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後來肯尼迪政權里的一些高級官員。看看這裡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13333.shtml

　

五、美國準備對中國發動核戰爭
　　
　　然而更嚴重的是，約翰遜政府也像他的前任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一樣，準備對中國和越南發動核戰爭。
　　
　　早在中共剛剛建國後的朝鮮戰爭中，美國就想對朝鮮和新中國發動核攻擊。1950年10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被援助朝鮮的中國志願軍打退，為挽救失敗，麥克阿瑟要求參謀長聯席會議允許把戰爭急劇升級，包括封鎖和轟炸中國大陸，並沿鴨綠江南岸的朝中邊界設置一道“放射線帶”。他揚言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甚至表示準備以此核攻擊引發同蘇聯的戰爭。美國海軍少將萊勃也向參聯會要求“以原子彈的可能使用作為阻滯中國軍隊干涉和掩護美國軍隊從朝鮮撤離的一種手段”。11月30日，也就是戰敗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朝鮮秋津水庫向志願軍投降之日，杜魯門總統召開緊急會議宣稱：在朝鮮戰場上“對原子彈的使用已經給予積極的考慮”。12月6日，志願軍解放平壤並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杜魯門立即批准將原子彈裝運到一艘停泊在朝鮮半島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艦上，隨時準備在朝鮮使用，美國轟炸機還對平壤發動了模擬核襲擊演習。1951年1月11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向總統提交要求對中國實施原子彈攻擊的計劃。美國在當年已用可以發射“馬克－－4”型和“W－19”型戰術核武器的280毫米榴彈炮大量裝備部隊，並準備將它用於朝鮮戰場。1952年11月，杜魯門總統表示：“我們準備封鎖從朝鮮邊界到印度支那半島的中國海洋。我們準備用各種手段摧毀滿洲的每一個軍事基地，包括潛艇基地。如果還有進一步的干涉，我們在必要時摧毀中國的任何港口和城市。”
　　
　　 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月20日接任總統後，便在2月11日同意參聯會關於在朝鮮使用核武器的建議。他指出：“在朝鮮，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5月6日，他在一次國家安全秘密會議上還親自選定在朝鮮境內進行原子彈突擊的具體目標，並接受萊德爾將軍的建議，認為可以考慮在開城地區使用戰術原子彈。5月19日，參聯會制定並由艾森豪威爾同意的“奧普蘭8－52核作戰秘密計劃”，準備把朝鮮戰爭升級為核戰爭，並指示把此決定通知到戰區各級指揮官。［注28］
　　
　　第二天，國安會討論了如果中共不接受戰俘協議，就決定“針對中國和滿洲採取空中和海上軍事行動，其中包括在戰略上和戰術上廣泛使用原子彈。”這次升級行動以海上封鎖中國港口為開端，然後逐漸擴大到對大陸的核轟炸，其目的是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響”。［注29］
　　
　　美國除在朝鮮戰爭中準備對中朝使用核武器，也準備對中國的援越抗法戰爭進行核打擊。1954年3月，美國為了幫助法國阻止越南人民軍的勝利，打擊中國援越，陸軍參謀部曾準備實施代號為“禿鷹行動”的秘密核作戰計劃，即在黎明時分由海軍航母戰鬥機投擲2至6枚3.1萬噸級的原子彈取得優勢。為此美國陸軍情報局對在越南境內使用核武器所要打擊的目標進行了精心的研究，並分析了誘發中國進行干預而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國海軍航母此時也己經全部裝載了原子彈，隨時準備派飛機把原子彈投向北越和中國。［注30］
　　
　　同年5月，中國針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武裝行動對金門、馬祖兩島進行炮擊，美國參聯會以及雷德福海軍上將及空軍和海軍參謀長們立即要求總統下令向中國大規模投擲核武器進行報復，並派美軍進駐金馬。1955年3月，美蔣擔心解放軍攻占一江山島後會進一步解放金、馬和台灣，美國決定不惜採取使用原子彈在內的一切打擊手段予以阻止。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還在3月10日表示：美國已經作好了對中國進行原子打擊的準備，並說：“我們將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們才能有效地對付大陸的機場。”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尼克松副總統也暗示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卡爾內海軍上將甚至公開透露美國已經擬定好的一個對中國發動大規模核攻擊的計劃，而國務卿杜勒斯和他的高級顧問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軍進攻金、馬，美國就在台灣部署核武器，並使用常規武器和核武器就馬上對中國進行全面進攻，封鎖整個中國沿海，摧毀中國能源、交通鐵路線。［注31］
