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改變了我的命運

回憶過去，查看我們的人生軌跡；我們常會發現，由於某些人的出現，某個事件的發生，我們的人生，一下子會發生不小的轉折。就像是來了個板道工，板了一下板道岔。從那點開始，“列車”便沿着不同的軌跡開走了。幾十年過去後，回過頭來再一看，我們禁不住要問，如果那個人沒有出現或者那件事沒有發生，現在的生活又會是怎樣？

我常常那樣問自己，因為我的人生，有幾個那樣的轉折點。

事情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末期。我和一群學生，有男有女大約二百來人；小的十三、十四，最大的也就二十五六歲；被集中在一所學校開學習班。學習班大概要辦一兩個月。結束後，這些學生將被分配到全國各地。小的去學校上學讀書，大的就是下農場、軍墾勞動。

學校坐落在山坡上。校園很大，教學樓、宿舍樓、食堂、澡堂，上上下下錯落在山坡上。這群學生全部都被安置在山坡高處的樓群里。這些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來到這裡集中之前，大部分人都互不相識。這些學生都與自己的父母、親人分離着，是那時社會階層里被教育的對象。

這一群學生的學習生活，是由兩位軍人管理着。我們都稱他們指導員。他們住在山坡低處的一個房子裡。年歲大點的那位，穿着四個兜的軍裝，身材敦實，像是個成了家的父親，但不過也就三十出頭。年青一點的，瘦瘦的，長着一張清秀的臉，看似一個有文化的文藝兵。他的年齡，我估計是十八或者十九歲。他們是教育者。但是，除了在必要的場合，很少見到這兩位解放軍在學生們當中，更沒見過他們對學生們訓斥。

學生們似乎還沒有享盡遠離父母的自由，整天嘻嘻哈哈，還沒有能靜下來仔細地想過，他們將要面臨的未知和不測。他們將會被分配到什麼地方？將來的生活會是怎樣？大部分學生相處和睦，只有幾個年齡較大的學生，總是在找各種可能的機會，發起事端，搞運動。在發起的一個又一個事端中，他們出頭露面，極力地表現自己。他們竭力地要表現出他或她比別人更“正確”，更“積極”。可惡的是，當他們做這樣的事情時，總是用“犧牲”我們當中的某個同學，去達到他們要的目的。

記得有個學生，為學習班布置會場。他從畫報上剪下來毛澤東的畫像，貼在了一塊黑板上。他以頭像為中心畫了一個紅圈兒，塗成紅太陽。在紅太陽的外圍，他畫了無數的、黃色的“光芒”。那幾個“積極分子”的一位，看了黑板畫後，竟然說那不是太陽的光輝，而是射向毛的長矛。於是開始了對畫那些“長矛”的學生進行批鬥。可想而知，那幾個“積極分子”，上竄下跳，可來勁兒了。本來沒有的事，他們卻要開群眾大會，對那個同學一次次，毫不留情的批，完全不顧及那位被斗的同學同樣是處在舉目無親可憐無助的境地。這種事件的發生把大家弄得人心慌慌。每個人都知道，稍不留意，都可能成為階級敵人。我差點兒也成了他們批鬥的對象。我當時所戴用的褲腰帶，鐵頭上，有一支手槍的浮雕，那幾個“積極分子”看到後，想要挑起所謂的“特務”事端。後來只因過於勉強而作罷。學習班上，大家說話做事變得謹慎起來。誰都不想遭批鬥。我當時年紀小，多半時間裡，是處在驚怕之中。

學習班開到後半段的時候，出了一件事。我當時沒覺得有什麼特別，現在想起來，這件事卻徹徹底底地改變了我後來的人生。

有一天，那兩位軍人找到了我，讓我搬到他們山坡下的屋子裡和他們住在一起。

兩位解放軍住的房子不大，以前大概是作辦公室用的。兩個上下鋪的板床，和中間擺着的一張二屜桌，占去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間。眼前看到的日常用品：杯子，牙膏牙刷，臉盆和毛巾，都被擺的整整齊齊，乾淨、樸實，整潔。床上被疊得方方正正的黃綠色被子，給我留下了親切的印象。我白天和同學們活動，晚上回來，睡在一個上鋪上。我和他們相處的那段時間裡，沒記得有多少記得起來的交談，只有其中一個晚上的那次交談，我永世不忘。

學習班進了末期，討論會，批鬥會都結束了。每個人都有了去向。我不記得有什麼程序，不記得是什麼決定每個人的去向。我也不太關心什麼人去什麼地方，只知道我被分到了南方，沿海一個小縣城的中學，去讀書。整個過程我沒提出任何要求，知道結果後也沒覺得失去什麼，更準確的講，沒來得及去想。沒想過，我一個人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將來的生活會是什麼樣。聽到分配去向後，我把個人的所有東西，放進一個箱子裡。箱子上寫上自己的名字和目的地。推進倉庫里，等着託運。

像往常那樣，快要熄燈時，我回到了那間小屋， 靜靜地躺在上鋪上。望着天花板，我心裡想，這裡的一切就要結束了，又要到另一個陌生的地方。前面的路還是那樣不確定，迷茫…。我想起了父母，感到一陣心酸。

兩位指導員做完了洗漱，也都各自地躺在他們自己的床上。

熄燈後，老指導員躺在床上問我，是不是被分配到沿海的那個小鎮。

我回答：“嗯！”

他聽出了我不是很高興，又問我：“依你自己，你想去哪兒？”

我說：“當然是去北京啦。”

老指導員：“在北京，你還有親人嗎？”

我說：“有呀。”

老指導員突然起身，把床弄得嘎嘎直響：“你怎麼不早說呀！”

下鋪的小指導員也嘰里咕嚕的爬起來，“快起來，把你的行李從倉庫里拉出來！”

就這樣，我們三個人，把我的行李拉回到小屋裡。小指導員把行李上我寫的託運目的地塗掉。用紅漆，工工整整地寫下標準的仿宋體“北京”，又把我的名字也重寫了一遍。

第二天早上，我們都很高興。兩位指導員把我帶到了城裡的飯館，請我吃飯。餐桌上擺了很多的菜。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看到那麼多好吃的菜。他們在飯桌上說了很多。然而只有下面幾句記住了，因為他們說的時候，表情很嚴肅。

“我們和你的關係就到這裡。”“離開以後我們不用再聯繫了。”

老指導員送我一支鋼筆，小指導員送我一頂綠軍帽。幾天后，我踏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毫無疑問，他們改變了我後來的生活軌跡。而且我很確定，是往好的方向改變。現在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再一次感謝他們，遠遠地為他們祝福。祝福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