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想去，做人还是要做瞿秋白 上网已两年有余，按秋白的话说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秋白那个时代，人往往喜欢喝酒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如今人们喜欢上网聊天，有时遇到知音，那时最高兴不过的了。 写文章一定要有知音。每次发文网友耐着性子从头到尾读完，再留下个只言片语，算小知音，读完了再看第二遍睡觉前再翻翻，算中知音，如果再有长篇文章回应算是超级知音了。桦树算是超级知音，她说我的文章时而引她发笑，时而刺痛她的心。 桦树和我几乎有着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我长在空军大院，她长在红山口那个院中院；她七七年考上那个著名的文科牛大，八十年代在编辑部写文为生，与文坛风云人物王晓波顾城都很熟，我七八年考上安大外语系，八十年代以英语风光；她的人生道路曲折些，现在用笔名写作，我的人生道路辉煌些，现在用实名写作。这里可以看出男女有别，桦树也想挺起腰杆写作，一遇到网友狂风暴雨般的评论，立刻软弱起来，我则不同，越是艰险越向前，你砸你的，我吹我的。 桦树崇拜秋白，大学毕业不久，曾写过一篇文笔十分优美的散文《谒墓者的神思》，原打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后来怕引起争论，改发表在《文艺报》上。桦树特别欣赏秋白的小资，小情，这次我重读《多余的话》才明白秋白的小资小情原来就是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 写到这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原来国共都不喜欢秋白的真正原因，都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暴露了，谁还愿意为别人抛头颅撒热血。蒋介石听到抓到瞿秋白后连下密令尽快处决，共产党那边长征北上也坚决不带瞿秋白一起走。话又说到后来，传说毛泽东很为失去瞿秋白而惋惜，中共建政后专门在八宝山最高的地方修了大墓，文革时被红卫兵砸掉，毛泽东明明知道这件事，临到自己去世，也没有说句话把瞿墓重新整修一下。要知道，在中共的集权时代，领袖级人物一句话，或让秘书代笔写封信，这些历史问题用不着讨论研究就解决了。 桦树文中说的那个墓地是八宝山，是共产党员去世的代名词，很多党员干部都来自于城市，现在想不去八宝山也不行。我父亲还好，生在内蒙的一个小山村，如今他安安静静躺在自家的祖坟里，背靠大青山，面向北京，山上是活人度假村。这次我又沾了父亲的光，自己的死也不用发愁了。很多人活着的时候明争暗斗，你打我杀，这次你整我，下个运动来了我一定要整你，说也巧了，死后大家都平静地躺在一起，想分开还不行。 从空军大院育鸿小学高年级起，每年清明节学校都要组织专门的去八宝山扫墓活动，那天少先队员穿队服，系红领巾，我有段时间还不是队员，老师安排我排在最后面，学校一再要求进了革命公墓一定不能笑，因为是在缅怀革命先烈。每次去都是同一路线，进了墓园向右拐，然后上山。我去的时候瞿墓非常完整，高大结实的汉白玉结构，但有一条规定，他的墓不能扫，每次去只能扫任弼时的墓，当时好像已经成为北京人的传统。从那时起我就知道，瞿秋白是左倾机会主义者，犯了历史错误。 等到桦树有机会去八宝山凭吊瞿墓的时候，瞿墓已经空空荡荡，后面墙角下，有几块长条墓石堆在哪儿，明明是春天，这儿却满是晚秋的萧瑟。齐腰高的衰草，参杂着片片干枯的落叶，一块块断碑残石，有的散落在草丛里，有的半埋在泥土中。细细数数，总有一百多块。其中一块汉白玉碑石，正是碑文的下段，“宣传家”“活动家”“永垂不朽”字样，经过十七年的风雨冰霜，依然清晰可见。 看了秋白《多余的话》，我也想像秋白那样来点小资小情暴露一下自己内心里的真实世界，也想坐在书房里，轻轻地铺开稿纸，望着窗外的月光，先描点景，再写点情，最后再感叹一下人生的苦恼。可现实中的我从来没有书桌，更谈不上有书房，小时候坐过几年课桌，以后就不知道每天干点啥。到了部队每天最多的是坐马扎，要想写点什么也是趴在床铺上写，大学毕业到了空一所，有了正式的办公桌，刚高兴了几年又被中国大商潮打断，提上了经理箱。如今，自己的小酒荘里倒有一个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的酒台，每天双手撑在上面等顾客，实在没有抒情的感觉。有时我也在想，要能像桦树那样多好，有自己的书房，小狗，再花上二百美金为自己喜欢的桦树林大照片做个镜框挂在粉白的墙上。 桦树说，我党像秋白那样温和的党的领导人不多，所以说，注定他是一个失败者。党的这杆大旗传到我这一代，哪还有一点点温和的影子，学党史知道有延安整风，那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后来是大跃进吹大牛文革斗批改，不仅大家都不说心里话，早已顺口讲起假话了。我要求入党的那几年，可以说是大家都不说心里话的年代，有时候毛泽东也急了眼，传来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 我当兵后要求入党那几年，一直有坐马扎趴床铺写日记的习惯，按现在时髦的词汇是写博客，写完了也不收拾放好，是故意想让政工干部看到，了解我要求上进的心。我现在还保留着那本红皮日记本，内容我也大致记得，因为每天每页都一样，全部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语，学习毛著心得体会，再有就是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少不了歌颂林彪那部分。到现在我才明白，粉丝和知音不同，粉丝有崇拜的含义，毛泽东他老人家当年那么伟大，怎么就发现不了我是他的超级粉丝呢。那几年做粉丝，着实让我着了好几年的急，从此以后再也不敢轻易做粉丝了。怪不得听人家基督徒说，除了基督，我们不做任何人的粉丝。