刮风的日子，风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荡荡地行军，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没有似的，不动声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气却变成颗粒状的，有些沙沙的，还有，天地间充满着一股呜声，无所不在的。上海的风则要琐细得多，它们在狭窄的街道与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盘旋，将纸屑和落叶吹得溜溜转，行道树的枝叶也在乱摇。当它们从两幢楼之间挤身而过时，便使劲地冲击了一下，带了点撩拨的意思。”（《两个大都市》）
的确，北京不管怎么看，都让人感觉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几乎无不惊异于它的容量。那么大的广场，那么宽的街道，那么多的空地方，该可以装多少人哪！上海虽然也大，但却太挤。不要说拥挤狭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广场，也显得挤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来了，哪里还能装下什么东西？所以有人说，到了上海，除了看见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么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北京虽大却不挤。北京的交通虽然也堵得厉害，但最拥挤的地方也仍能给你开阔之感，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当然不是现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这是说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虑的是尽可能地利用地皮节约成本，而满不在乎的北京，则“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哪个城市能有这么多公园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么公园。过去自家的小院，现在小区的街心，就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 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作派”。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 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 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那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嘛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当然未必见过）？老舍先生来买酱瓜，还客客气气呢（其实当然未必买过）！那么，请问你算老几？老话说：“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对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儿！不满意？别来呀！爱来不来的，谁请你啦？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 这决不是北京应该有的气象，这也决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节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丢份儿一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 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平民与市民
的确，北京城在本质上是属于“乡土中国”的。
和中国其他古都一样，北京城也十分乐意地保持着它与广大农村的密切联系，而不是像上海滩那样，把自己和农村对立起来。尽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门和城墙，但它们与其说是城乡之间的界限，不如说是城乡之间的纽带。在北京城城墙大体完好、城楼巍然高耸的年代，古朴的城门把庄严的首都和恬静的乡村浑然一体地联系起来。巍峨的城墙下，是“我们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鸭群们的天地。那里浓荫密布，岸柳低垂，芦苇丛生，荷花盛开，充满了田园诗般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北京各城门附近是屡见不鲜的”。登上箭楼远眺田畴，一马平川的华北大平原尽收眼底，古老帝国的悠长韵味便在你胸中回肠荡气 难怪喜仁龙要感慨万千。是啊，“世界上有几个古都可以提供如此开阔的无建筑地面，可以在其城区内看到如此纯粹的田园生活”
这种田园风光我们现在是不大容易看到 尽管我们在北京的某些街区还能看到进城的农民，看到他们拉来的新鲜蔬菜和瓜果，看到拉这些蔬菜瓜果的木头车子和拉车的骡马（不知还能不能看到骆驼），但总的来说，我们已只能从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称那里寻觅当年“田园都市”的蛛丝马迹。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风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钓鱼台、樱桃斜街、烟袋斜街、香饵胡同、石雀胡同。不管这些地名是怎么起的，都有浓浓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儿。事实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儿胡同，连起来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又比方说，拐弯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湾九道湾，或者骆驼脖儿胡同、辘轳把儿胡同；圆圈形的，叫罗圈胡同、磨盘院胡同；口小肚儿大的，叫门葫芦罐儿、驴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长条的，叫扁担胡同；细长条的，叫笔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弯曲状的，叫月牙儿胡同、藕芽儿胡同；一头细长一头宽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较短，就干脆叫一溜儿胡同或一尺大街。
读着这些地名，我们不难体验到一种亲切感。《北京的胡同》一书作者翁立认为，胡同名儿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为“北京人直爽实在”，所以起名也实实在在，直截了当；二是因为一个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记，让人一听就明白，才叫得响、传得开。这当然并不错。但我同时也认为，它们恰好证明了北京是一个“田园都市”。否则，就不会有扁担胡同、椿树胡同、辘轳把胡同、磨盘院胡同 这些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的胡同名，被认为是上口好记叫得响的，岂非恰好说明北京人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乡土情结一？
北京人的这种心理和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两个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则是“田园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农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当“农民化”的。他们爱吃的是硬面饽饽荞麦饼，是冰糖葫芦豌豆黄，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爱喝的是二锅头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爱过的是清明端午重阳节，正月十五挂红灯，而不是圣诞节和情人节；爱玩的是养鱼养鸟养蛐蛐儿，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风筝，是那些让人亲近自然亲近土地的娱乐活动。甚至他们爱听的也是那些带有泥土味的吆喝声：“栗子味儿的白薯”，“萝卜——赛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这些平民味儿现在是日渐稀薄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这种平民味儿，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儿。它也是北京最让人怀念和难以忘怀的东西。没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学者（个别特别有名的例外），也没有多少人记得满汉全席（也许根本就没吃过），但记得天桥的把式、厂甸的庙会、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东西，记得八月十五的免儿爷，记得豆汁儿、灌肠、艾窝窝和炒肝儿。北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属于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时代的概念，系相对“贵族”而言者。北京是贵族集中的地方，当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贵族派头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为明清两代的京都和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北京给这两大阶级都设计和安排了足够的空间。贵族们固然能在这里养尊处优作威作福，平民们在这里也如鱼得水活得滋润。现在，贵族阶级和平民阶级作为历史虽因革命而消失，但贵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为一种文化，却并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旧时王树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革命以后，大批的贵族带着他们的文化修养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间，大大拉近了这两个阶层的距离，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时，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贵族气和书卷气。
