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當年的中國軍醫的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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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5-10 04:29:31 點擊:51

這是一個當年的中國軍醫的回憶錄。

他沒有顯赫的戰功，沒有動人的故事，所有的只是當年如流水一般逝去的回憶，與平凡小事中的不平凡。入伍數年，最高興的事情是有了自已的被子，最難受的事情是看着戰友窒息卻無能為力，最奇怪的事情是在陝北莫名其妙地鑽山溝。

也許會覺得這樣普通的軍醫沒什麼，也許會因為沒有戰功而對他不屑。但是，那些同樣是真實的遭遇，發生在每個平凡的人身上，也許就是從前的你，從前的我，從前的他。

是否顯赫已不再重要。當我打着這些字時，我眼前浮現的，是我們中國活生生的士兵的悲歡，戰鬥，哀樂。

我叫劉海波。我的老家是祖國河南省延津縣，我是一個鄉下孩子，在鄉下長大。我是家裡的老大，外祖母只有我母親一個，所以對我很疼愛。我幼年的生活、求學都是在外祖母家的鄉下里。家裡有些地可以種，靠天吃飯，不能說小康，但是能保證吃飽。十五歲那年我才回到家鄉。家鄉本來有弟弟妹妹，今年一個妹妹過了。

在七七事變以後，我家鄉有一個少尉軍官，叫周道明，他是我臨近鄉村的一個人，到家鄉說，日本人侵略中國，要我們亡國滅種，說三個月亡中國。如果愛國就要當兵。這樣約四五十個人，都是二十歲上下，同學同鄉一夥在九月二十號離開了家鄉。我當時帶了家裡的三塊銀元和一個餅，經過了新鄉集合，制定了時間、地點，搭車上火車到了漢口。那條鐵路當時叫“平漢路”，現在好象叫“京廣線”了。我們坐船到武昌，在武昌的一個中學裡面正式入了伍，剃了頭、換軍衣。那時我還穿着媽媽給我縫的長袍，在武昌剃了光頭後，就把長袍賣了三塊錢，穿上了軍衣，分在當時在陸軍預備第五師六五四團，直到此時我們才知道周道明是我們連的連長。當時只發了一套軍衣和帽子，沒有鞋，槍也沒有。編組後成立一個連，開到武昌一個郊縣叫“葛店”，是靠江邊一個鎮，開始集訓。此時已經過了一兩個禮拜，每人又發了一個毛毯。集訓是徒手訓練：跑步、撥慢步（註：一種不實用又特別累人的步法，現已不再有此項目）、正步、分列式等。不到一個月，還沒領到餉，北方戰事已經打得很激烈了，上海也失陷了，上面有命令挑醫兵（就是醫務兵）。連長知道我讀過書，就讓我去當了醫兵。這樣，參軍一個月左右我就離開了連隊，到團里報道，去了訓練班去當了一名醫兵。

當時訓練班主任姓范，訓練時還會打人，我沒挨過打，但別人有挨過的。我們在訓練班裡講衛生常識、急救教育、環境衛生等。過了兩三個月，我們整個師都歸了一百零九師（該師的底子是原東北軍的部隊，才從台兒莊戰場上撤下來，由兩個打殘的師並起來，再加上新兵，才湊齊一個師，給了新番號。師長記得原來叫趙毅，從前張學良手下的旅長，我們一來就換成了中央派的，叫胡松林）。接着部隊從葛店去了江西，我們團到了新余，我在衛生隊當看護兵，一面受訓。那時已經開始照顧部隊裡的病人了，還碰到四五個軍人得了天花，但是老百姓卻沒有得天花――部隊後來轉走了，也不知道病人到地方醫院後如何。江西的風景很美，滿地都是黃花，我們在那裡住了大概是兩三個月的時間，又調回漢口，我又被調回師部軍醫訓練班受訓，那時在陽邏鎮。每天講軍陣外科、軍陣內科（其實就是內科和外科，不知道為什麼取這個名字）、防毒救護、就診等事宜，十大傳染病、症狀和救護都背得滾瓜爛熟。那一陣子日本人打武漢，蘇聯飛行員幫我們打空戰，看到日本人的飛機被打下來，老百姓恨得成群結隊地拿着刀斧去抓出日本飛行員來，活捉了交到上面去。這樣打了一陣，就沒有空軍能幫忙…天空全被小日本占了。

