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機遇一去不返，南洋華人社會也歷經滄桑巨變，今天中國必須在遠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中，維護漏洞重重的“九段線”訴求。

　　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中，美中兩國就南中國海爭議激烈交鋒;在具體海域，美軍偵察機和調查船咄咄逼人。連《經濟學人》也憂慮雙方在南中國海發生衝突的風險。

　　華盛頓是否有胃口同時與俄羅斯和中國軍事對抗，令人懷疑。但是對俄中同盟無法期待過高。美國國務卿克里近日訪俄就敘利亞危機等“交換看法”後，莫斯科馬上擱置向伊朗提交S300防空導彈系統。

　　近70年來，對於中國歷屆政府在南中國海的“九段線”，美國始終不置可否。直到去年2月5日，美國助理國務卿盧塞爾(Danny Russel)，才在國會聽證時首次表示“九段線”違反“國際法”。

　　除了1974年西沙之戰(美國保持中立)，北京長期在南中國海保持低調。南中國海鄰國得以蠶食“九段線”，中國直到近年才大張旗鼓。從美國的立場轉變，可以說中國已經失去了全面控制南中國海領土的最佳歷史機會。

　　在領土問題上，一瞬即逝的歷史機會常常極為關鍵，決定了此後幾百年的政治地圖和國家疆域。俄羅斯的領土擴張便不放過任何機會。斯大林既搞“世界革命”，更注重領土實利。普京去年奇取克里米亞，是延續這一傳統。

　　百多年來，中國卻有過不少失之交臂的歷史機會。1919年，北洋名將徐樹錚率西北邊防軍第一師進入外蒙古，迫使外蒙撤銷獨立，同時收復唐努烏梁海，被孫中山比擬為班超和傅介子之功。這一歷史機會復失，固然有其他原因，但是“倒戈將軍”馮玉祥為了一己私仇，在廊坊車站綁架槍殺徐樹錚，極為關鍵。馮因此是千古歷史罪人。

　　毛澤東雖然常被比作斯大林，但毛熱衷“世界革命領袖”虛名，而絕無斯大林對領土的精明。只要比較一下民國時代的地圖，就可以看到毛在長白山和外蒙邊界等多處退讓。中印邊界戰爭後“主動撤出”藏南領土，和放任日本重占琉球，都是歷史大錯。“輸出革命”更直接傷害中國的南中國海利益。

　　鄧小平的歷史功績，便是不圖虛名而專注實利。1978年訪問新加坡、吉隆坡、曼谷之後，鄧看到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關鍵，是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此後改革開放的成功，全是基於這一準確觀察。鄧同時廢棄“輸出革命”，改善在東南亞的外交處境，但並不能追回在南中國海失去的最佳歷史機會。

　　十年前，李光耀先生接受德國《明鏡》雜誌訪問，除了提到上述鄧小平改革決策的誘因，更對中國的歷史機會有如下精闢回顧：“假設中國從未在1949年採納共產主義，假設國民政府一直與美國合作，那麼中國早該是亞洲強大力量，而不會是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正因為中國自己與外隔絕，亞洲邊緣先發展起來了。”

　　中國的南中國海的領土主權，與李光耀先生的觀察密切相關。

　　即便在中國人自己眼中，“九段線”也相當不尋常：基本把整個南中國海劃成了內湖。什麼原因使得南京國民政府在抗戰後的瘡痍中，作出這樣的歷史大手筆?

　　幾乎被遺忘的歷史事實，便是南洋幾乎相當於國民黨的“延安”，是中國現代民族主義的重要起源地，也是比中國本土更早普及“國語(普通話)”的地區。國民黨在南洋建立了巨大的人力資源，絕大多數南洋華人都曾以中華民國子民自居。戰前在南京和上海舉辦的多屆全國運動會，南洋華人參加最為積極。

　　抗日戰爭極大地加強了這一民族認同，在抗戰最艱難的1939年，南洋華人創辦了以蔣介石命名的菲律賓中正學院和新加坡中正中學，至今仍然是兩地極有影響力的教育機構。抗戰期間，總共20多萬華人歸國，肩負民族興亡之責，至少有4萬多人殺身成仁。他們大多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離開生活安逸的南洋，從軍抗戰。

　　華人也是二戰中在南洋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堅，因此遭到最大的迫害殺戮。一個例子是新加坡抗日烈士、中正中學首任監理林謀盛，就義後被追認為中華民國少將。

　　南洋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和人力資源，以及當時美國支持中國在西藏等邊緣地區的主權，是南京國民政府抗戰後劃出“九段線”的重要考慮。在華盛頓對“九段線”的長期默認和李光耀先生的上述假設下，如果在冷戰期間，中國站在美國一方，不僅南中國海主權可以得到確立，東南亞的政治地圖也會有很大不同。

　　歷史機遇一去不返，南洋華人社會也歷經滄桑巨變，今天中國必須在遠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中，維護漏洞重重的“九段線”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