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后来肯尼迪政权里的一些高级官员。看看这里吧：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13333.shtml

　

五、美国准备对中国发动核战争
　　
　　然而更严重的是，约翰逊政府也像他的前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一样，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
　　
　　早在中共刚刚建国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就想对朝鲜和新中国发动核攻击。1950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援助朝鲜的中国志愿军打退，为挽救失败，麦克阿瑟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允许把战争急剧升级，包括封锁和轰炸中国大陆，并沿鸭绿江南岸的朝中边界设置一道“放射线带”。他扬言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甚至表示准备以此核攻击引发同苏联的战争。美国海军少将莱勃也向参联会要求“以原子弹的可能使用作为阻滞中国军队干涉和掩护美国军队从朝鲜撤离的一种手段”。11月30日，也就是战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秋津水库向志愿军投降之日，杜鲁门总统召开紧急会议宣称：在朝鲜战场上“对原子弹的使用已经给予积极的考虑”。12月6日，志愿军解放平壤并把战线推进到三八线，杜鲁门立即批准将原子弹装运到一艘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航空母舰上，随时准备在朝鲜使用，美国轰炸机还对平壤发动了模拟核袭击演习。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总统提交要求对中国实施原子弹攻击的计划。美国在当年已用可以发射“马克－－4”型和“W－19”型战术核武器的280毫米榴弹炮大量装备部队，并准备将它用于朝鲜战场。1952年11月，杜鲁门总统表示：“我们准备封锁从朝鲜边界到印度支那半岛的中国海洋。我们准备用各种手段摧毁满洲的每一个军事基地，包括潜艇基地。如果还有进一步的干涉，我们在必要时摧毁中国的任何港口和城市。”
　　
　　 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月20日接任总统后，便在2月11日同意参联会关于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建议。他指出：“在朝鲜，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5月6日，他在一次国家安全秘密会议上还亲自选定在朝鲜境内进行原子弹突击的具体目标，并接受莱德尔将军的建议，认为可以考虑在开城地区使用战术原子弹。5月19日，参联会制定并由艾森豪威尔同意的“奥普兰8－52核作战秘密计划”，准备把朝鲜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并指示把此决定通知到战区各级指挥官。［注28］
　　
　　第二天，国安会讨论了如果中共不接受战俘协议，就决定“针对中国和满洲采取空中和海上军事行动，其中包括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广泛使用原子弹。”这次升级行动以海上封锁中国港口为开端，然后逐渐扩大到对大陆的核轰炸，其目的是为了“取得最大的突然性和最大的心理影响”。［注29］
　　
　　美国除在朝鲜战争中准备对中朝使用核武器，也准备对中国的援越抗法战争进行核打击。1954年3月，美国为了帮助法国阻止越南人民军的胜利，打击中国援越，陆军参谋部曾准备实施代号为“秃鹰行动”的秘密核作战计划，即在黎明时分由海军航母战斗机投掷2至6枚3.1万吨级的原子弹取得优势。为此美国陆军情报局对在越南境内使用核武器所要打击的目标进行了精心的研究，并分析了诱发中国进行干预而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部署在越南海域的美国海军航母此时也己经全部装载了原子弹，随时准备派飞机把原子弹投向北越和中国。［注30］
　　
　　同年5月，中国针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武装行动对金门、马祖两岛进行炮击，美国参联会以及雷德福海军上将及空军和海军参谋长们立即要求总统下令向中国大规模投掷核武器进行报复，并派美军进驻金马。1955年3月，美蒋担心解放军攻占一江山岛后会进一步解放金、马和台湾，美国决定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予以阻止。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还在3月10日表示：美国已经作好了对中国进行原子打击的准备，并说：“我们将不得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大陆的机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尼克松副总统也暗示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尔内海军上将甚至公开透露美国已经拟定好的一个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核攻击的计划，而国务卿杜勒斯和他的高级顾问以及他的弟弟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提出，只要解放军进攻金、马，美国就在台湾部署核武器，并使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就马上对中国进行全面进攻，封锁整个中国沿海，摧毁中国能源、交通铁路线。［注31］
　　
　　 　1957年上半年，台湾海峡发生了第二次金、马危机，美国又一次准备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不仅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还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作战部队，中国首次受到美国战术核武器的具体威胁。9月2日，杜勒斯和参联会又要求对中国进行核打击，艾森豪威尔批准一份对华使用核武器可能性的绝密文件，并在台湾海峡和亚太地区进行了美国战后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杜勒斯在总统授权下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9月6日，美国向台湾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参联会甚至要求总统授权第七舰队可以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核攻击的权力。
　　
　　 　如前所述，肯尼迪上台卷入越南战争后为阻止中国南下，也准备对中国和越南发动核战争。他曾说：“我们完全不能想像中国拥有核力量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中国确实很危险，禁核条约若能真的阻止中国成为核武国家，则这个条约是不错的。我们确实在不能让中国拥有核武器，禁核条约必须对中国有严重影响，这很重要。”因此他不仅和苏英搞了个三国禁核条约，而且分别在1961年9月6日和1962年9月举行过代号为“高根1”号和“高根2”号的两次对华核战争演习，还企图同苏联合作摧毁中国的核武设施和基地，只是因为他要继续实施对付苏联的欧洲战略重点而只得作罢。
　　
