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選舉社會的偉大理想——紀念廢科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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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訊2005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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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科舉廢止一百年，有一個理想必須被提及。這比一切關於科舉利弊的爭論都更令人揪心。那就是當初創設科舉制的先人，和一百年前力爭廢黜科舉的先人，其實都懷着一個相同的、出自《禮運》大同篇的理想——“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在中國兩千餘年文明史上，這個理想一以貫之，就是渴求一個公正、平等和開放的 “選舉社會”。

在古人的觀念里，“選舉”就是反對一切世襲制和血統論的官員選拔制度。狹義上，古文中的“選舉”與“科舉”相對，指不依賴於標準考試的各種推舉薦察之法。廣義上，指包括科舉在內的一切選拔制度。如歷代史書中的《選舉志》、《選舉典》等。何懷宏先生將隋唐以降稱之為“選舉社會”，彰顯一種與“世襲社會”相反的政治構造。用王夫之的話說，就是“封建廢而選舉行”。用文革受難者遇羅克的話說，就是“一切經過努力不能達到的權力，我們一概不承認”。

這就是科舉制的精神。不管後來它如何積弊沉重，如何不合時宜，但1300年的科舉，始終飽含着中國人追求“選舉社會”的偉大抱負，也是近代民主制興起之前，唯一一種把任官資格最大可能向平民開放的選舉制度。從唐到清約10萬進士，其中約50％出身於三代以內無功名官職的平民家庭。進入《宋史》的官員中有 46.1％來自寒族。明初一百年間，這一比例高至58.2％。在反對公共權力的個人、家族或集團的世襲壟斷這一點上，我們今天並無資格，去小看當初飄蕩在科場上空那振聾發聵的聲響。就連力廢科舉的梁啓超先生，也並不小看這種價值，他在變法中說，“科舉敝政乎？科舉，法之最善者也”。

他的意思是，在一切關於公共權力配置的舊制度中，科舉是最公正的部分。就像今天的高考制度儘管受到無數詬病，但要承認，高考仍然是現行教育制度中最不糟糕的一部分，甚至也是全社會一切公共資源配置中合法性最高的一種。人們集中批判高考，只因為人們對未來的憂愁，勝過了對現實的不滿。因為“我們老了，無所謂了”，孩子們卻比我們更重要。

在科舉和選舉之間


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張之洞、端方等6人奏請立停科舉。第二年開始停止所有鄉會試。歷經了近10年的廢八股和廢科舉之爭，這個被嚴復稱為無異於古之廢封建的“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水到渠成，竟然並沒有激起當時輿論和天下生員的喧鬧。

當初廢科舉的焦點是為了廢舊學、興新學。因為八股制藝的內容的確扼殺了自由的精神，公職人員的選拔與學術教育的結合，儘管造成社會結構上的開放，卻扼殺了知識與思想的開放。但科舉廢止之後會怎樣？幾乎沒人去做全盤的思考。所以嚴復嘆說，“結果如何，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如果說廢科舉比科舉更偉大，那是因為人們心中對於“選舉社會”有了模糊的新的理想和動力。偉大不是因為糟粕結束了，是因為理想得以繼續。我衡量廢科舉對於後世的影響，也是以此節為墨繩的。那就是廢黜科舉究竟帶來了中國“選舉社會”的中斷？還是激發了“選舉社會”的重生？現代意義上的“選舉”，專指以公民普選權為基礎的投票選舉制度。那麼科舉廢，是否帶來了選舉興呢？

其實科舉是古代中國一個核心制度。它不單是教育制度，也是官員的養成和選拔機制。更重要的是它帶動了社會與文化的整合。科舉在社會結構上造就了士紳階層，在政治上形成了精英統治和士紳自治的兩元格局。科舉也影響了儒家“道統”的形成，使一部分知識分子官員始終能夠堅守某種高於“治統”的價值理想。廢黜科舉的實質，則是這一傳統社會和文化結構的瓦解。因此要走往新的“選舉社會”，絕不是大辦學堂就可以做到的。

一方面，學術的自由，新學的啟蒙，新知識分子的產生。這一切在廢科舉之後的一百年如草長鶯飛，進入中國史上最旺盛的時代。但政治共同體的選拔制度，卻停滯在了科舉與選舉之間。一百年來，“選舉社會”的理想失去了共識，也失去了能支撐它的新的政體平台。官員如何簡拔？儘管科舉早已廢黜，民國以降的政治家們卻始終在民選和科舉之間反覆徘徊。如孫文對科舉情有獨鍾，提出“五權憲法”，專設考試院，在考選和民選之間拉鋸。而 1913年孫文建中華革命黨，將黨員分為“首義黨員”，“元勛黨員”等級數，分別對應不同權職。在近代中國首創了以政黨資格審查替代科舉資格審查的公職選任模式。

