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哥们儿

    福生是我在农场当“知青”时交结的哥们儿。这次回京过春节“荒友”几次聚会他都来了，大家叙旧甚欢。他现在刚刚退休，心脏添了毛病不能多喝酒，每每看着酒杯摇头，说“真想和哥儿几个好好喝几杯”。

    其实福生和我本是一个中学的。“文革”初期的1968年初“复课闹革命”，我们这些在街头晃悠了一年多的小学五、六年级小学生都就近进了中学；算是初二、初一的学生。刚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那个乱，成天就是打架斗殴。有时我们也到北京郊区“学农”两个星期。记得有一次“学农”期间，我们这个年级的师生开批判会。被批判的五、六个人当中就有福生。除了他，别的被批判的人我全认识，都是成天在学校里滋事打架的主儿。我当时有些诧异，又瘦又小的福生因为什么被批判？他如果不被批判，我可以说根本不认识他；就那么不起眼儿。批判会一开，“革委会”的人数落到福生的“罪行”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佛爷”；这是北京话，小偷的意思。如果是个成天在街头斗殴的小流氓，我还真有些佩服，但对“佛爷”就不以为然了。我想当时的孩子们绝大多数人都会这么想的。有人说他那老工人的父亲事后把福生吊起来打，但他仍然当“佛爷”。

    1969年秋天我去山河农场当“知青”；一上火车就看到福生坐在我对面。原来我们是一块儿的。那趟“知青”专列走得慢极了，三天两夜才到黑龙江的嫩江县。在火车上，福生完全像个孩子一样的打打闹闹。他拿我没完没了地寻开心，我被他捉弄得哭笑不得。不过他没有恶意地欺负我。在去山河农场的北京“知青”中大致分两类人，一类就是像我这样的，属于“出身”有问题的；一类就是像福生这样“本人表现有问题”的。当时车厢里能打能闹的“刺头”有的是；福生和一帮子“顽主”（流氓团伙的意思）混在一起。按理说，他要欺负我，那我也只有忍气吞声。

    在农场最初的那两年里，福生是出奇地能折腾。我们一个宿舍，见到他干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太多了。然而我对他的印象竟渐渐好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胡作非为”有太多仗义的成分；另外，他有点病态般的自尊，你只要对他以诚相待，他就成了他的“铁哥们儿”；谁要是看不起他，他就找碴下狠手打架。我就这样被他纳入“铁哥们儿”的圈子里。当然，他如果有难，我也得拼死保护他。真没想到他是个意气深重的人。还有，如果宿舍里某个人的行为太下作，他的捉弄是非常无情的。

    宿舍里有个北京青年，我们叫他J吧，我现在认为他一定是精神上有些障碍。这家伙总小偷小摸，把同宿舍的人的鞋子、毛巾，甚至吃的偷走，藏在他的箱子里。你说说看，都是一个宿舍的，这家伙偷了同宿舍人的鞋子和毛巾，那他什么时候用？一用不就漏馅了？再说，鞋子和毛巾又能值几个钱？偷了同宿舍人的馒头就藏起来，这简直是动物的行为。因为发现了J的不齿行为，福生开始无情地捉弄他。有一天福生趁J不在宿舍的时候就把J的箱子撬开，里面果然有好几双很新的农田鞋和好几条用了没几次的毛巾。宿舍里的人们都上来看，失主刚要领回自己的东西，福生说先等等。他把这些鞋子和毛巾和J的箱子都放在宿舍门口“展览”。等J回宿舍时，见状便放声大哭。他真得哭，太没脸面了。

    大家都以为J得收敛了；没想到他仍我行我素（所以我认为他有心理障碍）。这次福生是让J的箱子“不见了”。J发现自己的箱子没了，当然知道是福生在捉弄他，于是便苦苦哀求福生。福生先说“不知道”，后来就往宿舍外边的取暖用的麦秸垛说“在那里”。J拿个四齿叉子花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把麦秸垛翻了个个儿，结果什么都没有。他知道自己被福生耍了，但没办法，还是得再次哀求。福生买了半天关子又说“我给抬到女宿舍那边去了”。J只好远远地围着女宿舍转，看见女青年就问看没看到他的箱子。当然，这也是没有结果的。就在J又放声大哭的时候，福生说：“要你的箱子也可以，就是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的箱子打开。”J只能满口答应。原来J的箱子在福生的箱子里。福生的箱子特别大，正好能把J的箱子装进去。

    J得到箱子，被迫打开，里面又有同宿舍的人的鞋子和毛巾。大家无不辱骂J。第二天中午，我忽然看见J拿个四齿叉子紧紧地追赶福生！我大吃一惊，横着冲过去把J推倒在地。福生过来就狠命地踢J。J大哭着喊“我不想活啦，我不想活啦”。我当时拦住了福生，心情真有些矛盾。