　　
　　 　1957年上半年，台灣海峽發生了第二次金、馬危機，美國又一次準備對中國動用核武器，不僅在台灣部署了“鬥牛士”導彈，還向韓國派遣了裝備有核武器的作戰部隊，中國首次受到美國戰術核武器的具體威脅。9月2日，杜勒斯和參聯會又要求對中國進行核打擊，艾森豪威爾批准一份對華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絕密文件，並在台灣海峽和亞太地區進行了美國戰後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結。杜勒斯在總統授權下於9月4日發表聲明稱：“美國有條約義務來幫助保衛台灣”。9月6日，美國向台灣提供了能發射核彈頭的8英寸榴彈炮，參聯會甚至要求總統授權第七艦隊可以下令對中國大陸進行核攻擊的權力。
　　
　　 　如前所述，肯尼迪上台捲入越南戰爭後為阻止中國南下，也準備對中國和越南發動核戰爭。他曾說：“我們完全不能想像中國擁有核力量後，世界將變成什麼樣子。中國確實很危險，禁核條約若能真的阻止中國成為核武國家，則這個條約是不錯的。我們確實在不能讓中國擁有核武器，禁核條約必須對中國有嚴重影響，這很重要。”因此他不僅和蘇英搞了個三國禁核條約，而且分別在1961年9月6日和1962年9月舉行過代號為“高根1”號和“高根2”號的兩次對華核戰爭演習，還企圖同蘇聯合作摧毀中國的核武設施和基地，只是因為他要繼續實施對付蘇聯的歐洲戰略重點而只得作罷。
　　
　　 　　現在又輪到取代肯尼迪的約翰遜了，他當上總統擴大越戰後，也想靠核武器取勝。1964年3月，也就是約翰遜在他剛上台以後才四個月，他就批准美國軍事指揮官在四種緊急情況下不經總統同意就可以自行決定使用核武器的秘密指令。這項被列為最高機密的指令，是麥克納馬拉根據《邦迪備忘錄》作出的，並得到約翰遜總統的批准。這四種緊急情況是：1、美國將遭到從空中到太空發動的核攻擊；2、美國即將遭到來自海上的飛彈襲擊；3、美國在遭到核攻擊後不得不採取攻擊行動；4、派駐海上或國外的美軍遭到重大攻擊行動［注32］這也表明美國早就做好了一旦中國擁有核武器並對美國構成核反擊威脅時就要對中國發動核打擊的準備了，而且將領們不經總統批准、或與總統聯絡不上時就可以自行決定這種核攻擊。
　　
　　1964年10月16日中國試爆成功原子彈，這使得美國更想摧毀中國的核力量。美國保守派領導人威廉·馬克萊在1965年1月和6月兩次要求約翰遜總統全面摧毀中國的核武力量，甚至台灣國民黨的蔣介石、宋美齡和行政院長嚴家淦也呼籲美國使用核武器摧毀中國的核設施。麥克納馬拉和參聯會、威斯特摩蘭以及許多主張核武器取勝的人更是積極地向總統建議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打一場核戰爭，其間還要對中越使用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正如麥克納馬拉所說的：“如果中國在越南或朝鮮參戰，如果美國的損失非常巨大而常規戰爭不能達成預期的目的時”，美國“肯定會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細菌武器和化學武器的。”
　　
　　他們提出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第一個方案是：隨着越戰的擴大和美中戰爭的發生，美國在將要堅持不住的關鍵時刻，對中國援越軍隊和中國本土正在研製原子彈的核基地等重要戰略目標、政經中心、人口密集區等投擲或發射大批大當量的核彈。同時使用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大量殺傷中越軍隊主力，一舉把中國打成癱瘓，然後平息美國國內反戰內亂，並回師援歐抗蘇；
　　
　　第二個方案是：在老撾邊境一帶用三至四個師進行封鎖，並用戰術核武器炸出一個“核化地帶”來，阻止中國援越軍隊南下；或者對北越進行有控制有選擇的核轟炸，以打擊中越軍隊，對中越中老邊界通道進行核封鎖，阻斷中國援越。與此同時，對中國境內正在進行核發展的核武基地，核設施、核倉庫等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轟炸，將中國還未研製成功或剛剛獲得成功的核武力量一舉摧毀摘除，扼死在“搖籃里”。
　　
　　由於這個核戰爭計劃得到約翰遜總統的支持，所以痴迷於艾森豪威爾“大規模報復”戰略而熱衷打核戰爭的麥克納馬拉這時大肆鼓吹戰爭會進一步升級，承認要爆發核大戰，並說美國在這場核大戰中準備死亡1.5億人，中國、越南要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注33］
　　
