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德令哈

汪艺

1969 年，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北京各大医院决定以实际行动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最高指示。我父母亲都是医生，他们和其他十几位同事，组成了“六二六医疗小分队”，举家搬迁，从北京志愿下放到青海省海西自治州的德令哈安家落户，为牧区送医服务。

1970 年1月，父母亲和未满十岁的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从北京到青海省省会西宁市，然后又坐长途汽车从西宁向青海省中部的小镇德令哈进发。出了西宁不久，公路由柏油变成碎石，窗外只见一丛丛野草长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没有树，没有人烟，异常荒凉。途中翻越文成公主入藏时经过的日月山，汽车在悬崖峭壁之间的盘山公路上，吃力地转了不知多少圈，才到了顶，然后又小心翼翼从山的另一边一圈圈地转下去。在一段较平坦的路上，从汽车上远远地看到了有名的青海湖。我只记得在荒凉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大片深蓝色，和天的蓝色连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湖，哪里是天。颠簸一天下来，傍晚时分在一个叫“茶卡”的驿站歇息，第二天汽车又继续开了半天，终于到了青海省海西自治州的州会德令哈。公路从山里笔直地泻下来，直通到德令哈的中心。这里海拔3200米，群山环抱，山头积雪终年不化。有一条横贯全镇的河，叫巴音河。全镇沿巴音河分为河东与河西两个区域，德令哈自治州医院，学校和我们住的医院职工家属大院都位于河东。电影院则位于河西。

德令哈是汉蒙藏族的集居地，路上除了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外，常见到骑马或骑骆驼的人。镇上唯一的百货商店前，有几个木桩子，专为远道来的人拴马或拴骆驼用。我们上学天天经过这个休息站，看那些高高的骆驼，看藏民穿着藏袍，无论天多冷，都露出一条只穿衬衣的胳膊在外面，看他们因高原阳光辐射强烈而变得黑红的脸膛，看骆驼主人一拉缰绳，骆驼就跪卧在地，让主人骑在他的驼峰之间。我们看人家觉得新奇，不知道人家看我们更觉得新奇。当年交通不发达，从大城市北京来的人很少，从北京来的小孩更是像天外来客一样稀奇，至于像我这样带着一副白色近视眼镜的北京小孩，走到哪里都有人驻足观望。还有些淘气的男孩子对我们扔石头，对此我十分恼火，为了自卫，我天天都对着土墙外的巴音河练习扔石头，没多久就能扔得很远了。后来谁敢向我们扔石头，我就扔回去，那些男孩子看了大惊，“丫头也能扔得这么远！”于是一哄而散。

巴音河水看上去倒是清亮清亮的，去河西看电影的路上，我们常常不走桥，趟水过河，一脚踏进去，却觉得冰冷冰冷，而且水流揣急，尺把处的水流已经拥有极强的推力，可以想见更深处的水完全有可能把人冲走。据说这条河里每年夏天都淹死几个人。我在北京的时候常去颐和园游泳，对这条河却是望而止步，只在浅处下脚，不敢往深处去。

当地人常常问我们，你们在北京见过毛主席吗？那时能见到毛主席就像现在中了大奖一样让人羡慕。我们这些平平凡凡的人当然没亲眼见过毛主席，不过毛主席的光辉一样笼罩着我们。在学校里，老师对我们说话比对其他同学客气些。排解起纠纷来，尽量不让我们吃亏。教室里男女生同一座位，我刚去时，常见男生为些小事，像过了中间线了等等了用拳头打女生，就像打他妹妹一样平常。别的同学也见惯了，没人大惊小怪。我在那个年纪个子长得快，比班上大多数人都高，力气也大，哪个男生敢打我，若是在课堂上，我就还手打他，那些男生怕老师向着我，不敢继续和我打下去，若是在课外，我最常用的招数是速战速决，用力一推，把他推倒在地，然后撒腿就跑，让他无法还手。这种打架法，只能用于汉族男生。班上还有些其他族的同学。藏族男生脸膛黑红黑红的，五大三粗，往那儿一站，像尊铁塔，让人望而生畏。蒙古族男生身高挺拔，肩膀又平又宽，双腿又直又长，上学也穿着靴子，走起路来跨跨有声。我对这几个同学，惹不起躲得起，从不敢和他们打架。

