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母亲（外一篇）

    九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这个日子偏偏后来是“911”惨剧。今年这天凌晨起来坐在电脑前，我想起了母亲。她老人家2007年春节后过世，享年八十九岁。转眼五年多。不过母亲很少来到我的梦中；这是我内心的痛。

    母亲提到过我的出生。她那时是北京女四中的语文老师。因为怀我还差一个星期出生，她便请假在家休息。不想校长着了急，说没人代课，希望母亲能坚持两天。我母亲便坚持去了。她说来回都雇个“三轮车”坐（现在北京街头只有旅游的伙计还蹬“三轮车”，当年可还是重要交通工具），路面不好，颠得厉害，第二天凌晨她便肚子疼，跟着去了医院，我就出生了。算一算我早出生了一个星期。

这件事她说过好几次，现在我才想起去查当年北京市女四中的位置。一看北京市地图才知道，当年的女四中坐落在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的某处，距离当时我们家住的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挺远的。当时我父亲在朝阳门内大街的中科院出版社上班，坐公交车需要半个多小时，妈妈坐公交车上班的话，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母亲后来要照料三个孩子，每天花三个小时上下班太花时间，所以她就骑自行车上下班。可见当时母亲的身体是多么好，当然也十分辛苦。母亲说，我半岁以后，她就抱着我，领着我哥哥去学校教课，女四中里有个教职员工的幼儿园。母亲总笑眯眯地对我讲“你哥哥（大我五岁）总跑去和幼儿园老师讲‘我弟弟哭了’。”现在想一想，一个母亲带两个孩子去上下班，真不容易。来回坐公交车有人让座吗？

1957年“反右”，父亲成了“右派”，“组织”上动员母亲和父亲离婚。母亲拒绝后遭到惩罚；她被发放到远郊区教书，从此离开了女四中。在远郊区教书她便不能每天回家，因为来回要五、六个小时。她那时住校，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便匆匆赶回学校。在我印象里，母亲星期日就是拼命干家务，洗很多很多的衣物。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呀。到了冬天，四合院的走廊里都凉满了冻得硬梆梆的衣物。母亲总带着我和妹妹一起洗衣服。我们都干得兴致勃勃，母亲总是大声鼓励我们。

母亲说，她被调到远郊区教书后，挤出时间上了函授学院。由于她教学效果好，几年时间里成为二级语文老师。母亲是非常有上进心的人；工作上从不甘落后。当时能成为二级、一级教师的老师是很少的。二级教师的月工资相当于当时一个十五级干部的工资（125人民币）。

母亲因实在受不了工作的压力（每周22堂语文课），便在56岁后就退休了。那是1974年。她当时完全胜任合格的语文老师。从退休到她去世有33年的时间。不过她没能很好地享受晚年。她长期脱离社会生活，自我封闭，从开朗、豁达逐渐变得神经质，最后精神完全崩溃了。其实这里面主要原因还不仅仅是她自我封闭，而是和我父亲的夫妻关系冷淡。让我后来非常意外的是，父母结婚不久就有了矛盾，主要是性格上合不来。但他们都是信守承诺的人，把责任看得比感情重要，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坚持不离婚，把我们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对此，我有很多很多感慨，但现在只能化作一声长叹。现在父母二人合葬在一起，有在天之灵的话，他们会怎么想……

想起母亲最后的岁月，和家人闹了很多矛盾，大家都无可奈何。那时我在国外，打电话回去总要求和母亲说几句。她接过电话便说“没什么事情就挂了吧，免得浪费钱”。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最让我遗憾的是，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我对母亲的感情淡漠。她走后总也不来到我的梦中……我过生日了，想到母亲，遥祝她老人家天国快乐，也希望母亲在梦中见我。过去的恩恩怨怨都永远地成为过去，我现在想您……

　　　　　　　　从女四中到陈经纶中学

1919年，中国北方大旱，农作物全面绝收，整个华北地区饿殍遍地。日人清水安三号召人们出资赈灾，在朝阳门外建起灾童收容所。他每天赶着马车到灾区逐村收养灾童，总人数近800名。上世纪20年代的朝阳门外穷困破败，民不聊生，卖春者随处可见。为拯救不幸的女童，清水于1921年出资在灾民聚居区创办崇贞女子学园。作为学园的开创者，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美穗为学园的发展日夜操劳。在1921年5月28日，崇贞学园正式成立，从而开启了现在陈经纶中学的历史。这就是女四中的前身。

北京女四中校址在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38号。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学校正式移交给北京市教育局成为公立学校，并更名为北京女四中，但只招收女学生。1954年学校被市政府定为重点中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开序幕。在此期间，北京女四中改名为朝阳中学。

　　1991年，香港企业家陈经纶捐赠给朝阳中学人民币2000万翻新旧校园，同时学校被市政府命名为北京市陈经纶中学。2002年成为北京市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2003年，学校进行集团办学探索，创办了九年一贯制分校，现为朝阳区一所从小学到高中十二年完整教育探索的学校。目前，学校按照朝阳区政府和教委的要求，已转入“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建设。　　　　　　　　