這樣受了兩三個月的訓，日本人從徐州打過來，局勢特別緊張，我們師奉命參戰。在平漢路坐車，到鄭州坐火車轉開封。當時受訓時是八塊一個月，但伙食要扣六塊錢。官長是小廚房，扣十塊伙食。每天十個人一圍（沒有桌子），蹲着吃。每人吃米飯管飽，不過我北方人想吃麵，吃不慣米，老拉肚子。十個人三四個菜，一盆湯，一個禮拜能有三兩次肉。禮拜六一定有加菜，主要吃的是是豆腐、豆子、菜、豬血（因為很便宜）。

到開封時已經是四月上下，南方已經戰事激烈。一零九師因為訓練不足，當預備部隊。六五四團的第二營駐在開封龍庭，我們在一個大房子裡打地鋪睡。沒有被子，每人一條毯子，把衣服當被子蓋着，兩個人擠着睡，這樣暖一點。前方打得厲害，豫東戰役失利以後，我們撤離開封，日夜行軍到鄭州。很多部隊約三二十萬人，都撤到鄭州。到鄭州時老百姓開始收麥子，我們就鑽到麥子堆里睡覺。當地一個中學校園，我們擠到一起睡，老百姓也亂，我們也亂。從開封步行撤退到鄭州，因為後面日本人的機械化部隊追上來了，掩護部隊和他們交火，炮聲多，槍聲少。第二天，上頭指示：黃河炸開了，日本人調不上援兵了。大家放心打！一零九師因為沒有經驗，不讓打仗，撤至鄭州，一路只聽到炮響。那時知道，黃河泛濫了，一下淹死了好多人，都是我們工兵炸的。

到了鄭州，國軍的部隊紀律很差，因為很多老百姓都逃了，就開始進屋子搶東西。上邊知道了，抓了人，幾個部隊當場槍斃了三四個，就在火車站裡行刑，這才穩住局面。因為日本人進不來了，慢慢局面又穩定下來。住了一兩月上下，我們營又開到豫西潼關以東駐了一段時間。這個時候每人又發了一雙步鞋，集訓了一段時間，就到了冬天。

黃河結了冰的時候，上邊下令組織營長組織快速部隊約一兩百人，夜間踩冰過黃河去了運城一帶打仗。那時我已是上士，就派我帶兩個看護兵跟着快速部隊，沒給正式的番號，營長還有一匹馬，別人只能步行。每人發了一個炒米袋，每個醫兵一個救護包（帶消毒紗布，紅紗布條、黃紗布、鑷子、鉗子、止血帶、注身筒），又帶了止痛藥、嗎啡和一些常用傷風感冒的藥，沒有擔架也沒有手術刀、麻醉藥。當時過了黃河，營長姓蕭，叫蕭賢湘。有嚮導引我們去了運城左右，偷襲日本兵在山西駐紮的地方，奪他們的糧和槍。當時打了兩個來月，沒有死人，只有幾個兵受了傷。有時能找老百姓弄到點吃的，還有的給我們殺豬吃。沒有飯吃就吃炒米，通常還是找老百姓買吃的。山西煤多，常常走到前面突然發現一堆火，走到前面發現是沒人的煤堆在燒，也不知道是誰。一開始很緊張，後來也習慣了。這是第一次和日本兵戰鬥。我跟着部隊打仗，一直不停地騷擾日本兵。日本兵也很精，不肯出擊，就在工事裡等援兵。援兵快來了，我們就只好撤出戰鬥。