我自己是女生，所以大部分时间和女生玩在一起。跳房子，丢沙包，跳皮筋，爬软梯，追小人，什么游戏都有。女生之间不打架，但有时吵架。吵架也分内外，若有哪个女生和外班同学吵起来了，全班女生不问是非，无一例外，一起参战，站在本班同学一边和外班对吵。这景象我在北京从没见过。女生们刚开始对我们有些敬畏，后来在一起玩多了，觉得我们也不过如此，还不如她们有心计。班上一个女生看我有时吃从北京带去的果脯，就说她愿用一个大白气球换我的五块果脯。第二天我给她带了果脯，她三下五除二地吃完，然后一拍口袋，喊了起来：谁偷了我的气球！不用说，我让她给骗啦，还没法向她讨还，总不能让她把果脯吐出来吧，只有自认倒霉。当然大部分女生不像这样狡猾，诚心诚意地和我们做朋友。同学王亚丽，和我一起学打乒乓球。起初对着车库大门练习，把球打向大门，球反弹回来后又打回去。王亚丽和我天天并肩练习，练到能打一百多下时，正好赶上学校体育课教打乒乓球。同学们站成一排，轮流和体育老师对练。我觉得我打得和王亚丽差不多，不知为什么，老师一眼就认定王亚丽是可造之材，把她归入高级组，不久后推荐她去当地体校深造，几个月后王亚丽在地区比赛中获胜，更上一层楼被选进了省体校。离家去西宁前，王亚丽来校告别，顺便和体育老师打了一场球。这时的王亚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打起球来极有架势，抽球又快又猛，远不是那个和我一起对门打球的小孩了。

德令哈小学每年都在六月一日这天举行“六一”运动会，庆祝国际儿童节。在青海的第一年，我和好朋友丽达因为长得高，在运动会预赛中各得第一第二，十分得意，满心盼望“六一”快到，在运动会中拿个名次。“六一”前几天，学校要求每人当天都穿白衬衣蓝裤子，不然不准参加运动会。这下我可傻眼了，蓝裤子我倒是有，那些年的裤子都是黑的或蓝的，可是白衬衣却是一种象征着庄重的稀有东西，不是平常衣着，多数人没有，商店里也买不到。维真妈妈李阿姨一听说这事，就把她的白衬衣拿来借给我，让我放心地去运动会。“六一”那天，我和丽达果然拿了名次。会后两人意犹未尽，又和其他几个同学在操场边上玩耍，一不小心，白衬衣的左袖上部被树枝划了一个三角口子。这可吓坏我了，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家，我父亲看了划坏的白衬衣，不忍过多责备已经十分惶恐的我，于是他自己去见李阿姨，要付钱赔衣服。李阿姨立刻随父亲来我家，一进门就连说几个“没关系”，说这衣服只破了一点，照样可以穿在外衣里面，不碍事的，要我和我父亲不必挂在心上。事隔多年回想起李阿姨的话语和笑容，心里还是涨满着暖流。

第二年运动会，我有了自己的白衬衣，是我小姑过去的衣服。可惜这白衬衣没派上用场。我母亲怀孕了，准备回京生产，父亲和我也一起走，出发日期就定在六月一日，为此我跟老师同学说定我只参加预赛，不参加六月一日的决赛。六月一日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听我母亲对我父亲说，快送我去医院，然后去汽车站退票，不能走啦，今天就要生了。我起床来，看着父亲母亲一起离去，脑筋转不过弯来，不知该随着去医院，还是去学校参加运动会。一上午游游荡荡，哪里也没去。下午三点多钟缓过神来，决定去医院。走在街上，听到学校操场的大喇叭播放着“运动员进行曲”，间或穿插赛况报道，正寻思着不知丽达又拿了几个名次，迎面走来了笑容满面的父亲，告送我说，妈妈生了个弟弟！这个弟弟后来取名，大名一个单字 “青”，小名青青，纪念他的出生地青海。六月七日，我们一家，包括坐月子的母亲和七天大的青青，日夜兼程，在四天内到达北京。一个月后，青青留在了爷爷奶奶家，父母和我又回到了德令哈。

