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重实际。比如说讨论问题。西方的传统一向重论述，重证明，重程序，重方法。不管你的道理多深奥或者肤浅，你总要把道理讲清楚，要让别人明白。

所以，西方人是怕人家不懂自己的意思。在社会人际交往、公司里、或学术界，没人尊重老说别人听不懂的话的人，老干这事儿，大家会以为你有自闭症。万一别人没听懂，西方人通常是自己感到尴尬。

这一点，咱们中国人好像刚好反过来。咱们好像觉得这是深沉。咱们古人就喜欢玩玄，不喜欢别人真懂。说话一定要像格言。咱们好像特别相信这世界上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玩意儿。咱们祖宗的这个习惯，以至于说过的话，能让子孙们祖祖辈辈地玩文字游戏，猜上几千年，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所以咱们就有了独特的训诂学。今天呢，咱们又有举世无双的“国学家”这么一说。钻在故纸堆里做学问。

中国人如雷贯耳的所谓“大学问家”，也是独一无二的。英美人因为愚笨，每有一东西就要造个新词，或从外语山寨一个。区区几百年的历史，搞到今天竟有洋洋上百万个的词汇。但即使这么着，人家也没有“大学问家”这个词。

大学问家，大概是大家公认的博览群书、学问好的人。但你读那么多书为了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为了融会贯通，超越、探索前人未知的方法，解决问题吗？

人类历史上，尤其是西方，出现过许多跨学科做出杰出贡献的。最终，有几个人关心他们看过什么书呢？人们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实实在在的贡献。

我希望我是错的，但我看咱们中国的传统是重知识、不重见识；重传统、权威，不重创新；重记忆、不重分析；古代科举，写八股文，是要用圣贤之人讲过的话来作论据的。咱们祖上文人写诗喜欢用典。到了明清，越用越多，几乎到了无典不成诗。文人之间相互唱和，不管诗写得多烂，典却万万不能少用。最大的快感是最后把对方难住。争论问题也是一样，对方观点对错好像都是无关紧要，但是用错了典，因错了，或者不如对方引用圣贤之言多，都是大节。小的输了辩论，大的是以后连混下去的“面子”都输掉了。

所以知识在咱们中国人，尤其是文人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咱们渊博的定理要把小燕子当场逮个正着，也是要在知识上的。咱们定理将小燕子逮个正着后，带着快感，声明“这是我跟你最后一次说话”，扬长而去，好像这样人家所有说过的话就都一笔勾销了一样。

其实大家讨论问题，大家观点不同属正常。就像这个圣贤教育，有些人是从生活经历、社会现状、历史的角度，有些是从孔孟的本意上讨论，都有些道理。

动不动说人家这个不懂、哪个不精，却又说不出具体的道道，既不厚道，本身也不是正派的学风。与讨论的话题毫无帮助。我对用这种方法讨论的一向不太敬重，也怀疑这些人是否有反对你观点的道理。

在五味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学业有成的，当然称得上我上面说的那种“大学问家”大概不多。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以尊重对方的方式为好。咱们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以讲理为重，没必要那么酸腐。

讨论问题，我想大家关心的是你的观点是否有新意，是否能证明。读书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能让你看问题更有见地吗？所以见地是第一位的。与其让别人知道你看过多少书，我觉得远不如让大家见识见识你的观点有多高明！

如果一味地只能人云亦云，只能为书上说过的辩护，却不能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大家都去捧一本书看好了，还需要你干什么呢？

引用一句爱因斯坦的话作为结尾：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 and a lot of courage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