打了兩個月左右，黃河上的冰要解凍了，我們奉命撤退。這批官兵只有幾個輕傷的，沒有陣亡、逃跑的。結果撤退時我們走到黃河中間，冰面已經化了，掉下了兩三個人，救不了就損失掉了。我們都特別難過，打了這一陣子都沒死人，回去時卻死了。

回來以後歸建制，我從第二營調回團部受訓，繼續學內外科和防毒，越學越深。當時年輕，記性也好，我們都很用心，都記得清清楚楚。醫護班受訓一直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幾個同學中只有我突然得到通知說提前畢業（其實是缺人提前調走），又回營當了少尉醫官，薪水漲到三十五元，我第一次買了被子，做了一套軍衣。那時是在陝西朝邑縣的村子裡。幾年來我終於有被子蓋了，當時的感覺真是太幸福了。當時實際上是三九年四月一號，但我的資料上卻寫成了三八年四月一號，我的年齡也在當時往大里填了一歲，一上一下兩年差出來，我才當了軍官（因為年齡太小）。我的出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日，但是軍隊裡我填的是一九一六年，而我現在的身份證卻是一九一八年。因為打仗，我的年齡都有三個記錄。

當時所有人都在忙打仗，也沒時間談對象。軍官很少帶家屬的，只有一個營長是人家太太從家鄉出來找到他，才帶着的。當時當醫官住不到三幾個月就調到另一個地方。我每個月交的伙食也加到了十二塊錢。

當時錢都當錢，一直到四零年夏天開始，物價開始漲了，伙食錢不夠了，於是改發主副費。主食是發的米麵（後來小米、高粱都有了），副食費是菜費。營部吃飯已經有桌子了，但士兵還是坐地上吃。伙食不愁了，可是軍餉實際上少了。部隊還是一直在訓練，老是調來調去，卻不知道為什麼調動。連部部隊都在有房子的地方如學校、廟和空房、窯洞裡，營部也是駐民房。打靶就在離鄉村遠一點的地方。當時部隊的軍紀非常嚴，犯了事不饒命，我們這些人都不敢犯。 前後在陝西訓到四零年底，開到陝西的韓城守黃河。我們營就在玉門口黃河陣地（就是俗話說鯉魚跳龍門的地方），在河岸的土堆邊，月亮好、灰塵少的時候，龍門關的水衝下來象瀑布一樣，鯉魚跳得很歡，鱗光在月光下閃閃發光，看得特別美麗。月光最好是月十五前後，要到光線好的時候才看得到。我們在那裡與日軍對峙。對岸是山西河津縣駐守的日本炮兵，沒事就向我們發射化學毒氣彈。當時訓練時知道的毒氣彈有四種：催淚性毒氣、噴嚏性毒氣、窒息性毒氣、糜爛性毒氣。最後一種沒有經歷過，前三種毒氣都挨過。催淚性毒氣中了眼睛會腫，就派擔架隊先用毛巾弄濕捂住鼻子，然後抬到丘陵、迎風的地方吹幾小時，沒有藥水，就用井水洗眼睛。噴嚏性毒氣中了後傷員不停地打噴嚏，有時打得出血，沒有特效的藥，也是高處迎風走，讓傷員拚命換氣，嘴吸鼻呼。當時都沒有藥，也沒有防毒面具，對岸一打炮，大家都一齊用濕布捂嘴，然後再看是否打到自已陣地上。最可怕的是窒息性毒氣，打來後突然有人難受地喊幾聲，就不能呼吸了，全身發青，活活悶死。那個炮彈不一定直接打准，它打到附近，風一吹過來，就有人死。毒氣彈沒有爆炸聲，我就聽見象一盆水潑過來一樣“撲”地一聲，有人喊，“醫官快救我，我喘不過氣了啊”，過幾分鐘就不行了。我們拚命跑過去拖他到高處，都來不及了。因為我們駐地在高處，風很大，救人的人還沒有連帶中毒的。但是，中了窒息性毒氣的沒有一個救活的，全都活活地憋死了。我現在一想起來就想落淚，兄弟們身上都變青色了。日本人有時也打普通炮彈，普通炮的殺傷並不大，打炮的時間也不定，有時老百姓也被打傷。我們就根據炸的聲音推斷有沒有毒氣。

