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焦点访谈里曾经采访过陕北边远贫困山区的农民，在问到为什么家里已是一贫如洗的情况下还要生小孩的时候，一位精瘦的汉子是这样回答的：“天核（黑），墨（没）灯儿，墨（没）事儿干！”这段经典的对白立即成了办公室里最流行的答案，用来解释一切不想干而又干了的事情。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都是陕北的农民，只不过我们的兴趣在"吃"上而已。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从容地回忆起放纵在吃上的种种乐趣，但却很难找得出任何一次冒险、探索的经历。
说起来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特别能折腾的民族。似乎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还没有出现麦哲伦、哥伦布那样满世界转悠，整天琢磨着从其他民族身上捞点什么的恶棍（或者英雄），就算是昙花一现，七下西洋却一无所获的郑和，也只是给历史学家增添了对其动机的无穷想象空间而已。再说了，一个太监...！！光凭这一点，卫道人士就足以 褫夺其被供奉在祖庙中啃冷猪肉的一切权利。在我有限的历史知识里，中华民族似乎总是蜷缩在长城内忙于抵御外辱，反抗侵略，总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在强大的王朝，例如西汉、盛唐时期，自然可以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给说评书的留下不尽题材；但碰上苟安的昏君，大家只好祭出“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法宝，残喘度日了。
但一旦转到“吃”这个话题上，哇靠！谁敢与吾国吾民争锋！我敢立刻和你赌一分钱（现金！不赊账！），即使毛头小子，和老外比起来，也是吃过的盐比他们吃的米还多（当然，大家就不要深究吃盐多是否有损健康，老外是吃面包还是吃米这样微不足道的话题了）。
以我为例吧，我自认为，我的人生旅程就是生命不止，吃喝不停的历程。
我不幸生于七十年代初，童年成长在共和国缺吃少喝的艰难年代里，出生时仅仅三千克，而我的父母供职于文教卫生的清水衙门里（他们不幸退休于医院和大学成为印钞机器的光辉岁月之前），并成功地用微薄的死工资抚养了我哥、我姐和我三个大学生。仅仅凭这一点，根本不用再提醒我为人父母的其他艰辛，就足以让我从心里感激他们一辈子。但我的感激并不能掩盖我们家，就像所有的邻居一样，一直生活在不能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阴影中的事实：我上学以前一直是以头大身子小的当代小萝卜头的形象出没于大杂院儿中。
这也难怪，虽然是了不起的“城里人”，大家还是都靠少得可怜的凭票供应的物资生活。在偶尔供应肉的日子里，我爸总是清晨四点出门排队，以便买到肥一点的鲜肉；我哥我姐会去帮菜店的人推板车上坡，仅仅是可以不用排队，先买到 烂得少一点的好蔬菜（似乎那年头就没有不烂的菜） ，即使最年少的我，也还依稀保留了和大人们一起刨出树桩，晒干以后当柴烧的记忆。记得在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生活尤其困难，粮食定量里苞谷的成分占了多数。有一次，我忽然问我妈 ：“不是都说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生活就会好起来，怎么我们家反而老吃苞谷面？”我妈显然吓了一跳，没想到我小小年纪会问出这等反动问题，四顾无人，才回答我说，“华主席是要我们先把以前的粗粮吃完，才给我们配细粮呢。”