　　為了進一步擴大針對中國的侵越戰爭，實現同中國開戰、甚至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計劃，約翰遜在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國直接出兵參戰以後，主張對中國先來點挑釁性的“毛毛雨”，然後逐步升級，誘使中國反擊而找到對中國動武的藉口。於是便在1965年7月11月開始派飛機侵犯中國雲南領空，在越南的轟炸地區也不斷向中國邊境方向北移，同時對中越邊境、海南島沿岸和北部灣中國南部沿海的偵察、“遊獵”活動和“擦邊”武裝挑釁事件驟增。為了準備出兵入侵北越和準備同中國交戰和打核戰，約翰遜於7月27日作出了“在東南亞進行更大的戰爭”的決定，並更多地向越南增兵，到1965年年底時，侵越美軍已從1964年年中的8.1萬人，猛增至18.43萬人。
　　
　　1966年1月，美國進一步把主要軍事力量從歐洲大西洋地區轉到亞洲太平洋地區，把戰爭矛頭直指中國。這正如美國《幸福》雜誌在《太平洋的戰略》一文中所說的：“若干月來，美國正在以變得幾乎驚人的規模把它的軍事部隊中的主要力量從大西洋地區轉移到太平洋。美國的軍事機構從一個面對俄國的、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中心的戰略，正在轉變為一個面對中國的、以夏威夷為中心的戰略。”“緊急調往太平洋的部隊在大多數方面比十年多來美國為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在歐洲保持的部隊強大得多。”美國希望日本擴軍備戰，“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內，日本連同南朝鮮、台灣、泰國和南海的英聯邦夥伴在東北部結成一個重要的弧形，成為對赤色中國周圍形成的新月形遏制圈。”［注34］
　　
　　剛過兩個月，即1966年3月，約翰遜下令對北越的轟炸進一步升級。5月，美國開始直接向中國打上門來，派戰機擊落一架中國飛機。8月，美國戰鬥機又炸沉炸傷中國貨船各一艘，炸死中國船員9人，炸傷7人，而且美國轟炸機對位於河內市區的中國大使館也發射了空對地導彈。到1966年底時，侵越美軍已由1965年的18.43萬人，猛增至38.35萬人，平均每月增加超過1.6萬人，而也正是這一年毛澤東在中國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六、毛澤東說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
　　
　　中國始終在密切注視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和對越戰爭的發展動向。對於肯尼迪上台後向南越增兵搞反游擊戰的“特種戰爭”，人民游擊戰爭的創造者毛澤東是很注意的。以後他曾對斯諾說：肯尼迪“提出特種戰爭、局部戰爭，就是對付這個的。有消息說，他也看我寫的文章，這可能是真的”。［注35］
　　
　　毛澤東對肯尼迪在1963年10月下令從越南撤軍和為了掃除撤軍障礙在11月1日策動殺掉吳庭艷兄弟的政變，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應該是歡迎的。
　　
　　但在即將結束越戰的關鍵時刻肯尼迪突然被暗殺，這是毛澤東和所有的中國領導人都是沒有想到而極感突然和震驚的，因為這個突變將關繫到肯尼迪的繼任者是繼續貫徹實行肯尼迪停止越戰的決策呢還是相反，而這將決定中國的安與危，毛澤東和所有中國領導人都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然而不幸的是，依靠肯尼迪的死才得以繼任的約翰遜政府卻是反其道行之，不僅背棄肯尼迪的撤軍計劃和命令而急劇向越南大量增兵並轟炸北越，擴大越南戰爭，而且還把戰爭矛頭直指中國，甚至準備對中國使用核武器。這使中國受到了美國進攻、尤其發動核戰爭的嚴重威脅和巨大危險，不能不引起毛澤東最大的重視和憂慮。
　　
　　其實，還在肯尼迪上台後不久為了阻止中國“南下”而向南越增兵搞“特種戰爭”時起，毛澤東就不安起來。以後肯尼迪兩次舉行對華核戰演習，又和蘇英簽訂了意在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的三國禁核條約，還策劃準備由美國單獨派戰略轟炸機或同蘇聯一道各派轟炸機聯手摧毀中國西部核試驗基地，使毛澤東對美國要對中國發動戰爭甚至核戰爭的預感越發強烈起來。而當時中國經濟落後，還沒有做好反侵略戰爭的準備，尤其還沒有研製成功原子彈，這無疑加劇了毛澤東對中國安全的擔憂。他再三考慮後認為有備無患，應該防患於未然，對以後可能會發生的戰爭和核戰爭要做好打的準備。尤其一定要儘快造出原子彈來，否則對美國的核攻擊將只有挨打被毀的份兒而毫無回手之力。這正如他在1955年作出中國搞原子彈的戰略決策時所說的：“我們不僅要有更多的飛機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在肯尼迪遇刺前兩個月，即1963年9月，他在審閱《關於工業發展問題》時批語中說的：“如果不在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這裡存在着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但是我們應當以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面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注36］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29日，他曾指示國家計委和國防工委關於1964年國防工業的主要任務是繼續以“兩彈”為中心，保證原子工業和導彈的研製和生產。［注37］
