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新文化运动新论》
人在世上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人的幸与不幸和遇与不遇，在天道之莫测。事在世上同样有幸、有不幸，有遇、有不遇。事的幸与不幸和遇与不遇，在人理之无凭。天道高远，何敢置喙。人理浅近，姑妄论之。比如，提起中国文化上的厄运，无不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为罪魁祸首。殊不知所焚者大致限于民间的书籍，藏于朝廷府库者直到西楚霸王纵火焚烧阿房宫时方才化为灰烬，而项羽焚书之罪却少有人言及之。又如，清代之纂修四库全书，赞其保留古代文献之功者众，数其删禁焚毁书籍之罪者少。再如，近代之所谓新文化运动，仅闻其如何有功于文化之普及，有功于文化之革新，其导致中国文化传统面临中断之过却从未听人说起。其实，其功劳究竟如何，尚有待商榷，其罪过之难逃，却无可质疑。
所谓有功于文化之普及，无非是说文言艰难，白话简易，故用白话取代文言能收普及文化之效。文言之艰难在今日有甚于白话，此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然而，在认识到文言艰难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文言本不如今日这么难。文言在今日之所以会难到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步，是因为一般人根本不曾接受过文言的训练，而之所以会根本不曾受过文言的训练，正是因为文言在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和否决之后，白话业已取代文言成为当今唯一合法的通用文体。
柞里子曾见过一些老一辈的人物，虽然活到白话文盛行的时代，其接受教育的年头却不巧恰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前。因从未受过白话文写作的训练，竟然只会写文言而不会写白话，以致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时，不得不清人捉刀，将其用文言写成的底稿改成白话。如今来美国留学者，大都能大致听懂英文，但如果不是来自广东，大都于广东话一窍不通；如果不是来自上海，也大都于上海话一窍不通。广东话和上海话无论如何难，毕竟是中国方言，绝无难于英文之理，之所以会好象比英文还难，也是在于训练的有无。以上两例说明：语法与词法的难与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训练与否，而并非根源于表达方式本身的性质。
撇开文言与白话孰难孰易的争议不谈，即使承认白话的确较文言为易，也并不能由此而直接得出用白话取代文言就一定会有利于普及文化的结论。同文言一样，白话也有遣词造句的讲究，写白话文并不等于如实记录口头所说那么简单。有不少人不明此理，因而一辈子写不出一篇文从字顺的白话。一般来说，从识字到能写一篇勉强达意的白话文，至少需要六、七个学年的正规训练。如果经过同样时期的训练，也不难写出一篇勉强达意的文言，只是写出一篇精彩的文言可能要难于写出一篇精彩的白话而已。换言之，推广白话文可能只是更有利于靠卖文为生的作家，并不见得更有利于一般民众，因而不见得同普及文化有多少关系。
其实，文化之普及与否，关键在经济状况而不在文字语言的表达方式。即使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没有任何区别，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的普及程度也一定会高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是因为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拿得出更多的钱来办学校，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接受教育的人越多，接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文化自然更普及，文字本身的难易实无与焉。简言之，关键仍在训练之有无，训练之多寡。
所谓新文化运动有功于文化之革新，其说大致有二。第一，白话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创新。第二，用白话取代文言使中国文化能适应现代化的社会需要。以为白话文为新文化运动的创举，以为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之流为白话文的第一代宗师，以为在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不存在白话文，以为在陈独秀、胡适之、周树人之流之前中国不曾有人会写白话文，纯属误解。更早的不说，宋朝的话本小说就是白话之作，元人的小说《水浒传》，清人的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也都是白话之作。不信的话，不妨读一读下面这一段摘自《儒林外史》的文字：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章，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
《儒林外史》成书于1750年以前，不仅早于所谓新文化运动二百五十年，而且其文风之“白”，也绝不在被捧为白话宗师者的作品之下。
所谓适应现代化社会之需要，无非是以为撰写科学和翻译外文非白话不可。这种认识也同样是不折不扣的误解。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用先秦古文写成的《墨子》中就有探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篇章。成书于汉代的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也是用古文写成的。此外，最早把圆周率推算到现代水平的祖冲之，发明“杨辉三角”的杨辉，其数学论文和专著也都是用文言写就的。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文言流行的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稳居世界的上游，到了白话风行的时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有所提高，却反而是下降了。柞里子并不认为白话的风行同科技水平的相对下降之间存在任何必然的联系，只是想指出文言并不阻碍科技的发展，科技不待于白话的产生而后方能生存和进步。
以为只有白话才能胜任翻译外文，更为无稽之谈。林纾的翻译作品都是文言，至今被翻译界奉为标准的“信、达、雅”，正是由文言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严复有关西方生物学、哲学和经济学的译作如《天演论》、《慕勒名学》、《原富》等既是科学无须白话的明证，也是翻译无须白话的明证。柞里子曾试比较过用文言和白话两种方法翻译外文。据柞里子的经验，用文言翻译远比用白话翻译容易，其原因在于中文文言的语法远较中文白话的语法接近西方语言如英、法、德、意等文的语法。
综上所述，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云云，即使不说是子虚乌有，至少是夸大不实之词。至于新文化运动促使中国文化面临中断之过，却无可质疑。何以见得？其说如下：自从白话取代文言成为唯一合法的通用文体以来，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除非以古典文献为专业，大都于文言为文盲。即使是以古典文献为专业者，也大都需要依靠老一辈学者予以标点方才能勉强读懂文言原文的著作。诗词歌赋骈散等等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不能翻译的，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就一概失传。中国历史悠久，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等的文献，数量浩瀚如烟如海，势必不能将其全部，甚至不可能将其百分之一逐一标点以遗后学，或逐一翻译成白话以享广大读者。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也就同传统文学一样失传。
有人以为失传了并不稀罕，并举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一一成为死文化为例，以为传统文化的失传是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凡是作如是想者，大概都不曾认识到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之所以失传，是因为古埃及、古巴比仑、古希腊、古罗马各民族均基本被消灭。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死亡，其文化之失传势在不免。中华民族好端端健在，为何要自置传统文化于死地？
也有人以为既有现代文化存在，失去传统文化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柞里子见过不少自视为中国精英的年轻人，因为无能力阅读文言原文，不得不仰仗新文化运动以来或缺乏生机、或充满歪曲、或生搬硬套某种理论的白话新作去了解中国的过去，结果大都以为中国的传统或恶龊腐朽、或低级平庸、或空洞无物、或一团漆黑。于是一头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以为天底下只有基督教文化才是值得景仰和追随的高等人的文化。长此以往，中国民族虽不云亡，又将与既亡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