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光亚（上）

简介：

朱光亚（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原籍湖北汉阳，核物理学家。1941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1942年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毕业。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回国后，朱光亚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调往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1956年，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

1957年后从事核反应堆的研究工作，与邓稼先等负责并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6年6月至1996年5月，先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主席，1996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1994年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朱光亚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长。

2004年12月，为表彰朱光亚对中国科技事业特别是原子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将中国国家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10388号小行星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

朱光亚先生1938年至1941年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至1942年在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9月，朱光亚随吴大猷进入密执安大学，进行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朱光亚遇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相识的学长张文裕、王承书。在选择导师时，张文裕、王承书建议他选择不是很有名气、却很有实验经验的青年物理学家M.L.Wiedenbeck。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很快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Ⅰ）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Ⅱ）内变换》两篇论文，1948年、1949年又相继发表了《铕的转换电子与β射线的符合（计数）》、《HF181的辐射》两篇论文。这些前沿课题的研究成果使他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朱光亚完成了《用β射线谱仪和符合测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变机制》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25岁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春，他从美国回到祖国北京。

在途中的轮船上，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马上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年底，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朱光亚被直接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任教授，参与组建物理系，后来又担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讲力学、热学、原子物理学等大课的同时，朱光亚十分重视学科建设。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几年之内便使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跻身于全国高校物理系的先进行列，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才，如陈佳洱、宋家树、王世绩院士等都是朱光亚教过的学生。

1955年，党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5月，朱光亚奉调与胡济民、虞福春等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当时由二机部领导，后改名技术物理系），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这是国家加快发展原子能事业的五项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专业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1956年9月，朱光亚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钱三强的领导下，与何泽慧等一起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并参与了前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他还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试验，跨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间，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平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所长的赞赏。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两年后，朱光亚被调到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核事业。朱光亚这位物理学博士被任命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年轻的朱光亚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庄严的事业之中。当时他年仅35岁。

核武器研制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研究工程，朱光亚对这项研究在科学技术方面负全面责任。他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朱光亚出任4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主任委员彭桓武、委员何泽慧等一起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由于他善于在综合各方面（理论、实验、工程及当时的实际条件）的情况和意见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科学判断，使这些课题都能在较短时间内顺利解决。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中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亚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了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个大纲在第一颗原子弹研究及试验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前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提供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二机部制定“八年规划”，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的目标。部长宋任穷请钱三强挑选一位负责原子弹产品的“科学技术领导人”。钱三强深信，“中字辈”的朱光亚能够很好地挑起这副重担。7月朱光亚调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岁的他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李觉所长、吴际霖副所长等抓科研组织领导工作。研制原子弹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涉及理论、试验、设计、生产等各个方面，需要多学科、多专业的密切配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0年，科技与工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有关专业人才也很少，加上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难以投入足够的资金。与此同时，国外对与原子弹有关的技术资料严加保密，对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仪器设备实行封锁禁运。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在短期内突破原子弹技术极不容易。在二机部领导下，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同志一起，带领大家制定规划，选调人才，组建机构，建立设施，逐步开展了研究工作。

当初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领导在听取前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来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朱光亚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朱光亚还敏锐地发现，从四面八方调来的青年组成的科研队伍，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思想、作风上尚不能适应国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务的要求。于是，他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员一开始就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于朱光亚精通业务技术又善于组织管理，他不仅能与比自己年长的著名专家、研究室主任和谐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识，共同深入一线指导工作，而且能与党政领导干部密切沟通共事，使得整个研究队伍就像一台精密机器一样，各项工作都有效协同地运转了起来。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与九局领导商议，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1963年5月，按照张爱萍、钱三强的要求，朱光亚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试验大纲草案》（即原子弹装置核爆炸试验大纲），指出核爆炸试验的任务是由低到高逐步过技术关。建议先做地面爆炸试验，再做空投爆炸试验，并详细提出了试验测试的主要项目、技术保障、测试场地总布局、试验规模等内容。8月，朱光亚与刘杰等领导参加了青海研制基地冷试验专题研讨会，为综合验证理论设计和一系列单项试验成果，决定尽快实施关键性的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计划制订后，朱光亚几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具体指挥。在他和李觉、吴际霖、王淦昌、陈能宽、邓稼先、周光召等的组织领导下，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解决了大量理论、技术和生产问题，于11月20日成功进行了缩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朱光亚亲自撰写试验总结，认为这项试验完成后，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技术只剩下等待足够的核材料和临界实验了。