四一年的秋天我升為中尉，一個月有四十塊錢了，但是此時物價更漲了。主食副食都是公家發。我們開到韓城以北山區的地方，在玉門口上方。當時團部、營部都住窯洞，士兵輪流派戰壕守黃河。每個人除了步槍，營連長有手槍，步兵有手榴彈，每營有迫擊炮排、機槍連，步兵連只有步槍，沒有衝鋒鎗，有擲彈筒。師里有個炮兵營，但不知道是什麼炮。調到山上過了一年，已經是四二年了。

四一年後就非常苦了。我們發的軍衣不管冬夏都蓋不住小腿，冷得打抖，只能打綁腿。不知道從哪裡搞到一些老百姓做的布底鞋，一年能發兩次，但是很容易破。四二年春夏之交，訓練結束，全師從陝西渡黃河前往山西的山區里，正式出擊。

我們在山西的候馬、降州一帶，開始和日本兵接火，我們這個營在第一線。我正式成為一線救護站負責人。本來有兩個護理，團里支持一個擔架排（二三十個人）、一個醫生。救護戰在連部後這、營部附近樹底下插一個十字旗，備下止痛、止血藥、止血帶、夾板、繃帶。那年四、五月份，我們已經換了單衣，先開始接到命令，團部發來相關的物資和支援的人手，營長在開會時就交待了救護站的位置和相關的安排及作戰時間。我就在營部附近設了救護站待命。當時所有的藥都是國產的西藥，沒有美械美藥。

第一次是拂曉時分，我們部隊開始攻擊。沒有炮兵支援，也沒有迫擊炮支援，只有機槍。第六連步兵開始進攻日本人的陣地。救護站離第一線有三百米左右，不光打槍聽得清楚，子彈嗖嗖地往身邊飛，我們都找了地方邊掩護邊工作。我們進攻時日本人不出來，只是叫援兵。拂曉作戰到中午，日本人的援兵到了，受傷幾人，沒有死亡。第一次作戰沒有太多的傷亡。

日本人的援軍到了以後反擊得非常凶，團里無法頂住，撤到附近的高地，在高地上打得很兇。我的救護站也跟着撤到山頭，離第一線還是三兩百米。這個時候日本人和我們開始打得十分激烈。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兇，一打就是排炮打，一條線來回掃着打。部隊傷亡很大，連着一兩個月衝殺聲、肉搏聲、槍炮聲聽得清清楚楚。營部一吹衝鋒號，兄弟們帶着刺刀往前衝。四川兵的喊聲特別清楚，“格老子的往前衝啊”。重傷的一般只能抬下來，輕傷的扶下來。腿上受傷的把綁腿剪開，手上受傷的剪軍衣，然後止血、消毒、止痛。一面包紮一面開傷票，讓到後方醫院入院。填了傷票，止血包紮後輕傷的指個方向，趕緊讓他走到團救護站，重傷的抬到團求助站，一級一級往後送。日本人的山炮打得很兇，飛機也很兇，在地上都能看到日本人的臉清清楚楚，往地面扔炸彈、打機關槍，一點也沒有把中國人放在眼裡。我們也往天上打槍，但沒有打下來的。