陈经纶简介：

　　其父乐善好施，在经商之余，合家族之力，成立“陈瑞祺慈善纪念基金会”。陈经纶从1963年就开始捐办慈善公益事业，几十年来，他出巨资捐建了多所学校、医院等机构，并一直出钱补建、维修等，同时他还捐资用于助学、扶贫帮困、修桥铺路等，累计捐款已达11847.67万港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赞扬。近百年来，陈经纶及其祖父陈澄波、父亲陈瑞祺三代人共捐建学校十三所。

附：清水安三介绍

　　1891年清水安三出生于日本滋贺县的一户普通农家。中学时代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大学时代，清水读到德富苏峰的《中国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鉴真大师的事迹，于是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7年清水安三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1921年在北京设立崇贞学园（今北京市陈经纶中学的前身）。2006年在崇贞学园建校85周年之际，樱美林大学在陈经纶中学内树立清水安三的塑像，以纪念这位充满爱心的教育家。在北京期间，清水安三跟胡适、周作人、鲁迅等文化名人有广泛的交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清水安三先生回到日本，与妻子清水郁子一起在东京市郊町田市创建樱美林学园，经过60多年的发展，樱美林学园成为一所包括幼儿园、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院在内的教育联合体。

　　日本著名作家山崎朋子（《望乡》的作者）历时10载，数次往返于东京和北京之间，遍访众多当事人，创作了《《朝阳门外的彩虹》，详细记述了清水安三先生不平凡的一生。该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由邢丽荃、吕莉、李尚波翻译，李恩民监译。

  　清水安三先生有三个头衔：教育家、牧师、樱美林学园创始者。在这三个头衔中，我觉得应该把“牧师”放在第一位。清水安三先生投身教育事业是出于爱，他对于教育的目的也是爱。在陈经纶中学内树立的清水安三的塑像下面刻着清水安三先生的一句话：学而事人。学习的目的是关爱世人，为人类的福祉服务。而我们的孔夫子教导我们的是：学而优则仕。

　　1917年，清水安三以传教士身份来到沈阳，为了更好地学习中文又移居北京。1919年，中国北方大旱，农作物全面绝收，整个华北地区饿殍遍地。清水号召人们出资赈灾，在朝阳门外建起灾童收容所。他每天赶着马车到灾区逐村收养灾童，总人数近800名。上世纪20年代的朝阳门外穷困破败，民不聊生，卖春者随处可见。为拯救不幸的女童，清水于1928年出资在灾民聚居区创办崇贞女子学园。作为学园的开创者，清水安三与妻子清水美穗为学园的发展日夜操劳。

　　除劳神于学园事务外，身为日文杂志《北京周报》记者的清水始终关注着中日关系的动向。对日本在华的扩张政策，他心情极为矛盾：“我有一颗十分爱日本民族的心。但同时又有一种把中国的忧患当成自己忧患的心情。”

　　当时，在华日本人大都有“一等国民”的优越心理，骄横傲慢。对此，清水批评道：“人不能看见自己的脸，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眼睛是一面很好的镜子”，“我们观中国人的神情，可以领悟到自己的丑陋。”而对日本人在中国的种种丑行，清水先生更深以为耻：“日本人要再修饰一下自己。不从心里开始修饰，不触动灵魂，就不能有热爱之情，与中国携起手来是不可能的。”清水先生的正义言行终于激怒了日本军部，《北京周报》被迫停刊。

　　如果说报纸的停刊使清水失去了发表正义言论的园地，那么为南京大屠杀的仗义执言则给他带来了一嘲笔祸”。由于政府和媒体的刻意掩饰，日本普通民众对大屠杀的情形并不了解。因学园筹款事宜来到夏威夷的清水特别撰文向当地日侨讲述真相。该文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右翼大骂清水为“国贼”、“混蛋”，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也指控他侮辱日本军队。清水回击道：“我喜欢北京，更爱中国人，纵然骂我是混蛋，我也还是要完成我的使命。好人多的是，混蛋有一两个也无妨。”

　　相对于对本国的强烈批判，清水先生对中国一直抱有深刻的同情和期待。当时，中国不少知识精英都曾撰文进行国民性批判。清水先生对此则十分宽容：“在中国的国民性中，常出现使人讨厌的东西，但还不曾使人绝望。”清水先生还反对对中国的前途过于悲观：“如果把中国比作一株老树，那么它同青竹般迅速成长的日本是不能比的。老树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倒地，青竹或许一阵大风就会折断。枯木的朽掉分外费时，而青竹一旦栽倒，则是惊人的脆弱。”

　　清水安三在京期间，结识了不少中国的知识精英，胡适是他的挚友，周作人与他过从甚密。而与鲁迅先生的结识则缘于一次不期而遇。清水先生有一次去拜访周作人，而主人不在。清水刚要离去，一位中年男子从厢房探出头来说：“如果您肯见我，请进来吧，我们谈谈。”进屋后清水才得知这就是他早就翘盼拜见的鲁迅先生。

　　晚年的清水还多次撰文回忆鲁迅先生。鲁迅人格中最让清水印象深刻的就是“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讳”。清水曾将自己的汉诗交给鲁迅修改。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并对清水说：“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然后对日本古今的汉诗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认为日本人做汉诗只讲道理，不讲诗趣。此事让清水久久难忘。一般史料认为，日本译介鲁迅始于山上正义的《论鲁迅》，其实清水的研究要比这早上七年，在时间上堪称向日本译介鲁迅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