1964年2月，二机部决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觉任院长，吴际霖、郭英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程开甲等9人任副院长。朱光亚仍然协助李觉、吴际霖统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亚组织制订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计划纲要》，详细布置了原子弹研制和试验工作计划。

1964年4月11日，中央专委会第八次会议决定首次核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并要求于9月10日前做好准备，做到“保响、保测、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一起从青海研制基地赴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实地勘察空运、陆运和试验现场保障条件的各个工作细节，提出了周密的技术措施。

在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的基础上，6月6日，朱光亚在青海基地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进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这是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综合预演。试验取得完全成功，预示着原子弹装置核爆炸已经成功在望。在现场视察指导工作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即兴赋诗一首：“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冷试验成功——赠朱光亚和九院全体同志：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6月12日，朱光亚组织起草完成了《596装置国家试验大纲》，对核装置运输、总装与质量检验、引控系统调试、测试项目等各个环节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开始全面转入现场实施阶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组成了以李觉、朱光亚为首的第九作业队，并由吴际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邓稼先等专家组成技术领导核心，负责处理现场出现的问题。8月20日，首次核试验用的试验装置以及备品备件全部加工、装配、验收完毕，陆续运往试验场。8月23日，在核试验基地成立了由张爱萍等30余人组成的中共首次试验委员会，朱光亚等13人任常委。下设12个部，他兼任试验部副部长和第九作业队副队长。9月，中央专委会提出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二是择机待试。毛泽东指示：原子弹是吓唬人的，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试。

10月8日成立国家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朱光亚等9人任副主任委员。朱光亚等在现场亲自指导技术人员严格按规程进行原子弹装置装配与检验。14日晚，经张爱萍、刘西尧、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等签字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被吊上铁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我国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我国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 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

1966年10月27日9时，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20世纪60年代中期，朱光亚就认识到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规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朱光亚亲自起草了《停止核试验是一个大骗局》的报告。报告系统分析了世界几个核大国核武器研发与核试验方面的做法和发展过程，指出，他们核试验的停与否，最主要的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的。美、苏已进行了大量的核试验，取得了大量数据，他们停止部分核试验对其核武器发展并无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地下核试验继续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则即将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因此，美、苏、英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核武器事业扼杀在摇篮里。报告建议，我们不但不能禁试，而且要抓紧时机，尽快研制成功我国的核武器，同时，报告还指出，我们也应该尽快掌握地下核试验技术，因为地下核试验有利于保密和减少放射性污染，还可以取得地面试验难以得到的许多测试数据和资料。

根据朱光亚等人的建议，1963年9月中央专委会决定，在抓第一颗原子弹的同时，把地下核试验作为设计项目。但是，由于忙于原子弹的武器化及氢弹技术攻关，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国防科委领导下，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邓稼先等讨论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的目的、试验项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核武器研究院与核试验基地密切配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术难关。

1969年8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地下核试验准备情况汇报会，朱光亚副院长代表核武器研究院汇报了试验目的、试验装置准备及加工情况。中央专委和周总理要求9月15日前准备完毕。9月19日，中央专委批准朱光亚等7人组成首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小组。9月23日，朱光亚、王淦昌、程开甲、彭桓武等在现场指挥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进行地下平洞核试验。1970年6月，朱光亚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负责指导核武器与核试验的研究和发展工作。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试验，1978年10月，又成功组织首次地下竖井核试验。随着我国地下核试验技术日趋成熟，1986年3月中国政府庄严宣布：“我国已多年未进行大气层核试验，今后也将不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