即使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吃”仍然，至少在某些时候，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例如，回锅腊肉（当然是回锅腊肉！），洗净煮熟的腊肉切成巴掌大的薄片，旺火爆炒，在 爆油的噼啪声和勾魂的肉香中卷曲，缩成我们四川人所说的“灯盏窝”，再加入料酒、酱油、郫县豆瓣以及青蒜苗、尖椒等“翘头”一起煸炒，霎那间奇香四溢，馋虫横生。重庆人用“翘头”的手法和做人一样豪放，决不墨守成规，一年四季，田坎上生，庭院里晒无不可入菜。莴笋头、胡萝卜、地瓜、豆干、红薯干、麦粑、干咸菜、折耳根、竹笋、蒜薹、大葱、干豇豆甚至红苕粉皮......实在是没办法一一列举。每当大人炒肉的时候，我一律是口水嘀嗒傍在厨房门边观战，而一旦大功告成，我爸（或我妈）总会 挟起盛盘后锅铲上剩下的最后一块肉塞进我嘴里。肉的味道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当年的场景还一一在目。
而最让我喜悦的，还是回农村老家过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四川农村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春节前后却是例外。那两天，多贫穷的人家，都会杀一口猪过年；而一旦有客人上门，不管多么节俭的主妇，也会倾其所有来款待。一入家门，首先端上来的是一人一碗加了大量白糖和猪油的水煮荷包蛋（当年的人们并不崇尚清淡的食品），如果主人富裕或者婆娘能干，或者两者皆是，你还能幸运地发现碗里有醪糟；而零食 自然是自家晒的酩酩甜的红薯干 ，在糖凭票供应的日子里，这可是足以让娃儿们兴奋不已的最佳点心。于是，在青瓦土屋前的坝子里，在四川冬天里难得一见的阳光下，大人们张家长，李家短的龙门阵声和孩子们嘴里的“嘎嘣”声往往会一直持续到天黑，被代之以“回屋头吃饭啰”的吆喝 为止。
这时候，才开始了春节真正的高潮：年夜饭。 各家各户的年饭当然各不相同，但有几大碗是家家必备的：烧白、夹沙肉、炒腊肉、腊骨头熬汤。桌子正中间的，必然是烧白--四川风味，用水盐菜衬底的扣肉。每块肉一定要有三寸见长，二寸见宽，数十块一起装进当地所能找到的最大海碗，方能显出主人家的大方和气派；烧白旁边的，则是夹沙肉--和扣肉大小差不多，但 足有两块厚的肉从中间切开，塞入红豆沙（四川叫做喜沙）和糯米一起上笼蒸制而成。这两样菜都以肥肉为主，一咸一甜，相得益彰，实在是当年长时间不“打牙祭”人们补充肚里油水的绝佳菜肴。但如果运气不好，主人比较吝啬，就有可能故意不把肉蒸透，这样即使最能吃肉的“莽哥”，也不敢挟上第二筷子。遇上这种情况，客人只好嘴上高颂“菜真丰盛”，心里表达要和主人的上溯八代女性前辈先人全部发生超过友谊的关系的愿望。
至于炒腊肉和腊骨头熬汤，则是典型的川风农家菜。其中，后者用腌过的猪筒子骨，配以青菜头，或干豇豆，或芋头，或海带等小火慢熬，腊肉独有的香与骨头特有的鲜，让人一喝难忘。离家多年之后，我 曾经独自沦陷在上海并快乐于骨头煲，也许根源在此吧。
除了以上几大碗，其余的菜就要看主人的富裕程度和堂客（老婆是也！）的手艺了。对于讲究的人家，大概还会有腊猪心、腊猪舌、腊猪头之类的凉菜，后院养的土鸡，自家池塘抓的草鱼，自留地里长的豌豆尖等等，爱喝酒的人免不得还要来上二两 红苕老白干。不管怎样，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不入流的菜品，但在当年，可能一个农民全年一半的脂肪和蛋白质，都是靠春节十几天的伙食来解决。
当然，后来就有了大家习惯用来写八股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哥、我姐都先后参加工作，并且混得还不错。他俩在“吃”的方面， 也都有较强的爱好，所以，我们家也跟着上了一个台阶。但对我来说，真正“吃”出一个新境界，还是在我自己工作以后。
然而，无论是贵到顺峰的燕翅，明珠的太子蟹，抑或是便宜到甘家口的牛肉面，新疆村的大盘鸡，似乎都不如当年的大肉、下水让人神往。也许，五十年后，当回忆起最为心动的美食的时候，肚子炖鸡、豌豆肥肠等“穷人乐”还是会占据最主要的位置。
只是廉颇老矣，不能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