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前，曾經長期對官員進行國教信仰的宗教資格審查。美國獨立後，特別在憲法中禁止對公職人員進行“宗教資格檢驗”。而孫文開創的政黨資格審查，是一種新版本的宗教資格檢驗，從此成為黨國體制牢不可破的支柱之一。這一模式在1949年政權下一直延續到今天。科舉制有助於道統與治統的兩分，科舉制下的官員選拔制度，是對帝國政教合一傾向的一種抵抗。但科舉廢黜後的官員選拔制度，卻墮落成了推動政教合一的工具。

有人說，源自英國的現代文官制度，學的正是中國的科舉制。其實大不一樣。公職人員通常區分為政務官（領導幹部）和事務官（一般公務員），也就是中國古代說的 “官”和“吏”。由此觀察人類的“選舉社會”模式，大概有三。一是現代民主國家模式，政務官民選，事務官簡選，後者接受文官制度的考核。二是中國古代模式，政務官考選，事務官簡選。三是廢科舉之後的中國現代模式，顛倒過來，是政務官簡選，事務官考選。

最後一種的政務官選拔方式，一路退回到了魏晉時代的“選舉”概念。即由上級自由心證，“擇優”提拔。既不受考選的約束，更不受民選的捆綁。廢科舉一百年後，我們由不算糟糕的儒家科舉制，蛻變成了最糟糕的政黨科舉制。中國三代以來的“選舉社會”理想，也被卡在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歷史三峽當中。兩岸猿聲啼個不停，千呼萬喚就不出來。

在科舉和行伍之間


清末廢科舉，不但是舊學與新學的交戰，更是文與武的消長。富國強兵是當時一個壓倒一切的理想。同治中興造就了一大批湘軍淮軍出身的封疆大吏。使軍功受益集團的地位開始崛起。而廢科舉在社會政治結構上造成的另一個惡劣局面，就是“生員廢而軍人興”。

甚至從清初顧炎武開始，他對科舉制的批評就在文人不能救國上。所以大聲疾呼，“廢天下之生員，則用世之材出也”。張之洞在1898年提出“寓科舉於行伍”的建議，刺激了軍人職位的吸引力。他說西方國家的人民都以當兵為榮，社會敬重軍人。而中國衰落挨打，就因為“士貴兵賤”，文人可以白衣公卿，軍人卻落入社會底層。這代表了當時非常普遍的看法。於是晚清以來，以軍功入仕開始成為政壇主流。軍備學堂也成為了中國一百年間政治人物最主要的出身地。甚至廢科舉之前，光緒朝的最後12位狀元，除了張謇後來投筆從商，其他人的際遇均已非常慘澹，不再令人羨慕。

廢科舉一個直接後果，刺激了軍人集團在中國史上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當時全國130萬士紳、300萬童生被迅速邊緣化，全社會鄙文尚武，投筆從戎成為時代風潮。前後百年間，軍人集團逐步成為主導中國社會最顯赫的階級。

此外，廢科舉在當時並未有助於教育的普及。新教育比傳統教育更昂貴，於是上進的機會“和個人財富發生了更密切的關係”。這帶來兩個效果，一是刺激大量年輕人投奔軍營，軍事學堂的競爭尤其劇烈。湖北武備學堂當年招生120人，報名者高達4000多。二是教育普及率急速下降。和通常的俗見相反，蒙學的普及面是更大眾的，而新式教育相在當時期內都是一種精英教育。19世紀末全國識字率是20％。廢科舉前全國有書院2000多所，學生15萬人。廢科舉之後3年，全國中學校不過700所，學生7萬餘人。直到南京政府時期，中國的識字率一直都在持續下降。梁啓超在1915年憤而撰文，批評20多年的現代教育“使全民不識字”。

科舉時代，一個人從童生到進士，平均要報銷25年。但如蔡鍔28歲任協統，尹昌衡26歲任陸軍學校總辦，馮玉祥30歲任標統，朱德 27歲任團長，都是一時之才俊。武昌首義時100多位新軍人物，竟有一大半是讀書人投筆從戎。從此，“出將”成為了“入相”的必經之途。直到21世紀初，軍人受益集團開始讓位於一批依附於市場利益的黨內技術官僚。之間一百年，除了北洋時期曇花一現的“好人政府”，中國再也沒有出過白衣卿相。民初有人論選女婿的標準，感嘆說如今三十歲上下成功立業的，除了軍人，竟是打燈籠也難找了。