丽达一家也属于“六二六医疗小分队”。她父亲在青海致力于高原心脏病的预防与治疗，做得很出色，几年来放弃了调回内地的机会，丽达一家从此就永远地扎根在那里了。丽达的母亲才到青海不久不就升任海西州卫生局的副局长，人称“李局长”。我母亲和李局长都是共产党员。海外华侨讲起共产党员来，觉得他们向洪水猛兽一样可怕。其实在那个时代，入党非常不易，不像入红小兵红卫兵，只要会慷慨激昂的喊几句口号，人人都能来插一脚，弄个红袖章戴戴。入党是最高荣誉，尤其在中下阶层里，能入党的都是集领袖才能，专业才能，公关才能于一身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服众。有件事情很说明这一点。德令哈当时有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女方未婚先孕，生下一个孩子。这种事放在现在事算不了什麽，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男方被记过调走，女方因刚生了孩子，暂不处理，但整个德令哈责难或嘲笑她的声音四面八方无处不在，连她弟弟都躲得远远的，和她划清界限，生怕沾了一身腥。李局长一天去看望这女青年，劝说她要想得开，有什麽困难尽管说，毛主席说过，犯了错误改了就是好同志嘛！李局长回来后找到我家告送我母亲说，她生了孩子后流血过多，身体很弱又不敢上医院看，怕人骂她。我母亲没等李局长说完，当即答应帮忙，说你明天就带她来医院直接找我，不用麻烦挂号之类的事。想想看，要是没点本事摆平众议，就是有好心想帮忙，也办不成事。

丽达和我，有天突然兴趣来了，决定学习骑车。我们回家把各自父亲的自行车推出来，就练上了。丽达父亲的车车把很宽，有助于保持平衡，她一会儿就能滑行了。我父亲的车就没这么好骑，车把窄窄的，据说我父亲曾在大学了得过慢车比赛冠军，骑车技术十分了得，自然不会在乎车把的宽窄。几天后丽达看我笨手笨脚，还没学会滑行，就让我用她的车练习，我这才学会了骑车，从此一天到晚高高兴兴地骑着我父亲的窄把男式车到处跑，手掌心都磨出了茧子。有一次失去控制，差点掉进后院的防空壕，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再不敢往后院去。

后院的防空壕是弯弯曲曲的几条相连壕沟，大院的人在我们去德令哈之前就挖好了。那时为防帝修反的进攻，处处备战挖防空壕，以备敌人入侵时用。在北京外公外婆家的四合院里，我们也曾花了几个月日夜苦干，挖了一条防空壕，不如这里的防空壕长，但有盖顶，躲在里面不怕风吹雨淋，而且平日里人在顶上走就如在平地上走一样，决不会有骑车掉进防空壕的事故发生。来德令哈后，挖防空壕的高潮已过，后院的防空壕就光秃秃地摆在那里，没人再去过问，也没加盖顶。不过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防空壕还是有用。一天，不知哪里响起了警报声，大院里的人统统聚集在防空壕，听说这是一场防空军事演习，等一下会有“敌人”的飞机出现，我们的任务就是盯紧它，随时向上级报告敌情。不一会，天上果然出现了“敌人的飞机”，原来是一只红气球。高原湛蓝的天空里，万里无云，那一点红飞得高高远远的，人人仰头不错眼珠地盯着它。我听见身边的母亲对人说，这倒是舒张眼肌的好机会，对近视眼尤其有益。几分钟后，一声枪响，红气球应声而逝，只剩一片蓝天，标志着“敌人的飞机”被我军击落了，演习结束，大人小孩从防空壕里出来回家继续做家务过平常日子。