我那本红皮日记不走运，一直没有被人发现，半年后真恨不得一把塞进指导员手里。 桦树有她尊敬的大哥和大哥的三个朋友，他们当年都在上海空四军当兵，这些人可是北京著名的“老三届”，他们在军队的时候标志着我军最高的士兵文化层次，恢复全国高考后，有的考上南京大学，有的考上清华大学。他们入了党以后喜欢搞恶作剧，利用党支部改选的机会操纵选票，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落选。其实我们党内一直就有美国式的民主选举，不过，主要领导一旦落选，一般都不算数，还要再选一次直到选上为止。其中一位大哥问我，老潘，你当年在连队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我说我的运气很不好，一直被党支部书记指导员穿着小鞋。我想主要原因一是年龄太小，没有那几位大哥的操盘水平，二是党和人民稍微给了点荣誉就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一完成入党提干，就开始抱怨，空军要是陆军多好，要不然衣服除了裤衩外新兵就给洗了。看着提干无望的老兵每天奚落农村来的指导员，我也冲上去叫了几次板，小鞋就给穿上了。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穿小鞋，穿小鞋是一种党内温和整人，每天见面照常打招呼有说有笑，但暗地里使绊子。指导员见我考上大学暗地里向保卫部门汇报说我偷听敌台，后来还不死心，利用我不在的机会操纵党支部通过决议压我一级。一天，我终于悟出在党内生存的道理，对上级领导，不仅要拍，而且要死拍。林彪事件前夜，毛泽东要求许世友读《红楼梦》，要连续读五遍，这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没有见到有学者能把这段史实解释明白。 有互联网之前，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实际上就是权力，搞政治的人在一起可不就要你打我杀尔虞我诈，要不然自己无法生存，文革时期是中国最黑暗的时期，文革之后见到一些曙光，可能是把一部分人分流到经济大潮之中。在政治领域我只在基层连队呆过，我几句话得罪只是个芝麻大的指导员，就受到这样的整治，他要稍微明白一点，有一天我翻过身来也会加倍整治他。中国很多单位很多人大开杀戒，起因就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瞿秋白去世那会，在党内呆了十一年，还是在最高层，已经被内斗搞的疲惫不堪，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只赢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从那时起，瞿秋白觉得还是做个文人好。 不知道秋白看清楚没有，中国的文人可都不是简单的人物，并不是只会学校里教书写文章，绝大多数人都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机会一旦到来，这些人可是冲在劳苦大众的前面。新思潮共产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时候，文人极其敏感，有可能改变现有的制度，带来新的生存机会，现在不介入，还等何时。像陈独秀，李大钊，沈雁冰，李达，还有相当多的小人物，因为当时就不出名，现在人们可能就更记不住了，都在党内。还有一个特点是聪明的，腿脚灵的，溜得快，不少人后来成了大作家，有的还长寿。还有相当多的没有走，后来的命运大多都不好，善始善终的人很少，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政治是带血的。秋白没有溜，导致后来两边都不买帐，咱们就来个好汉做事好汉当，夹着烟卷，说了句，此地甚好。 中国的政治模式时常也向其它领域渗透，传播者主要也是搞过政治的文人，这种风气到了科学学术界教育界，又给这些领域带来了中国特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我想，在这些领域呆久了的人比我要清楚得多。特别是传到文学艺术界，总会时不时蹦出新的火花。最近，我察觉，这种中国政治好风气又带到网上，什么时候叫比尔盖茨学些中文，上上中国网，看看互联网到了中国几番嫁接又变成了什么样。 桦树喜欢秋白的小资小情，也想像瞿秋白那样温和做人，也想和人聊聊天，展示一下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是现实生活中哪还能找到干净的港湾，必定社会人性已经发生巨变了。桦树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苦恼，其中一个苦恼就是借给人钱没有人想着还钱，这是我们大院长大的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有谁还借钱，有谁还借钱想着还呢。这方面，我政治上显得成熟得多，一直是吃吃喝喝行，就是钱不借。 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也是这样。我接店的第一天，也就是前一个印度老板向我道别的时候，印度老板再三嘱咐，千万不要赊酒给顾客，你每赊酒给一个顾客，你永远失掉的也是这个顾客。开始我还不太相信，以为美国人要比中国人纯洁得多，见顾客央求，借点酒先喝着，开支后一定还，遇到这种情况，我还真拉不下脸，钱不借，让人借点酒还是可以吧，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还真是一旦借了，再也见不到这个顾客了，他改上别的店买酒喝。我心硬的时候，生意特别好，也没有什么烦恼，有时候经不起顾客软磨硬泡，心软下来，这不，酒借出去了，顾客也跑了，烦恼也来了。 为什么我的心是肉长的，什么时候才能百炼成钢啊。 06/19/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