　　 　　现在又轮到取代肯尼迪的约翰逊了，他当上总统扩大越战后，也想靠核武器取胜。1964年3月，也就是约翰逊在他刚上台以后才四个月，他就批准美国军事指挥官在四种紧急情况下不经总统同意就可以自行决定使用核武器的秘密指令。这项被列为最高机密的指令，是麦克纳马拉根据《邦迪备忘录》作出的，并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批准。这四种紧急情况是：1、美国将遭到从空中到太空发动的核攻击；2、美国即将遭到来自海上的飞弹袭击；3、美国在遭到核攻击后不得不采取攻击行动；4、派驻海上或国外的美军遭到重大攻击行动［注32］这也表明美国早就做好了一旦中国拥有核武器并对美国构成核反击威胁时就要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的准备了，而且将领们不经总统批准、或与总统联络不上时就可以自行决定这种核攻击。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试爆成功原子弹，这使得美国更想摧毁中国的核力量。美国保守派领导人威廉·马克莱在1965年1月和6月两次要求约翰逊总统全面摧毁中国的核武力量，甚至台湾国民党的蒋介石、宋美龄和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呼吁美国使用核武器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麦克纳马拉和参联会、威斯特摩兰以及许多主张核武器取胜的人更是积极地向总统建议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打一场核战争，其间还要对中越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正如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如果中国在越南或朝鲜参战，如果美国的损失非常巨大而常规战争不能达成预期的目的时”，美国“肯定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放射性武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的。”
　　
　　他们提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第一个方案是：随着越战的扩大和美中战争的发生，美国在将要坚持不住的关键时刻，对中国援越军队和中国本土正在研制原子弹的核基地等重要战略目标、政经中心、人口密集区等投掷或发射大批大当量的核弹。同时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量杀伤中越军队主力，一举把中国打成瘫痪，然后平息美国国内反战内乱，并回师援欧抗苏；
　　
　　第二个方案是：在老挝边境一带用三至四个师进行封锁，并用战术核武器炸出一个“核化地带”来，阻止中国援越军队南下；或者对北越进行有控制有选择的核轰炸，以打击中越军队，对中越中老边界通道进行核封锁，阻断中国援越。与此同时，对中国境内正在进行核发展的核武基地，核设施、核仓库等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轰炸，将中国还未研制成功或刚刚获得成功的核武力量一举摧毁摘除，扼死在“摇篮里”。
　　
　　由于这个核战争计划得到约翰逊总统的支持，所以痴迷于艾森豪威尔“大规模报复”战略而热衷打核战争的麦克纳马拉这时大肆鼓吹战争会进一步升级，承认要爆发核大战，并说美国在这场核大战中准备死亡1.5亿人，中国、越南要死多少人就可想而知了。［注33］
　　
　　为了进一步扩大针对中国的侵越战争，实现同中国开战、甚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计划，约翰逊在1965年6月8日宣布美国直接出兵参战以后，主张对中国先来点挑衅性的“毛毛雨”，然后逐步升级，诱使中国反击而找到对中国动武的借口。于是便在1965年7月11月开始派飞机侵犯中国云南领空，在越南的轰炸地区也不断向中国边境方向北移，同时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中国南部沿海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武装挑衅事件骤增。为了准备出兵入侵北越和准备同中国交战和打核战，约翰逊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的战争”的决定，并更多地向越南增兵，到1965年年底时，侵越美军已从1964年年中的8.1万人，猛增至18.43万人。
　　
　　1966年1月，美国进一步把主要军事力量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到亚洲太平洋地区，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这正如美国《幸福》杂志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所说的：“若干月来，美国正在以变得几乎惊人的规模把它的军事部队中的主要力量从大西洋地区转移到太平洋。美国的军事机构从一个面对俄国的、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为一个面对中国的、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紧急调往太平洋的部队在大多数方面比十年多来美国为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在欧洲保持的部队强大得多。”美国希望日本扩军备战，“最理想的是，在若干年内，日本连同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南海的英联邦伙伴在东北部结成一个重要的弧形，成为对赤色中国周围形成的新月形遏制圈。”［注34］
　　
　　刚过两个月，即1966年3月，约翰逊下令对北越的轰炸进一步升级。5月，美国开始直接向中国打上门来，派战机击落一架中国飞机。8月，美国战斗机又炸沉炸伤中国货船各一艘，炸死中国船员9人，炸伤7人，而且美国轰炸机对位于河内市区的中国大使馆也发射了空对地导弹。到1966年底时，侵越美军已由1965年的18.43万人，猛增至38.35万人，平均每月增加超过1.6万人，而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在中国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六、毛泽东说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中国始终在密切注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对越战争的发展动向。对于肯尼迪上台后向南越增兵搞反游击战的“特种战争”，人民游击战争的创造者毛泽东是很注意的。以后他曾对斯诺说：肯尼迪“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文章，这可能是真的”。［注35］
　　
　　毛泽东对肯尼迪在1963年10月下令从越南撤军和为了扫除撤军障碍在11月1日策动杀掉吴庭艳兄弟的政变，也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应该是欢迎的。
　　
　　但在即将结束越战的关键时刻肯尼迪突然被暗杀，这是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是没有想到而极感突然和震惊的，因为这个突变将关系到肯尼迪的继任者是继续贯彻实行肯尼迪停止越战的决策呢还是相反，而这将决定中国的安与危，毛泽东和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然而不幸的是，依靠肯尼迪的死才得以继任的约翰逊政府却是反其道行之，不仅背弃肯尼迪的撤军计划和命令而急剧向越南大量增兵并轰炸北越，扩大越南战争，而且还把战争矛头直指中国，甚至准备对中国使用核武器。这使中国受到了美国进攻、尤其发动核战争的严重威胁和巨大危险，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最大的重视和忧虑。