衝鋒戰是吹號的，肉搏戰就沒吹號了，和日本人拼到一起，看誰刺死誰。叫罵、哭喊聲就在不遠的地方，一群人絞成一團，兄弟們都沒什麼說的，所有人都拿勇氣在上面打，這是我親眼看到的。打死的埋都沒有法子埋，就丟到那裡的也有。好多報陣亡的連撫恤也沒有，都是陷命沙場的。山頭戰打得十分慘烈，救護站只有兩個醫生在救護，有時一天三十個人，有時一天二十個人，反正來了人趕緊救，然後送團部，團部治不了再往師部送。日本人一定要殲滅我們，我們始終不讓它殲滅我們，就是輪流拉鋸戰。團里沒有糧了，買不到，只好到地方去征糧。老百姓也苦，沒吃的，有的也會把糧埋起來，不讓拿走。打仗時大家都吃乾糧袋裡的炒米，平時買點菜，再采些野菜。老百姓後來也對我們好了，知道我們打日本人，殺豬給我們吃。日本人非常殘暴，平時躲在據點裡，要鄉公所給女人，出來就四處強暴婦女，污辱完了還要用刺刀捅下體殺死。老百姓十分憤慨。

當時老百姓淳樸得讓人奇怪。作戰以前，一個賣菜的來部隊賣菜，部隊十分奇怪，哪裡有這樣賣菜的，就報營部，抓來問他到底幹什麼。結果對方就說，皇協軍讓我來賣菜，順便看看你們有多少人、是什麼番號的。營長大怒，說，你這不是探子麼？就抓出去槍斃了他。我還問營長，一個好好的人你就這麼殺了麼，營長氣憤憤地說，我們的探子他們抓到了不也是殺麼？就這樣，一條三十來歲的老實漢子就這樣死了。現在想起來還是不該。

守山頭連着打了幾個山頭，相互攻守、包抄，我們不打，別的營就從側面打，總之讓日本人不能睡覺。那時打仗就沒有菜，也沒有什麼罐頭，都是吃炒米袋子裡的炒米。前後三四個月，一直整個師和日本人都在打，我們救護有時忙得不行，有時也沒事。常常是傷兵捂着血來到救站，於是趕緊包紮，送團部，火線送下來的搶救，再送擔架抬送團部。擔架隊不能上第一隊，只能走站里到團部這一段路。日本人不知道我們這裡有救護站，頭頂上槍炮不斷，但沒有直接轟擊過我們。救護戰一般都是治得了槍傷，但如果是炮打了，就是死，沒有能救下來的。炮傷炸裂得太厲害了。如果是槍打穿了，我們只好用紅紗布或者黃紗布捅進傷口裡，再包紮，然後讓送到團部救助站。團部再處理，那時把紗布再取出來。救助用得最多的是碘酒。有的時候忙極了，有人把鑷子弄丟了，那就是沒法子給人傷口消毒。我一面罵，一面讓快找，這時候要是碰到貫通傷就只好用手帶着碘酒捅進傷口消消毒，再包紮，在送團部的傷票上註明要打破傷風針。那時餓了也沒得東西吃，就洗洗手，倒一點炒米在手上吃。

後來我們才知道，我們這一仗是為了牽制中條山戰役，減輕那裡的壓力。所以就是要日本人的援兵來打，好讓他們不能顧及那頭。日本人派來的部隊有山炮，有飛機，但沒有重炮。

這一仗打下來，我們撤退回陝西，陣地不知道是交給哪支部隊了。經過玉門口毒氣戰和這次戰役後，因為有戰地經驗，我被送到軍醫預備團軍醫訓練班第七期受訓半年。這半年是有講義的正規培訓，系統地講了病理和治療。那時吃飯還可以，八個人一桌，四個菜，有湯，一個人一個饃，南方人吃不完，北方人卻吃不夠，就搶別人吃剩的。菜是普通的菜，有一個帶葷的菜或者只有豆腐，禮拜六一定有加菜。當時都是把菜煮好，再往上面灑點油，這樣看起來好看，叫“明油”。禮拜天出去吃碗麵或者餃子，實在是舒服。一直沒有敢吃過館子的點菜，因為沒有錢。畢業以後又碰到軍醫學校招生，我參加了考試。在那裡碰到一位大個子的老相識，叫易曼生，是清華學生出身，湖北人，是團里的老相識。後來知道他是共產黨，不過當時給我幫了很多忙。