高原昼夜温差很大，“早穿皮袄午穿单，围着火炉吃西瓜”，说的就是这里的气候。德令哈还有一奇，在春秋两季，每天下午二时左右，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一直刮到五六时才停歇。我们早上去学校都要记得带纱巾，下午放学的路上，个个用纱巾把头脸包得严严的，这样才能睁开眼睛看路。高原气压低，水到七八十度就开了，做饭得用高压锅，不然饭不熟。这里火炉家家都有，不仅外屋有火炉，里屋还有火墙，利用做饭的余热把砖砌的火墙烤热取暖，非常舒适。可惜没有西瓜吃，副食种类很少，常吃从北京带去的罐头食品下饭，连酱油都没有，又是从北京带去一大堆固体酱油，用水泡开后食用。但是羊肉非常新鲜，一块块从羊腿上切下的羊肉放在窗外，夜里冻起来，切成薄片，只蘸酱油和醋，不用其他调料，就是最鲜美的涮羊肉。还有鸡蛋，都是自家鸡下的。

我们北京去的几家也像邻居家一样，搭起鸡窝养起了鸡。人常说猫狗的性格随主人，其实鸡也一样。一般人家养鸡是为了让鸡下蛋，所以大多数的鸡都是母鸡。乐伯伯家的儿子山山，却专门养了几只大公鸡。不知喂了些什么，那几只公鸡长得高高大大，白毛红冠，生性好斗，十分凶猛，活像几只恶狗。大院里不仅没有一只鸡敢惹它们，就连我们这些小孩也怕它们。这几只鸡一看见我们走近他们家门，就一阵风地冲过来，跳起来准备啄我们的眼睛，吓得我们转身没命地逃跑。山山的父母为这几只公鸡，听够了邻居的抱怨，后来家里请客，趁机杀了一只最凶的公鸡，从此他家门前太平，行人走过，不必担心被鸡追啄。

我家的鸡，每只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大公鸡，大母鸡，大咕鸡，毛母鸡，小黑鸡，等等。它们每天由大公鸡带着，到处找土堆，在土里啄来啄去，滚得一身土。每次喂食，我站在那里一叫“咕------”，它们抬头一看，认定是小主人我，于是一起噼里啪啦地飞跑过来，高高兴兴地把头挤进鸡食盆里，把菜面糊啄个精光。大咕鸡是一只最有意思的鸡，每次见到家里人，它总是“咕咕”叫几声以示友好，就像狗见了主人摇尾巴一样，所以我们叫它“大咕鸡”。它的来历也不平凡。当时我母亲出差，我父亲为家里买了十只刚出生的小鸡，黄澄澄毛绒绒的甚是可爱，可是我和我父亲都不会养这么小的鸡，不是喂多了食，就是喂少了水，几个星期之内，九只鸡相继死去，只剩一只还活着。幸好这时母亲出差归来，对这只鸡多多照顾，才使它活下来长大了。这只鸡就是大咕鸡。或许得到过特殊的宠爱，大咕鸡的性格明显地与众不同。它是一只母鸡，却有时学公鸡打鸣，当别的母鸡在土里玩的时候，它以公鸡自居，挺胸抬头巡视周围，俨然一副保护者的姿态。家里的公鸡有时对它气不过，狠狠啄它几下，让它知道自己是谁。大咕鸡的胆子也特别大，常常独自一个溜出大院，跑到街对面的副食品门市部找虫吃。也算它命大，居然没被车轧死。每次我发现它不见了，就去门市部找它，一找一个准。店员都认识这只鸡了，一见我来就顺手一指说，它在那里呢！我走过去，大咕鸡拖拉着翅膀，“咕咕咕”地对我打招呼，乖乖地让我抱它回家。店员们都说，这只鸡像只猫，喜欢人抱。