　　
　　正在這時，美國總統肯尼迪突然在1963年10月3月下令從越南撤軍。肯尼迪這個結束美國參與的越南戰爭而可以避免發生美中戰爭的選擇和決定，對毛澤東和中國來說當然是個好消息。
　　
　　不料好景不長，一個多月後肯尼迪又突然遇刺而使國際風雲突變，繼任者約翰遜立即改變肯尼迪的歐洲戰略重點而擴大針對中國的越南戰爭，這使毛澤東頓時緊張起來，對戰爭的準備之事也更重視起來。他在希爾斯曼發表敵視和包圍遏制中國的演說後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6日，對負責“兩彈”的副總理兼國家科委副主任聶榮臻元帥說：“軍事上除進攻武器外，要注意防禦問題的研究，也許我們將來在作戰中主要是防禦。進攻武器，比原子彈的數量我們比不贏人家。戰爭歷來都需要攻防兩手，築城、挖山洞都是防嘛。我們準備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注38］對於希爾斯曼的演說，他在12月28日給劉少奇、鄧小平、外交部和外事辦的批語中指示要對美國的反華政策“採取攻勢”，［注39］又在1964提1月12日在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鬥爭的談話中指出：“美帝國主義手裡的原子彈、氫彈，是嚇不倒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
　　
　　毛澤東這時對儘快研製出原子彈特別重視。1964年1月17日他在接見外國記者和專家時非常自信地說：“現在他們看不起我們，認為我們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現在原子彈還沒有爆炸，但是總有一天要爆炸的。”［注40］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十三陵會議上專門談到了軍事問題，要全黨作好備戰工作。他提出：“要準備打仗，打起仗來不要慌張，打原子彈也不要慌張；帝國主義不要怕，越怕越被動，有了準備，就不怕；我們要有準備，打起仗來靠中國頂住，靠修正主義(指蘇聯)是不行的；敵人打進來，我們就可以打出去了，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軍不夠，不但要搞文，還要搞武，要製造槍；各級地方組織也要抓軍事。”［注41］
　　
　　但是毛澤東知道中國更需要和平。他在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友人談話時表示：“打仗對我們沒有好處，我們要進行建設，打仗會把我們進行的建設打爛了。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注42］所以他對約翰遜如果能像肯尼迪一樣從越南撤軍而避免再次發生中美戰爭抱有希望。7月9日，他對法國外賓說：“現在法國人在教訓美國人，叫美國接受法國的教訓，不要在越南打仗了：‘我們法國人失敗了，你們美國人要打，也要像我們一樣失敗的。’美國大概會接受法國的教訓，已經打了三年打不贏，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注43］
　　
　　然而與毛澤東的希望相反的是，美國不僅沒有撤軍，反而更大的增兵擴戰，此時派往越南的美國軍隊也已達到8.1萬人，而且還在8月2日製造了“北部灣事件”。美國國會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擊敗對美國的任何武裝襲擊，約翰遜便於8月5日開始大規模轟炸北越。中國政府對美國把戰爭推向北越的侵略行徑於8月6日發表了嚴厲譴責的聲明。
　　
　　 七、毛澤東說要打仗了
　　
　　“北部灣事件”是美國把越南戰爭從“特種戰爭”擴大到“局部戰爭”的轉折點，如果美國對北越繼續升級地轟炸下去，就可能會襲擊和轟炸中國，由此很可能會引發中國抗擊美國侵略的中美戰爭，這迫使中國不得不做要打仗的實際準備了。毛澤東深知此事件發展下去的這種嚴重後果，所以在中國政府的聲明稿上批語道：“汪東興同志閱後，即交江青閱。要打仗了，我的行動得重新考慮。”［注44］
　　
