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前夕的經濟之戰

作者：張昕冉

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鐘聲即將敲響，但國內的狀況卻仍然危機四伏：內有南方諸省尚未解放，數百萬國民黨殘軍與地方武裝虎視眈眈；外有西方國家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帝國主義的兵艦在附近海域伺機而動。新中國面臨着重重考驗，其中一個當務之急就是經濟問題，這關繫到數億民眾的生活問題，關繫到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更關繫到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威信。暗流涌動下，一場看不見的戰爭開始了。

舊中國是一個經濟嚴重畸形的社會，國民黨政府長期實行惡性通貨膨脹政策，國民生活陷入極度貧困的境地。國民黨統治集團逃離大陸時，帶走了大量黃金和美元，破壞了許多重要廠礦和設備，留下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從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法幣和金圓券發行量增加千億倍，物價指數漲了8.5萬億倍。僅在1948年8月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的短短10個月內，金圓券發行額就增長了30.7萬倍。有一個鮮明的例子是：1937年100法幣的購買力為兩頭牛，到了1947年僅僅可以買到一個煤球，而到1948年時就連一粒大米也買不到。

由於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不斷貶值，毫無信譽可言，不光黃金、銀元、外幣，甚至連清王朝發行的銅元都成為市場上通行無阻的硬通貨，人們競相購買貯存。囤積重要商品，買空賣空成為最賺錢的行業，社會上滋生了一大批投機商人。他們手中握有大量投機資本，專門從事金銀、棉紗、糧食等重要物資的投機倒把，貪婪地抓住一切機會操縱市場、牟取暴利，僅上海一地就有20至30萬人從事商業投機活動。

而此時的中國尚未完全解放，戰爭還在華南、西南等大片國土上進行，軍事費用開支很大。1949年軍費支出占全年財政總收入的一半以上，國家財政赤字約占全部支出的2/3。為了彌補赤字，維持開支，國家不得不增發貨幣。人民幣的發行額以1948年為基數，到1949年11月就增加了11倍，到1950年猛增為270倍，同期物價上漲了40%，顯然這種做法必然會引起新一輪的貨幣貶值和物價上漲。赤字的增加以及通貨的增發，給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大城市的投機資本利用人民幣立足未穩之際，瘋狂掀起銀元、黃金和美鈔的漲風，引起物價劇烈波動，導致1949年4月、6月、7月、11月及1950年2月輪番五次的物價大幅上漲。

1949年的中國需要物資，需要儲備，需要一切能夠滿足國計民生的東西，但此時的中國是怎樣的呢？糧食作物產量比1936年下降了22%，工業產值降低了近一半，重工業下降70%，輕工業下降30%。交通運輸也都遭到嚴重破壞，其中陸運運力下降約20%，水運運力下降約70%，空運運力幾近為零。而且，工業方面基本不能製造任何重要的機器設備，社會生產遭到極大破壞，物資嚴重匱乏，供給嚴重不足。解放前夕，國民經濟已到崩潰邊緣。

即便面臨如此困難，中國共產黨人也絕不氣餒，他們深知沒有經濟穩定就沒有政治穩定，沒有通貨穩定就沒有經濟穩定，如果通貨膨脹問題不能被很好地解決，黨就無法在經濟上站穩腳跟，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根本勝利也無法保證。因此，能否治理好通貨膨脹，穩定經濟形勢，恢復生產建設，安定社會生活，就成為黨在軍事鬥爭之外必須首要解決的問題。

1949年4月21日，北平剛解放不久，中央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時北方農業正值青黃不接之際，人民政府急需的大量軍糧只得靠發行貨幣籌集。投機商人利用大眾對紙幣不信任的心理，用銀元大肆搶購糧食，引起糧價急劇上漲。很快糧價漲勢就從冀中災區蔓延至京津及冀南地區，短短一個月物價就上漲了1.8倍。

為應對此波漲風，人民政府立即下令禁止銀元、黃金和美鈔的買賣與流通，同時搶修因戰爭而斷絕的交通，從東北和濟南調來大量糧食救市。物資一到，立馬在國營貿易公司下建立各專業公司，在北京和天津設立40個供貨店對糧、布等重要物資敞開供貨。另一方面開辦“折實儲蓄”，把貨幣折成折實單位進行存取，既保證存款者不因物價波動遭受損失，也能吸收游資、緊縮通貨。這些措施有力打擊了投機資本，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到5月中旬，漲風在華北陸續平息。這次戰役被稱為首場“銀元之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49年6月，投機分子再度以金銀、外幣為對象，在上海挑起第二次“銀元之戰”。上海解放後，軍管會立即頒布《華東金銀和外幣管理辦法》，宣布人民幣為國家法定貨幣，任何人不得拒用；嚴禁以金銀計價和流通買賣，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掛牌收兌，以此遏制銀元投機。但是投機者們仍然狂妄地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在他們的操縱和哄抬下，市場金銀價格和物價不斷上漲。從5月27日解放到6月9日的短短13天中，黃金價格上漲了2.1倍，銀元價格上漲了2倍，市場物價指數上升了2.7倍。很多資本家嘲笑共產黨不懂經濟，聲稱“共產黨是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財經打零分。”

