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来说：我妈的独裁权威效率高，而我在家庭实施民主却效率奇低。
我羡慕我的母亲，在她那个年代，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兄妹俩制得服服贴贴。
省了很多烦心的事。而且稍有不如意，动则一顿臭骂，再不行就拳头棍子打耳光。
一顿畅快淋漓打过之后，再让我跪在毛主席像前听她语重心长的说一套。不外乎，
俺在外面教书时，不能打骂只能用说服，以理服人。家里可顾不得那么多了。况且
俗话说，黄金棍棍出好人。我打你是为你好厄。“打是亲，骂是爱，不管不教要变
坏”。

我那时在家里为长子，像保姆一样承担了全家生活的重担，是一个地道的“好儿童”。
引以为骄傲的是6岁开始学做饭。当时是在保姨家作客，她要上班。问我能不能学做
饭，我欣然答应。她指导我：水开加米，饭将熟时，加上东苋菜。当时一次成功，
饭还不仅熟透，而且还没糊锅，我吃得很香，并受到众人夸奖。

从此一发不可收，一回家，我就成了家里天然的厨师。我记忆中妈妈从来没有做过
饭，也没洗过衣服。我却是包揽各种家务活。洗衣做饭，挑水担米，打扫卫生，提
蓝小买。除此之外，拾柴拾煤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记忆里，除了学习，从来没有
偷个闲。连参加体育运动都是太奢侈了。各种活中，洗衣服和洗碗是很艰苦的，尤
其洗衣在南方的冬天更是最累人苦活。在结冰的温度下，我在堰塘里洗衣服，手冻
的像典型的胡萝卜，红通通的，北风吹过，手肿的也够大的。由于手是僵硬的，把
吃奶的劲都使出来衣服还不能挤干，冻疮生的遍手，壳脱了，露出肉芽，很疼呢。
洗完了要一件件晾晒，干后要折叠成形，放入衣柜，整个流水作业一步也不能拉掉。

至于做饭，现在电气化做饭也没啥不得了的。文革时我家没柴，没煤，要利用所有
的空余时间去捡二煤炭，即烧过的煤变费为宝，拾干树叶，废纸，树枝。由于湿树
枝不易燃，炉火经常燃得不顺。每当这时候，我就要用自制的吹火筒，像吹号一样
鼓足腮帮，把奄奄一息的火苗起死回生。我有一个“偷”看小说的习惯，有时一面
烧火做饭，一面偷看几页“平原游击队”或“艳阳天”。但是妈看到后要把书收走，
唠叨道：“把眼睛看坏了，咋办”？我妈管得比较紧，一点没有民主。不爽的是，
每天兢兢业业干完活，是理所当然的义务，得不到赞许。要是摔破了碗，还要招来
责骂和打。而我挤出时间与同学刚打上篮球时，她就到来到校门口叫着：“都6点了，
还不回家做饭”。在艰苦文革年代，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没有业余时
间，也牺牲了个人爱好。这些是当时不少小孩子平凡童年见惯不怪的。

看看现在的我吧，居然没有遗传到我妈那种严厉品格和专断的能力，却管不住自己
的孩子，儿子11岁了，不作家务不说(似乎是香蕉人的共性)，而且又不爱学习，忒
贪玩。但是他们这一代，饭来开口，衣来伸手。IPAD离不了手。不同的游戏类变换
着玩来玩去，没有个完。就是不做作业，尤其不学中文。叫他练练琴，要三番五次，
往往当成耳边风不听。回忆我妈那时享有“特权阶层”的地位，我自叹不如。其实
我并不想让儿子成个书呆子，也认为美国教育非常人性，小孩子从小就充分享受生
命的真谛。但是，他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然而连续玩几个小时不会嫌
累，也不厌烦。作业或练琴，坚持不了几分钟，注意力就不在了。

我这时唯一可以感叹的是，民主有什么用。想一想，中国想建高铁，中央一句话，
下面雷厉风行，几个月或一年之后，轰隆隆，火车说到哪就到哪儿。再看老美，奥
巴马说要修铁路，可就是没人理睬他呢。碰到财政悬崖，政府拿着议会也没辙。可
惜，我现在在家里施行民主多年，不可能改弦易辙，进行“政治改革”，搞一党专
制呀？哎，同学们，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