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屡屡称中国为“天朝帝国”，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块“活的化石”，是“僵死不动的东西”，不仅“几千年来都没有进步”，而且“习惯于靠无知来保证不受物的侵犯、世界的侵犯”。中国的社会制度为“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中国人被称为“半野蛮人”、“野蛮人”、“陈腐世界的代表”和“宗法的骗子”，等等。

黑格尔说中国很早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水平，但几千年来却停滞不前，“……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中说：“亚细亚的人民多擅长机巧，深于理解，但精神卑弱，热忱不足；因此，他们常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

关于中国官吏

中国官吏在马克思眼中基本上是些“墨守成规”的人，他们虽然大部分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可是因为他们身处的社会是一个行将灭亡的腐朽昏聩的社会，而且“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浦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了自己的权力”，这些官吏大部分都变成了中国封建统治者这一腐烂尸体上的蛆虫，只不过起到了加速其解体的作用。

“这个帝国是如此衰弱，如此摇摇欲坠，它甚至没有力量来度过人民革命的危机，因为连激烈爆发的起义也会在这个帝国内变成慢性而且显然是不治的病症；这个帝国是如此腐化，它已经既不能够驾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

关于中国的苦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中国苦力称为“自由工人的奴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劳动力，三个中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只抵得上一个美国工人的劳动力价格。所谓“中国苦力”实际上指的是海外华工。，他们或因生活所迫或被拐卖到国外谋生，大都来自中国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这些苦工具有中国农民勤劳节俭的特性，特别能吃苦耐劳，又聪明灵巧，因此能胜任许多欧美工人难以胜任的工作，并且效率很高，这一点已被横贯美国东西大动脉的铁路铺设工程所证实。然而由于中国苦力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因此他们对欧美工人的生存构成了威胁。

恩格斯说：“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因为“在陆地和海上打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上万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

“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废除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废除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可见，中国苦力显然不属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深切关注其命运的欧美无产阶级的范畴，甚至有可能成为影响欧美无产阶级生存的潜在威胁。

恩格斯还预测到中国人将有一个向世界各地的移民浪潮，“其后果是，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移民，可恨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到那时欧洲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变革，那就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变革了。”

关于中国奸商之作假欺骗

18世纪的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孟德斯鸠这一对中国人道德的基本评价几乎被整个欧洲人全盘接受并一直流传到现在。孟德斯鸠的结论无疑是以偏概全，他的举证也只限于中国的奸商，如说：“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后来康德的举例更为特殊，他说：“他们（中国商人——引者注）往鸡嗉囊里填沙子。……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其实，早在17世纪，米列斯库在他的《中国漫记》里就记载过：“他们（中国——引者注）的商人十分奸诈，常常搞欺骗，……他们卖物一味骗人，总是缺斤少两。”“他们用树脂制造玛瑙，和天然玛瑙一模一样，完全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看来，中国人造假货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常把中国人不诚信的品格跟法国人相提并论，如1850年他们在一个书评中提到：“至于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及他的遗著，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查阅一下傅立叶的《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理论》，看到了这样的叙述：“在中国，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售假货而不受惩罚。你会在广州买一只外形很美观的火腿，等它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团用几片猪肉精心包裹起来的泥土。每个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来欺骗买主的小秤，一把是用来欺骗卖主的大秤，一把是自己专用的标准秤。如果你受这些欺骗，官府和公众都会嘲笑你。他们会告诉你，在中国有商业自由，并且说，尽管有这种所谓恶习，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已经比欧洲任何帝国都更好地生存了四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