　　
　　其实，还在肯尼迪上台后不久为了阻止中国“南下”而向南越增兵搞“特种战争”时起，毛泽东就不安起来。以后肯尼迪两次举行对华核战演习，又和苏英签订了意在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三国禁核条约，还策划准备由美国单独派战略轰炸机或同苏联一道各派轰炸机联手摧毁中国西部核试验基地，使毛泽东对美国要对中国发动战争甚至核战争的预感越发强烈起来。而当时中国经济落后，还没有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尤其还没有研制成功原子弹，这无疑加剧了毛泽东对中国安全的担忧。他再三考虑后认为有备无患，应该防患于未然，对以后可能会发生的战争和核战争要做好打的准备。尤其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来，否则对美国的核攻击将只有挨打被毁的份儿而毫无回手之力。这正如他在1955年作出中国搞原子弹的战略决策时所说的：“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在肯尼迪遇刺前两个月，即1963年9月，他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时批语中说的：“如果不在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注36］而在此前不久的8月29日，他曾指示国家计委和国防工委关于1964年国防工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以“两弹”为中心，保证原子工业和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注37］
　　
　　正在这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突然在1963年10月3月下令从越南撤军。肯尼迪这个结束美国参与的越南战争而可以避免发生美中战争的选择和决定，对毛泽东和中国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
　　
　　不料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肯尼迪又突然遇刺而使国际风云突变，继任者约翰逊立即改变肯尼迪的欧洲战略重点而扩大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这使毛泽东顿时紧张起来，对战争的准备之事也更重视起来。他在希尔斯曼发表敌视和包围遏制中国的演说后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6日，对负责“两弹”的副总理兼国家科委副主任聂荣臻元帅说：“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问题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注38］对于希尔斯曼的演说，他在12月28日给刘少奇、邓小平、外交部和外事办的批语中指示要对美国的反华政策“采取攻势”，［注39］又在1964提1月12日在支持巴拿马人民反美斗争的谈话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
　　
　　毛泽东这时对尽快研制出原子弹特别重视。1964年1月17日他在接见外国记者和专家时非常自信地说：“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注40］
　　
　　1964年6月16日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会议上专门谈到了军事问题，要全党作好备战工作。他提出：“要准备打仗，打起仗来不要慌张，打原子弹也不要慌张；帝国主义不要怕，越怕越被动，有了准备，就不怕；我们要有准备，打起仗来靠中国顶住，靠修正主义(指苏联)是不行的；敌人打进来，我们就可以打出去了，要抓民兵工作，只靠解放军不够，不但要搞文，还要搞武，要制造枪；各级地方组织也要抓军事。”［注41］
　　
　　但是毛泽东知道中国更需要和平。他在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友人谈话时表示：“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注42］所以他对约翰逊如果能像肯尼迪一样从越南撤军而避免再次发生中美战争抱有希望。7月9日，他对法国外宾说：“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注43］
　　
　　然而与毛泽东的希望相反的是，美国不仅没有撤军，反而更大的增兵扩战，此时派往越南的美国军队也已达到8.1万人，而且还在8月2日制造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国会授权总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败对美国的任何武装袭击，约翰逊便于8月5日开始大规模轰炸北越。中国政府对美国把战争推向北越的侵略行径于8月6日发表了严厉谴责的声明。
　　
　　 七、毛泽东说要打仗了
　　
　　“北部湾事件”是美国把越南战争从“特种战争”扩大到“局部战争”的转折点，如果美国对北越继续升级地轰炸下去，就可能会袭击和轰炸中国，由此很可能会引发中国抗击美国侵略的中美战争，这迫使中国不得不做要打仗的实际准备了。毛泽东深知此事件发展下去的这种严重后果，所以在中国政府的声明稿上批语道：“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注44］
　　
　　“北部湾事件”以后战争形势开始紧张起来，中国对越南的抗美援助和反美侵华的备战工作也加紧起来。毛泽东在批语“要打仗了”后仅过6天，即1964年8月12日，又对解放军总参谋部提交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落实”的批语，并责成国务院组成由李富春为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为副组长等13人的专案组予以实施落实。9月21日，毛泽东又在周恩来要求立即准备进行核试爆的报告上作了“已阅，拟即办”的批示。［注45］10月16日，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战争和核战争的危险，三线建设也加紧开展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在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原先决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突出位置，被称为“吃穿用计划”，但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扩大，中国领导层马上改变了这一计划。毛泽东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因此决定搞三线建设，要准备打仗。”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地对空导弹试制成功，7月9日和11日又发射两枚，使全程试验圆满成功。
　　
　　接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指出：“要准备美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业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搬到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也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三条铁路要抓紧时间修好，铁轨不够，可以拆其他线路的。”“为了防止外敌突然袭击，要改变我国工业和国防建设不合理布局。” ［注46］