    福生在农场时仍然偷东西。他偷的主要是吃的，比方说连队养的鸡鸭。他弄到“好货”后就招呼着宿舍里的哥们儿一起收拾。那我也只能成为“同案犯”。在我们把这些“好嚼股”吃到嘴里时，福生高兴极了。他那会儿手舞足蹈的快乐样子仍历历在目。那年中秋节前，青年食堂从连队那儿得到很多鹅蛋、鸭蛋和鸡蛋。预备第二天过节全连队“知青”吃。那天下午，有人阴沉着脸回来说，连队的“革委会”主任先拿了一书包蛋走了。大家面面相觑。

    福生悄悄地跑到放蛋的仓库附近看。回来便和我们商量个大胆的计划。那仓库的门用大铁链子琐上了，不过有个窗户，没有玻璃但有很多结实铁条牢牢地钉着。仓库的地上就放着那大铝盆蛋。你可以把手从铁条的缝中伸进去，但距离蛋还很远。他准备用一根竹竿绑上个汤勺，这种“加长汤勺”能把蛋舀出来。好啦，我又成“同案犯”。当夜，哥儿几个放哨的放哨，舀蛋的舀蛋，紧张地忙活了好一阵，弄到几十个蛋。福生此刻笑笑，“行了，够咱们吃的就行了。贪多嚼不烂。”中秋节过后，福生会时不时地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煮好的鹅蛋，脸上笑眯眯的。

    然而1972年福生被判了刑；当然不是在农场“非法行为”。那年冬天我们一起回北京过春节，但开春后他说想在北京再多待些日子。随后的消息是，他开始在北京伙同其他人溜门撬锁，最终案发被判五年徒刑。知道福生“栽”了的消息后，我总想：如果我有福生那样的好“出身”，就好好投机一把，争取当“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真的，福生为什么不这么想呢？

    原以为不会再和福生见面了，没想到1977年他刑满出狱，又回到山河农场。不过他没有回到我们的连队，而是去了有许多刑满就业农工的十二分场。知道他出来了，我挺激动。福生所在的十二分场那个连队距离我所在连队不到二十里路。我们当年和福生要好的哥们儿有空就去看望他。

    福生完全变了。他在这五年里长得高大了，性格也老成了许多。他见我们能来看他显得非常高兴，讲他所在的十二分场的这个连队太寂寞了。也是，周围的人都是农工“老炮”，比他都大一代人（过去山河农场是劳改农场）。一个个除了干活成天不讲话，收工回宿舍，干部们还让他们剥麻秆，说那就是休息。他给我们讲了监狱的日子，说那里的“知青”多了去了；甚至我们连队打架打死人被判刑的三个“知青”他也见到了，只是不是一个车间的。在狱中他是干车工的，一连五年都是开车床。那时候就盼着能出狱，没想到出了狱却到了这么个死气沉沉的环境。他当然知道当时“知青”都在千方百计地返城，说到这儿他脸上浮现出茫然和忧伤，觉得自己会一辈子这样活着留在农场。

    其实那时我也完全变了；变得非常的反社会。在连队里已经被干部们称为“活土匪”。我当时就是想让那些农场的干部们难受，千方百计地和他们作对。如果福生没被判过刑，能成天和我们在一起该多乐！在我离开农场返回北京时候总想起福生，想到他就心里难过。其实后来福生后来也办回了北京。他和我们一样都重新开始投入北京的生活。

    福生回到北京后，他父亲退休让儿子“接班”。福生在工厂里干得很出色，非常的敬业；那时竟然有个小女徒弟死死地追求他。那女孩儿比福生小十岁，模样好看且显得天真。女方的家里是个军队干部，听说闺女爱上了“前盗窃犯”便勃然大怒，坚决阻止他们的恋爱。福生告诉爱恋他的女徒弟，说“你别找罪受了，比我好的人有的是”。那小姑娘面对家里的反对和恋人的消极态度当时就自杀。还好自杀未遂。此后的事情顺理成章。他们终于成了一家人。这真是个典型的爱情故事。他们结婚后，我们聚会时总希望福生把妻子领来让众哥们儿见见。有一次他还真的领来了；挺腼腆的个姑娘。大家起哄，让福生讲讲“人家是如何看上你的”。福生笑笑，“她傻。”他妻子脸一红，拿拳头轻轻打福生。我们便哄堂大笑。

    长话短说，一晃二、三十年过去，我们都六十岁退休了。现在福生的父母和岳父母都走了，都是福生照料下走的。他有话，“我们这会儿就这‘活儿’得正正经经干；把老人稳稳妥妥地送走。”嘿嘿，福生实际上天生一副好心肠。

    这次“荒友”们的聚会上我还能喝几杯。看到我有了醉意，福生会坐在我旁边，时不时地拍着我的背，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