其实，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辇之下，皇都之中，万岁爷这一亩三分地上住着，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哼哼。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就会有几分华贵，几分儒雅。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这些古都的共同特点。不过西安因历史故，较之北京更为古朴厚重；南京则因地理故，较之北京便多了几分隽秀水灵。北京的民风是“大气”：粗犷、豪爽、质朴、落落大方、小处见大而又礼数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们的生活大多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是粗陋，但却决不会因为盆穷而失了身份，丢了体面。即便不过一碗老豆腐，二两烧刀子，也会慢慢地喝，细细地品，一点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气度，那派头，有如面对一桌满汉全席。就是这样简陋的酒菜，如果来了朋友、熟人，也要礼让，然后坐下，慢慢品尝，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们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饮酒喝茶时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无疑，这是一种文人情趣和贵族派头。事实上，中国的“贵族精神”中从来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无疑是贵族（尽管也许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赏的审美境界，却是暮春三月，与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于沂水，在舞零台上吹干了头发，唱着歌儿回来。贾府无疑也是贵族（而且是“皇亲国戚”）。但为迎接贵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观园”里，也不忘设一“稻香村”（倘无此村，则枉曰“大观”）。尽管贾府的做法未免“矫情”，但即便这“矫情”，却也是文化所使然。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乡上的中国”，而中国文化的美学原则是“白贲无咎”、“反朴归真”。所以，北京城里最可人之处，不是巍峨富丽的城阙宫殿（尽管它们关乎朝廷体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经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刹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废宇颓基、荒国古庙、老树小桥。同样，钟鸣鼎食、海味山珍、轻车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场，“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等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辈承当”，才是最大的排场。
这样一来，最寻常处往往也就是最不寻常处，而要在最寻常处看出不寻常来，是要有文化教养的。这种文化教养当然并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当然是老北京人），才会表现得那么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会“找乐子”的。对于北京人来说，“坛墙根儿”和“槐树小院”都是“乐土”，“喊一嗓子”和“听一嗓子”都是“乐子”，而且越是众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谁能像老北京人这样深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之神韵 我们实在很难说这种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毋宁说是一种“贵族气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贵族精神”吧！
于是，在老北京人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平静安详、宽和礼让、恬淡闲散、诙谐幽默。他们在茶馆里听戏，在园子里会鸟，在皇城根儿溜弯，在大槐树下纳凉，全都有一种不紧不慢的节奏。比方说，纳凉，讲究的就是“沏一壶不浓不淡的茶，聚几个不衫不履的人，说些子无拘无束的话”。再比方说，溜弯儿，讲究的也是从容不迫。北京人的“溜达溜达”，与上海人的“逛街”、“压马路”是大相异趣的。“逛街”和“压马路”不是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没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弯儿却是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纯粹是散步和散心。
这显然是一种讲究，而且是一种“穷讲究”。大城市里的人，多少都有些讲究。没有这些讲究，也就和“乡下人”差不多 事实上，农民进城，最不习惯的也正是这些讲究，比如进门要换鞋，饭前要洗手，吃饭要用公筷，睡觉前要洗脚，不可随地吐痰等等。这些讲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穷归穷，讲究归讲究，所以叫“穷讲究”。但，各地的讲究，也不大一样。比方说，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样。北京更讲究“礼”，上海则更讲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烧，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讲究则是“倒驴不倒架”，最怕困“丢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来岁的下岗女工去菜市场买菜，跟相熟的摊主还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计‘较。不过，主张和气生财的摊主也会给一点小小的优惠。这些北京近郊的农民很快就知道了应当怎么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所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礼。或者说，礼数。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礼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情及其回报，即所谓“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这种往来，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比如你送我酱黄瓜我还你腌萝卜之类胡同四合院里常有的人情礼数，更是精神上的，即对对方人格的尊重。这就是礼。如果“失礼”，不但别人不“待见”，自己也“跌份儿”。可见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而要尊重别人，又首先得学会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丢了“份儿”，也就没有资格敬重别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贵族精神，包括不自轻自贱，不妄自菲薄，不见风使舵，不见钱眼开等等。生活在一个饭要钱买的社会里，尽管谁都知道“一文钱难死好汉”，但既然要坚持贵族精神，就得坚持“人穷志不短一，不能因那么一点蝇头小利而让人小瞧了去。这正是前述下岗女工尽管生活窘迫，却仍不肯显得太“抠门”的心理原因所在。这里面固然有“贫贱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尝没有一点“打肿脸充胖子一的矫饰，当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气和大度。不过，直接的原因，还是“磨不开脸一。脸面，对于北京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
什么叫“磨不开脸”？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么身份架子 也就是那么一点精神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正是这种精神，使人高贵，并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说实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风度无境界，有教养无底蕴，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过于看重身份面子和过分强调精神作用，因而喜欢摆谱、讲排场、充胖子和夸夸其谈一样，都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他们城市的性质所使然。的确，过分地强调精神难免变成空谈，过分地讲究礼数也可能变成繁文缛节，变成“臭规矩”和“矫情一。但，大气的北京毕竟不是夜郎。它能赋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颗平常心，也能教给他们以种种人生哲学和处世方法。这些教导往往都是实实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技巧和教养就会变成趣味。我们通常说的北京味儿，便多半是指这种趣味。
(摘自易中天”读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