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怎麼讀史，原因是，我記性太差，總是記不得裡面的人名，隔兩日再拾起來，便搞不清楚此時出現的仁兄是誰了。唯一正經讀過的是《資治通鑑》，挺慚愧的說，還是蹲馬桶時看的，日積月累也就讀完了。
　　
　　老實說，隨着一次如廁行為的完成，拉起褲子，我看的那點章節就隨着嘩啦啦的沖水聲一同進了化糞池，沒留下多少記憶，腦海里只存留着一點印象，準確說，是點氣味，令人掩鼻的氣味。這就是歷史的氣息——所謂歷史，就是人的陽謀和陰謀，就是利益之爭，充斥着數不清的欺騙、陷害和訛詐，也跳躍着一堆文人——最後也說不清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了，總之是攪和在一起，成了一堆軟塌塌、粘乎乎、臭烘烘的物質。
　　
　　我這麼說，似乎對古代的文化老前輩有些不敬，但是，其中的很多事情就是他們折騰出來的。有人說，中國文人最熱衷於兩件事，第一是如何維護皇帝，第二是琢磨道德，並為我所用。第一件事情好理解，學而優則仕，那叫夢想；第二件事情有點玄妙，把道德琢磨出來了，和私心有什麼關係呢？這也好理解，一個文人，手無扁人之力，何以服眾？惟有在道德上大做文章，於是乎，自己就是道德家了，你扁你是愛惜你，你扁我就是沒品、臭德行，即使我不反擊你，別人的唾沫星都會噁心死你。
　　
　　看看孔夫子的一生，就更加明白了。這老頭子顛沛了一生，按照現在的說法，就是盲流。他還是個政治盲流，花了不少在求官上，估計他口才不行，別人嫌他羅嗦，所以沒能如願當上國務院總理，只好當教授去了——只開了兩門課，第一門課是《維護皇帝老兒理論基礎》，原本魯國也有不少弒君之類的齷齪事，可孔教授的主編的歷史書裡，愣是給輕描淡寫的抹掉了，還美其名曰“為尊者諱，為長者諱”。類似的手段還有一些。第二門課是〈思想品德修養〉，不但傳授了理論部分，還制定了守則大綱。這一點就厲害了，他的徒子徒們按照大綱，撰寫了若干的教材，一直使用了幾千年。
　　
　　我悻悻的想，假如那時候有收容制度就好了——把那小老頭收容起來，餓他幾頓，再遣送回去，估計中國的很多歷史就得改寫，而我們的書包和大腦也會輕鬆很多。
　　
　　假如這事放在西方世界，估計影響也不會那麼大。在中國則不一樣，因為突然有一天，這些東西還成了全國考公務員的統一教材了——你想做官嗎？對不起，得把教材研究透徹了。所以，都說文人清高，可憋足了勁想做官的還是那些人。即使出現幾個矯矯不群的，隱居了，不合作了，其心理也非常微妙——就說陶淵明，幹了幾個月的政府幹部，一生氣回家種地去了，可按照蘇軾的揭露，那陶先生還是去過幾次省城的，看到官員們的豪華排場，也不禁嫉妒了一番。
　　
　　由於想當官想瘋了，古人讀教材比我們用功多了，但凡靠着真本事謀取了官位的，其腦袋的變態程度也就異常厲害了，最經典的物證就是創造了破鞋理論——你老公被牛車撞死了，你守寡了四十年，好一個烈女貞婦；假如你不小心二婚了，你就是蕩婦，就是破鞋。於是乎，中國就有了女性的對立陣營，一邊是性壓抑的烈女，一邊是快樂的破鞋。
　　
　　我琢磨着，這些傢伙為什麼要勞民傷財的樹牌坊呢？想來想去，還是一個利字。不樹這個牌坊，那么女人就不怎麼好管教，搞來搞去，男人就容易戴上綠帽子。所以，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為男人枯守一世的傻女人，卻很少聽說哪個男人為了女人當了活死人。
　　
　　把不守禮教的女子形容為破鞋，那僅是道德家的小試牛刀。他既然是道德家，就有理由在思想領域來一次破鞋大鑑定。這話有點蹊蹺，鞋之新舊一看便知，難道還需要拿去化驗嗎？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是鞋總不會太乾淨的，倘若不定個標準，那麼道德家自己的鞋子難免也稱為破鞋，到時候就天下大亂、鞋將不鞋了。所以，定下破鞋標準是把別人打成破鞋的必要條件。良臣不侍二主，侍貳絕非良臣，這是鑑別的標準之一。
　　
　　有了標準，也就有了破鞋。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破鞋，是個叫馮道的老先生，他一輩子在五個朝代、是個皇帝手下當過政府官員，難怪動不動就被罵做“大漢奸”。然而，假如看一下歷史書，就會發現，這老馮是個大大的好人——作官清廉，為人寬厚塌實，不貪污、不受賄、不腐敗、不搞女人，發了獎金還和手下的一起花，動不動就薪水拿出來救濟窮人，回家也不坐寶馬奔馳，只靠兩條腿走路；而且，以弱國之使去敵國交涉，也是不卑不亢；面對龍顏之怒，還可以侃侃而談，堅持己見，做了不少於國於民有利的好事。無論怎樣，都算得上是勤政愛民的好官。
　　
　　中國的道德家是不會這麼看的——你老馮過得如此逍遙，不但二婚過，而且一口氣五婚，我不管你是否有愛情，總之是個超級大破鞋。司馬光就在〈資治通鑑〉里把老馮大罵一通，不知何故，他突然發了通議論，說“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遊下僚”。
　　
　　這話說得非常微妙，我懷疑司馬大人內心深處還是有點小嫉妒的，但是又說不出口，只好說，盛世你就出來做官吧，亂世你就隱居起來，即使做官，也只能做科長，而不可以做部長。換句話說，你老公死了，你趕快守寡去吧，實在熬不住了，那麼嫁人絕不可以做正房，建議你做個奴婢兼姘頭。可問題是，無論是正房或姘頭，和第二個男人做愛的事實都已經成立了，為什麼做正房就算是破鞋，做姘頭就不算是破鞋呢？所以說，教科書讀多了，腦袋不進水都難。
　　
　　拿道德大棒把人砸成破鞋的，通常有着不可告人的隱秘私心——我把你砸成破鞋，本身就在標榜着，我不但不是破鞋，而且還是最光鮮的那雙新鞋。聶作平先生在〈歷史的恥部〉一書中也談到馮道的遭遇，發感慨說，“所有持道德武器批判人事的批評家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用自己也辦不到的標準去要求別人”。這話說得對，縱觀歷史，那些批評家（包括司馬光）的屁股都不怎麼幹淨。假如恰逢亂世，遭遇兵變、亡國，溜得最快的都是道德家，而哭着嚷着要做破鞋的也正是道德家。
　　
　　所以說，道德家寫的東西多有虛偽，任憑他的筆頭千折百轉，無非就是個“利”。李敬澤在一篇文章中論說〈戰國策〉，把它比喻成說話技巧的教材，“話是空的，它不指向真理或事實，它指向人的軟肋——人的虛榮、欲望和利益”。所以，他得出的結論是，“〈戰國策〉還用讀？江湖之上誰人不是胸中早有一部〈戰國策〉，才下心頭又上口頭？”
　　
　　道德家的東西看多無益，還不如看看時尚雜誌叫人心情愉快。所以再上洗手間時，腋下的不再是史書，而換成時尚雜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