有人稱秦漢兩朝為中國的第一帝國，特徵之一就是武人壓過文人的“軍政”。軍功受益集團壟斷政治資源。如劉邦“白馬之盟”，非劉氏不封王，非軍功不封候。被稱為第二帝國的隋唐，雖然也興起於關隴軍功集團。但科舉制的興起，不但抑制了貴族的世襲權力，也有效抑制了軍人集團在政治結構中的地位攀升。從此1300年，除異族入侵、改朝換代之際，軍功集團一直退居帝國政治結構的邊緣，基本雌服在文官政府之下。但以廢科舉為界，近一百年中，軍功受益集團重新成為了不斷革命、主導國家政治的精英集團。以致民國初年，就有“軍焰熏天”的說法。之後國民黨偏離“選舉社會”的傳統，在中國史上第一次公然論證和樹立了“軍人訓政”的政治目標。到毛澤東提出“槍桿子底下出政權”，選舉社會的價值理想被徹底拋荒。廢科舉之後50年，軍人集團在兩千年中國政治史上，第一次贏得了一個赤裸裸的最高地位。

奏請立廢科舉的6大臣中，只有張之洞是進士。他原本是主張“漸廢”的，但因形勢逼人，最後參與了“立廢”科舉。除他之外的5人，全都來自軍功受益集團。科舉廢黜之中，涌動着另一個豪情萬丈的社會走向，就是軍功集團對文官體系迫不及待的顛覆。廢科舉原本是一場單純的“文化革命”，但國家的苦難和傳統社會政治結構的解體，使它意外的成為了培育武力革命的一個契機。在20世紀軍功集團的崛起和政治革命的歷程中，敷衍了關鍵的一環。

在科舉和工商之間


廢科舉也帶來一個令人振奮的社會結構變遷。除軍人集團外，它也刺激了工商階級在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興盛起來。科舉制最大的歷史弊端之一，就是抑制工商，甚至斷絕了工商子弟獲得公職選拔的機會。社會精英以官場為商場，導致了一種以公共權力分配社會資源的“官場資本主義”，在根本上阻擋了工商文明的興起。

科舉被廢，出現了“官不如紳”的趨向。也湧現出“欲興民權先興紳權”的主張。狀元張謇投筆從商，令世人驚慕，顯示着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開始攀升。各界商會上書討論帝位繼承人問題，組織速開國會的請願運動。士紳合流，占據諮議局的要衝。顯示工商集團在政治地位上的積極抗爭。只可惜士大夫和革命家都是工商文明的敵人。科舉不廢，不可能有工商文明的崛起。但選舉不來，工商精英出了狼窩，又入虎穴。依然無法擺脫被軍功集團支配、抑制和流放的命運。1956年後，他們終於落入比科舉制下悲慘百倍的境況。

百年後，“選舉社會”的理想對中國人來說，仍然如此奪目。經過20餘年的市場改造，不同類型的社會精英重新形成和壯大。共和制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造就、選拔、整合和平衡各類社會精英的機制，即一個民主、開放和穩定的“選舉社會”。回顧明日黃花的科舉，會發現有看得見標準的選舉機制，人類社會從來只有四種。一是考試，拿分數來選。二是投票，拿人數來選。三是交易，拿鈔票來選。最後是暴力，拿命來選。

這些先人們都一一期待過，也一一試探過。可憐掌權者總是捨不得拳頭，也放不下驕傲。在科舉和選舉之間，只有一種公職選拔模式，那就是流血的模式。所以迄今為止，政治競爭中一旦失敗，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連那坐在權力頂端的也不例外。

40年前，林昭在獄中寫下血書，“在我們這個古老的、充滿中世紀遺蹟的國家中，政治鬥爭是不是也可以一種較為文明的、不流血的方式進行呢”。這句話里，不但有一個公民對於“選舉社會”的呼喚，也能看到一個基督徒對於壓迫她的掌權者的悲慘結局，充滿了憐憫。

古猶太人在詩篇中說，“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在2005年的今天，想起先人“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古老理想，也不能不有熱淚淌下。

不為那已逝去的，只為那將要來的。

是為廢科舉一百年祭。

2005-11-15修訂

──《觀察》首發 轉載請註明出處
Tuesday, November 2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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