考完軍官學校我又回了營部，當時還不知道結果。過了兩個月通知下來，上面有命令讓我去報道。當時全師有三個團另三個直屬營，只有兩個軍醫學校的畢業生，別的都是訓練學校的培訓生。這樣的話醫官非常缺少，大家都捨不得，尤其醫官是救命的。我和營里說了，營里都說醫官要走了，也難過，也高興。六年的老官兵了，第五連的老兄弟紡了紗，染了黑，洋面袋底，給我打了四雙鞋，說，我們幾個沒有錢，只好給你送點鞋。我們當時穿雙鞋好不容易，一下給我打了四雙鞋。吃的有的時候是大米白面，常常是雜糧，不過能管飽。該發的衣服常常發不下來，冬天的衣服要過了冬才發得下來。補給已經困難得不行了。衣服一捅一個洞，線是粗棉紗。我們營里六年，連里是把逃兵名額空出來的軍褲截出來一段給我腿上接上，別的兄弟都只能靠綁腿禦寒。每年一套夏衣一套冬衣，不能按時發，還發一套就要收回去舊的一套，弄得夏天還穿老棉襖，冬天卻只有半截裝。有國軍的士兵逛窯子，得了性病。我勸大家不要去妓院，可是有人就說，命都要拚掉了，還在乎病不病麼，死前連洞房都沒進過，一輩子總得*受過一次吧。我也沒有話說。生活再苦，大家說起拚命來都是不含糊。抗戰越往後，越是苦，只有中央直屬部隊能有美國槍械，我們還是苦。後方機關也是苦。

四二年打仗，四三年春天我上的軍醫培訓，那是全師第一個。半年後我考上了軍醫學校專科部，回部隊後得到通知去報道。已經是四三年夏天了。九月中旬辦完了所有的手續到西安報道，接受軍醫學院的正式教育。學院裡四十三個人睡一個統鋪，誰也不許在裡面抽煙，睡覺後不許講話，晚上睡覺有的人說夢話，有的咬牙，有的打呼，可也奇怪，都睡得好好的。那時學院裡沒有講義，老師就這樣講，我們買了毛紙的本子拚命記筆記。用不起鋼筆，就用筆桿夾個筆頭，叫蘸水筆。這些筆記一直帶着，最後在台灣搬家時失落了。我們還做動物實驗，而且第一次有了人體解剖。四個人一具屍體，雖然都見過血，大家心裡還是害怕。那時補給已經非常困難了，教授一個月只有四袋麵粉，後來只能發玉米、小米了。有的教授步行五里路進城換麵粉吃。我們八個人一桌吃飯，還是一人一個饃，北方人搶南方人吃剩的。幾年來吃飯都沒有坐過椅子。學院院長按慣例是蔣介石兼職（軍事院校傳統），直接管事的叫教育主任。那時的教育主任叫滕書同，少將銜，山東人，留德博士，辦事非常認真。下班後回家，學院給配黃包車（人力車）給他坐，他下班後還要挖點野菜回家補貼吃用，車就在一旁等着。大家知道了以後就禮拜天輪流幫主任做點家務。

本來是四年畢業，但是到了四五年，部隊實在需要人，我所在的軍醫學校專科部醫學組（另一組叫藥學組）第七期於是提前畢業。八月初我提前畢業，我分配到四川，公車買不到票，找到熟人幫忙，想法子搭軍用機飛重慶（那是第一次坐飛機）。正在西安等飛機時，得到消息：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所有的人都高興得不行，大*、大慶祝。我搭了飛機到重慶，卻發現我要分去的部隊是七十六軍，已經走了。我當時盤纏也用完了，所有的人都去接收敵產，沒人理我。終於找到軍醫署，有人接待，用了二十多天查到部隊已經開撥湖北沙市，又幫我買了船票，重慶坐船到了沙市，好象是兩天兩夜。找到部隊。兩三個月後領到三等軍醫證和少校銜。當時的感覺是沙市一片蕭條，亂得很。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沙市市中心靠江岸的地方有個十字路口，一個電線杆上用鐵釘釘着木牌，寫着大大的中國字“錯走錯殺”，電線杆下血跡斑斑。我問老百姓什麼意思，老百姓憤慨地說，當時日本人不讓走這條路。凡是走了這條路的讓日本兵看到，當時就在電線杆下面刺死。也不知道這條路是不是通到什麼日本人的機要地方，不讀字的人死在這塊木牌下的很多。