　　
　　10月18日，即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的第三天，中共广东省委对于在美国目前积极扩大对北越侵略战争情况下广东省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向中南局并中央作了报告，该报告提出加速地方军事工业、国防公路和通讯的建设，把前沿工业内迁到三线，做好物资仓储工作，加速农业、山区经济和文教卫的建设等。毛泽东立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要求各省“也都讨论一下自己的三线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极”。［注47］
　　
　　11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中央军委抓战备落实、修改全军作战计划的报告上批语道：“少奇、小平、彭真同志：此件可一阅，这是件大事。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注48］可见毛泽东对备战、作战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刘、邓、彭在毛泽东批语以前几乎把这件备战、打仗的大事给忘了。
　　
　　为了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尽快增强国力军力，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会，确立了“四化强国”建设路线。而这时随着越南战争向北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越加严重起来。1965年2月18日，麦克纳马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词时说：“中国今天是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而许多美国报纸声称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军队对得到中国支援的北越军队将实行“穷追”，在作战中将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言下之意是可以对越南和中国使用核武器。
　　
　　1965年4月9日，邓小平写了一份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稿，该稿要求全党县委以上干部加强战备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发展，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争引到我们国土上来；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10日就批示：“已阅，同意。” ［注49］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4月12日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国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中央认为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一个月后，即5月14日，我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5月21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等一系列指示召开了军委作战会议，并印发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的指示纪要，该纪要的主要意见是：1、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做好准备，迫使敌人不敢轻易来打，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2、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毛泽东在四天后作出批语：“此件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都同意。” ［注50］6月2日，毛泽东又对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份内部材料批示道：“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是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注51］而一个多月后，即7月11日，美国开始侵犯中国领空、对北越的轰炸北移，对中国的侦察、“游猎”活动和擦边挑衅事件骤增，约翰逊又于7月27日作出了“在东南亚进行更大战争”的决定，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已经越加临近了。
　　
　　为了避免真的发生中美战争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和在战时有足够的后勤供给能力及安全保证，国家计委在8月21日召开了搬迁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搬迁工作必须立足于对付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坚决地快搬、早搬，实行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国防尖端项目要分散、靠山、隐蔽。从这时起，全国有必要迁移的企业、单位、工程科研项目和人员等的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便紧张全面地开展了起来。
　　
　　为了搞好搬迁工作和三线建设，毛泽东约同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在9月25日亲自请彭德怀出山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对彭说：“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注52］
　　
　　1965年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国家计委又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强调指出将“三线”建成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采取坚定的态度，就会犯方针性错误。
　　
　　1965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又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战备。
　　
　　为了准备战争，加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能力，毛泽东于1966年1月8日又将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此时，十大元帅中除了罗荣桓元帅已去世、朱德任人大委员长、彭德怀在三线外，其余七帅全为副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