　　“北部灣事件”以後戰爭形勢開始緊張起來，中國對越南的抗美援助和反美侵華的備戰工作也加緊起來。毛澤東在批語“要打仗了”後僅過6天，即1964年8月12日，又對解放軍總參謀部提交的《對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落實”的批語，並責成國務院組成由李富春為組長、薄一波、羅瑞卿為副組長等13人的專案組予以實施落實。9月21日，毛澤東又在周恩來要求立即準備進行核試爆的報告上作了“已閱，擬即辦”的批示。［注45］10月16日，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成功，中國終於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蘇的核壟斷，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核國家。
　　
　　與此同時，為了應付未來戰爭和核戰爭的危險，三線建設也加緊開展起來。1964年中共中央在擬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原先決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稱為“吃穿用計劃”，但隨着越南戰爭的升級擴大，中國領導層馬上改變了這一計劃。毛澤東從存在新的世界戰爭嚴重危險的估計出發，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要把全國分為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因此決定搞三線建設，要準備打仗。”6月29日我國自行研製的第一枚彈道式地對空導彈試製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發射兩枚，使全程試驗圓滿成功。
　　
　　接着，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又指出：“要準備美國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業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不利於備戰。工廠可以一分為二，要搶時間搬到內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學校、科學院、設計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條鐵路要抓緊時間修好，鐵軌不夠，可以拆其他線路的。”“為了防止外敵突然襲擊，要改變我國工業和國防建設不合理布局。” ［注46］
　　
　　10月18日，即原子彈爆炸成功後的第三天，中共廣東省委對於在美國目前積極擴大對北越侵略戰爭情況下廣東省關於國防工業和三線備戰工作向中南局並中央作了報告，該報告提出加速地方軍事工業、國防公路和通訊的建設，把前沿工業內遷到三線，做好物資倉儲工作，加速農業、山區經濟和文教衛的建設等。毛澤東立即批示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羅瑞卿，要求各省“也都討論一下自己的三線問題。……現在不為，後悔無極”。［注47］
　　
　　11月12日，毛澤東在關於中央軍委抓戰備落實、修改全軍作戰計劃的報告上批語道：“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閱，這是件大事。請你們注意軍事，不要把它忘了。” ［注48］可見毛澤東對備戰、作戰問題的重視程度，也可見劉、鄧、彭在毛澤東批語以前幾乎把這件備戰、打仗的大事給忘了。
　　
　　為了加快經濟建設步伐，儘快增強國力軍力，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大會，確立了“四化強國”建設路線。而這時隨着越南戰爭向北推移，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越加嚴重起來。1965年2月18日，麥克納馬拉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詞時說：“中國今天是美國的主要敵人”，“我們打算堅定不移地反對共產黨中國”。而許多美國報紙聲稱越南戰爭中將不再有朝鮮戰爭那樣的“庇護所”，美國軍隊對得到中國支援的北越軍隊將實行“窮追”，在作戰中將不承認“任何武器限制”，言下之意是可以對越南和中國使用核武器。
　　
　　1965年4月9日，鄧小平寫了一份中央關於加強戰備工作的指示稿，該稿要求全黨縣委以上幹部加強戰備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戰局發展，要準備對付美帝把戰爭引到我們國土上來；要估計到敵人可能冒險，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情況，準備對付美帝轟炸我國的軍事設施、工業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們的國土上作戰；要切實做好對付敵人空襲的準備，我們對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準備。毛澤東於第二天即4月10日就批示：“已閱，同意。” ［注49］
　　