一直在沙市呆到四六年，從沙市我們行軍經河南走到陝西的壩橋，然後坐火車到寶雞。此時已經是一九四六年的夏天了。勝利已經多半年了，我也是少校，除了看病就是和人聊天。部隊開始整軍，師改成旅，軍改成師，但是官階不變。大家在報紙雜誌上談，我印象最深，大家都說，我們中國一定要強。所謂侵略必敗，我們當時也罵美國人，他們太霸氣。我們爭取努力，下一個世紀一定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紀。當時我周圍的人都是這個說法。而且大家很多人也認為，中國的文字太繁雜，國民教育阻力太大，中國的文字要改革，簡化了才能推動國民教育。還有是水利專家的說法，長江的水壩一定要建，這樣我們華北的電就沒有問題了。我們都說，中國人一定要揚眉吐氣。一百年來都是受人欺負，孫中山說，我們是次殖民地，現在是五強之一，一定要爭氣了。結果，馬上就打起內戰來了。

我四六年回家鄉看家時才知道，我父親劉挺才當白槍會的頭頭，領導鄉親打日本人，截日本人的汽車隊奪了糧槍，結果我父親反而被手下因為分配有意見被殺。河南縣誌也有記錄，寫的是“因抗日被殺”。事實上我父親沒有死在日本人手裡，卻死在自已人手裡。我們中國人，總是自已相打起來。我的母親是六零年大饑荒餓死了，我一生都沒有騙過人，沒有做過不道德的事情，但卻沒有機會給他們盡一天孝。

一九四六年探完親回家，軍醫處長（上校級）讓我當衛生隊長。我不願意去，野戰醫院院長勸我說，軍人服從第一，處長信任你才讓你當，別人想當都不給當啊，我給你組織人手就是了。我說，我想給人看病啊。我不看病我把本事都丟了啊。我當時最佩服的是這個院長，寫蠅頭小字、大字都寫得非常好，修養也好。後來還是組織好了衛生隊、擔架隊（現在有一百多人了）、上任了。我就叫劉隊長了。
當時整編後的七十六軍變成了七十六師，開到甘肅受訓，那時已經是四七年年初了。在那裡訓了沒幾個月，就奉命由甘肅直接經北赴延安旁邊的洛川，走了幾個禮拜，由平涼向東。然後是待命，也不知道待什麼命，後來才聽說是要攻延安。於是團長開會，說是胡宗南長官調了精銳部隊來。三月十六號開始攻延安，開會說，三路縱隊進攻，我們是右翼縱隊。左邊和中央縱隊什麼情況不知道，我們這個仗打得稀里糊塗。一路沒遇到什麼人，光是在山溝里轉來轉去，拖得都垮了。有一天行軍的時候，在山上突然下起暴雨起來了，那時延安都打了一兩個禮拜了。山上的泥巴都滑，好多人都從山上摔下來了。我們當時表也沒有，不知道幾點，伙夫說做飯吧。山上有個院子，院子中間有糞堆，院子裡的水都漚得黃黃的。士兵居然就用院子裡的水用明礬煮過了，再把水拿去和了面，生火在石板下面烤出麵餅來。居然也能吃得香。這是最糟糕的一次。