来镇上看病的牧民只是牧区的一小部分，为此医院常常组织巡回医疗队，进驻人烟稀少的牧区，骑马行医，住蒙古包，喝酥油茶，吃手抓羊肉。我母亲参加过几次这样的医疗队，一去三个月，吃不到蔬菜，洗不上澡，非常辛苦，回来又黑又瘦。但我母亲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她很快就习惯并喜欢上了地道的手抓羊肉和酥油茶，骑马的技术也练得很高超。那时处处讲为人民服务，不取报酬，所以医生出诊不收或仅收极少费用，但出诊骑的马要由病人家提供。想想这也合理，那一望无际的牧区里根本就没有路，不骑马寸步难行，哪里也去不了。按医院规定，为安全起见，给医生骑的马要备鞍，但有些病人家很穷，备不起鞍，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就骑无鞍的马驰骋数十数百里，出诊看病。我从未骑过马，不过听人讲这种光背的无鞍马很难骑，医疗队里并不是人人都有本领骑这种马。我母亲不仅骑术高明，还有一项“特异功能”，让所有人望尘莫及。下牧区三个月，多数人回来身上都带了虱子。我的朋友小维真讲有的人，毛衣里住了一个母虱子，下了许多小虱子，小虱子又下小小虱子，子子孙孙无穷尽地传下去，毛衣上爬满了虱子，连原来的颜色都变了，根本洗不干净，那时物质不丰富，又舍不得扔掉，只好把毛衣放在水里煮上一天，这才把那些讨厌的虱子赶尽杀绝。听得我头皮发麻，全身发痒，觉得所有的毛衣都有虱子嫌疑，恨不得赶快把自己身上的毛衣也扔到水里去煮。回头说我母亲的特异功能就是不招虱子，不管睡在哪里，穿什么衣服，洗不洗澡，虱子都不上她的身，也不在她的毛衣里做窝。

1973 年，我在青海已经过了三年。小学毕业升了初中，和丽达不在一班了，但我们两家搬到了一个新的家属院，变成了隔壁邻居，所以我们还和以前一样，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三月里的一天，我正在学校上课，班主任老师急急地走来，说我外公去世了，要我立刻收拾东西回家。我回到家，发现我母亲眼睛哭得红红的，说刚刚接到北京的加急电报，“父去世速归”。她告送我准备立刻出发，全家坐中午一点的汽车赶往西宁，然后再从西宁赶往北京，并且我这一去就不再回青海了，到京后让我住在爷爷奶奶家，在北京上中学。就这样，两小时后，我没有和任何人包括丽达告别，坐上了汽车离开了德令哈。在西宁开往北京火车上，我看着窗外的铁轨，有时和我坐的火车一起平行向前延伸，有时向我归拢过来，汇合在车下，有时又从车下分出去，通向另一条路。回京后的一切都按父母的计划进行，参加外公的追悼会，住进爷爷奶奶家，去北京二中报到上学，父母一个月后离京回了青海，继续在那里工作，而我留在北京，结束了我的青海生活。

离开德令哈很多年了，几年后，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当年响应毛主席最高指示去那里安家落户的父母亲同事们大都调回了北京或上海。“六二六医疗小分队”这个名词，随德令哈一起变得十分的遥远。这些年的人，事，地与我也像列车下的铁轨一样，合合分分，分分合合。每当想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我那段远离家乡北京，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少年时光，心中没有怨恨和悲伤，有的只是无限的怀念和感激。怀念那里白雪覆盖的群山，清亮的巴音河水，笔直的通往天边的公路，咕咕咯咯叽叽喳喳的公鸡母鸡，甚至每天下午的狂风走沙，以及和同学们的玩耍吵闹。感激此生有这样一个机缘，让父母带我去青海德令哈，使我今后长长的生命路程里，永远有高原明朗的阳光照耀。

------ 写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