　　緊接着，中共中央於4月12日發出了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鑑於美國正在越南採取擴大侵略的步驟，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國，嚴重威脅我國安全，在目前的這種形勢下，中央認為應加強備戰。《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準備應付最嚴重的局面，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盡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國鬥爭。一個月後，即5月14日，我國第二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5月21日，解放軍總參謀部為了貫徹毛澤東關於戰略方針問題等一系列指示召開了軍委作戰會議，並印發了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的指示紀要，該紀要的主要意見是：1、要立足於準備早打、大打，從各方面來打。做好準備，迫使敵人不敢輕易來打，爭取推遲戰爭，甚至使戰爭打不起來；2、處理好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係等。毛澤東在四天后作出批語：“此件已閱，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項意見，都同意。” ［注50］6月2日，毛澤東又對國際關係研究所的一份內部材料批示道：“一、二、三年之後才打，我們就有準備了，但是我們要放在馬上打的基礎上部署工作。” ［注51］而一個多月後，即7月11日，美國開始侵犯中國領空、對北越的轟炸北移，對中國的偵察、“遊獵”活動和擦邊挑釁事件驟增，約翰遜又於7月27日作出了“在東南亞進行更大戰爭”的決定，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爭已經越加臨近了。
　　
　　為了避免真的發生中美戰爭時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和在戰時有足夠的後勤供給能力及安全保證，國家計委在8月21日召開了搬遷工作會議。會議指出，搬遷工作必須立足於對付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要堅決地快搬、早搬，實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則，國防尖端項目要分散、靠山、隱蔽。從這時起，全國有必要遷移的企業、單位、工程科研項目和人員等的搬遷工作和三線建設便緊張全面地開展了起來。
　　
　　為了搞好搬遷工作和三線建設，毛澤東約同劉少奇、鄧小平和彭真在9月25日親自請彭德懷出山擔任西南三線建設副總指揮。他對彭說：“現在要建設戰略後方，準備戰爭。”“將來還可以帶一點兵去打仗”。［注52］
　　
　　1965年9月初，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方針，國家計委又重新草擬了《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提綱》明確提出，“三五”計劃必須立足於戰爭，從準備大打、早打出發積極備戰，把國防建設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線”建設，集中力量儘快把“三線”地區的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建設起來，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發展農業生產，相應發展輕工業，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匯報提綱》要求把建設重點放在“三線”地區，強調指出將“三線”建成初具規模的戰略大後方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問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採取堅定的態度，就會犯方針性錯誤。
　　
　　196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決定將經濟建設的中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戰備。
　　
　　為了準備戰爭，加強中央軍委的作戰指揮能力，毛澤東於1966年1月8日又將葉劍英、徐向前、劉伯承等老帥增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此時，十大元帥中除了羅榮桓元帥已去世、朱德任人大委員長、彭德懷在三線外，其餘七帥全為副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