當時陝北的老百姓都給我們堅壁清野，沒有糧。我們帶的糧吃光了，也沒公路運糧，到處敲地、敲窯洞壁，看中間有沒有空的，能搶些糧。這個時候軍紀就維持不住了。我們一路打到陝北的霞縣，抓到過很少的老百姓，我們團抓到一個女的穿中山裝的，約三四十歲的樣子，也不知道什麼來頭，象幹部。因為團里有個軍需是湖南人，他在平涼時他太太從湖南辛苦找他先生，卻被團長張良之趕走了，太太一天到晚哭，大家看不過眼，湊錢讓她回湖南了。這樣團長後來覺得對不住那個軍需，就說，我還你一個太太吧。把那個女的強給了那個軍需。軍需哭笑不得，又不敢違抗，只好奉命一齊住了個把禮拜。跟着部隊莫名其妙地奉命撤退，沿黃河向南走，那個女的又丟在那裡了，也沒有害她性命，軍需一路在說對不住別人，團里都當笑話講。

就在這裡的時候由於後勤不繼，不得不動用飛機投大餅，降落傘目標大，共產黨的軍隊就出來和我們搶。我們一個營長就是搶糧時被打死的。那時老百姓都不支持我們了，也看不到他們。我們一路向南，快到清澗縣（那時算個大城了，街上都有石頭板路，我們管它叫小北平呢）的時候，右邊山頭上打槍了，有機槍也有步槍，但沒傷到我們的人。看到有四五個人，團部就下令打，結果一打對方又走了，見不到人。在陝北打了一年仗，拖得這麼累，沒吃的，就這一次碰到了情況，也就在撤退的這一次開過了槍。

到了清澗，才知道到清澗以前這裡打了一仗。當時師部就在清澗，結果整個被端掉，師長、副師長、參謀長三個頭頭全部被俘。可是到了城裡，什麼戰火的痕跡都沒有，也不知道怎麼就打輸的。後來過了幾個月，才知道他們在“那邊”沒受什麼罪，又發了路條讓他們回來了。最後那個老師長（叫廖昂）也去了台灣，現在還在紐約，已經一百零二歲高齡了。蔣夫人辦畫展時他還出席過。他是個老好人，但此役後一直沒給他軍職了。整個事情我們都是糊裡糊塗，大家也不知道現在該找哪個長官。

後來我們又轉到延安，補給後到了宜川。我申請了幾次，回到在寶雞的野戰醫院。我離開宜川不到兩個禮拜，宜川就被圍了。胡宗南派了一個軍長一個師長（劉勘、嚴明）帶兵解圍，結果全部被殲滅了，他們兩個也死了。宜川隨後也完了，我所在的七十六師也完了。隨後寶雞吃緊，我跟着軍部又撤到漢中。

當時寶雞很多最好的武器都捨不得發給一般部隊，結果全被在倉庫里讓人繳掉，一個軍長也在裝甲車上被打死了。兩個月後寶雞又占回來，我又隨着野戰醫院回了寶雞東南方的一個鎮，叫下馬營。接着接到國防學院（原軍醫學院）通知，要叫考試後到上海去重訓。我於是通過考試，重歸上海培訓。在上海受訓一年不到，當時戰事已然無望，野戰醫院分批撤走，我也撤到了台灣。撤離時還在海上呆了一天，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到了基隆後才宣布，是有人在船上安了炸彈，把船炸了一個洞，險些在海里沉掉！炸船的人已經查出來了，船開到基隆後也報廢了。不過命是撿到了。

這一撤，就一直到一九八三年，才有機會經香港回去看我的老家。我們暗地裡托朋友從香港（台灣查得很嚴）已經給大陸通了十多年了信了，六五年起時候我就找到了辦法讓香港的朋友給我家鄉的兄弟寄錢、寄信了,但實際一直到八三年才到了家鄉…

這就是劉海波先生和他太太在2004年10月在多倫多的照片，劉老伯已經88歲高齡了
編輯：龍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