人民政府也曾嘗試於6月5日向市場拋售10萬枚銀元，但立即就被投機資本吞沒。隨後，上海市市長陳毅公開發表講話，給予投機者最後的警告。然而，投機商人把人民政府的勸告視為軟弱的表現，置之不理。6月8日，人民政府在對情況進行認真分析後，按照陳雲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斷然決定採取措施，嚴懲投機分子。6月10日，在事先進行周密調查和準備的基礎上，查封了位於上海漢口路的金銀投機大本營——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依法逮捕和懲辦了238名首要投機犯罪分子，當天上海銀元的價格立馬就跌了四成。在打擊金銀投機分子非法活動的同時，人民政府還加強了對私營金融企業的管理和監督，加強人民幣的宣傳和對城鄉市場的占領。以上舉措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時的金銀投機活動，成功把金銀擠出市場，鞏固了人民幣的地位，初步穩定了物價。

6月的“銀元之戰”後，人民幣在上海開始站穩腳跟，但投機資本很快轉移了投機戰場，從金融領域到商品流通領域。這次他們瞄準的是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米棉。7月，上海打響了首次“米棉之戰”。在經濟戰中，足夠的物資就是最強大的武器，誰掌握的物資多，誰就能握住主動權，特別是糧、棉這類生活必需品。但是由於戰爭的破壞，解放初期的上海工商業普遍面臨資金緊張，原料缺乏，銷路不暢的困境，停工歇業一度高達20%，根本無力供應市場，眼看又一輪通脹要到來，新生的上海政府再度面臨着危機。

7月12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建完成，陳雲任主任，開始處理全國性的財經工作，發布《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改變過去各自為政、分散管理的情況，集中收支統一管理，大大增強了政府應對通貨膨脹的能力。

7月27日至8月15日，陳雲主持召開了上海財經會議，提出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措施。首先是疏通運力，加緊調運華東各省和中原、華北、東北的糧棉煤鹽等物資進滬，之後通過國營貿易公司拋售物資，調節供需，回籠資金。所謂通脹，實際上就是流通中貨幣量供大於求而導致物價總水平的上漲，那麼就需要通過緊縮銀根的辦法減少流通中的貨幣量，治理通脹。比如發行勝利折實公債、嚴格貸款與投資等。

陳雲

但實行這些措施不是沒有代價的，拋向市場的物資增多，留給自己的物資必然就會減少。更何況建國前後，由於人民解放軍的高歌猛進，軍政公教人員不斷擴張，1949年8月其人數還是600餘萬，到1950年1月就高達942萬，軍費和行政費用的支出非常大。所以，為了實現財政節流，中共中央毅然決定厲行節約，增加生產，減少支出，即便自己吃苦，也要保障民生。不僅在政府機關和部隊中厲行節約，實行糧食配售政策，而且還要求後方的部隊、機關和學校人員也要盡其可能地進行生產，想辦法自給一部分糧食和蔬菜。通過各種努力措施，人民政府成功地縮小了物資與通貨之間的差額，減少了市場上的現金流，有效抑制了通貨膨脹。

1950年1月30日，政務院發布《關於統一全國稅政的決定》，包括《工商業稅暫行條例》《貨物稅暫行條例》等，全國稅收制度自此統一。此後，除批準的地方稅外，所有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均歸中央統一調度使用，國家治理通脹的力量大大增強。

1950年3月後，投機資本接連5次掀起的物價漲風基本被控制住，全國市場基本實現穩定。隨後，中財委為能實現國家財政收支平衡，從根本上避免物價繼續上漲，又開展了一系列統一財經的重要工作。通過兩階段對物價的標本兼治，這場鬥爭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不僅改善了新中國的經濟環境，也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9年，隨着國共軍事局勢的明朗化和新政治基礎的日趨穩定，中國共產黨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歷史已經證明，共產黨人不僅會打仗，也有能力、有魄力解決好經濟問題，處理好老百姓最關心的民生問題，這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不能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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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之前的經濟戰看似兇險，但是，當時的領導人是治病， 也就是說對舊體系的病有足夠的分析和了解， 可以說是藥到病除。 道理也並不複雜， 行政權力與資本權力功效基本相同， 行政權力的效率更高。 只要有強有力的政府， 行政權力可以戰勝任何資本權力的興風作浪。 當年美國餓死800萬人的經濟危機如同洪水猛獸， 羅斯福眼睛一瞪國家行政權力直接干預， 資本怪獸自然偃旗息鼓回歸籠子。

但是政權建立以後，中國採用全新的經濟管理模式， 最初以為可以拷貝蘇聯模式，但是老一代領導人很快發現蘇聯的經濟管理模式與十月革命的奪權模式一樣水土不服不靠譜。 而陳獨秀王明周恩來複製十月革命模式還僅僅是水土不服， 十月革命在蘇聯是成功的。

農業方面經歷了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劉鄧的共產主義， 到1959年鄭州會議在反對“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的基礎上，確立了縣，社，隊三級獨立核算，按勞分配的原則， 後來又在大隊的基礎上分成小隊， 小隊內獨立核算多勞多得。

換句話說毛澤東拋棄蘇聯經驗之後就走到了無人地帶， 前邊沒有路可以模仿，只能自己摸索。 摸索當然是會犯錯，會有代價的。

到了70年代毛澤東開啟的探索的經驗和教訓被陳雲總結成鳥籠經濟， 以國有經濟編織鳥籠， 提供穩定的經濟環境，以個體經濟為鳥，為經濟體系注入靈活性和能力。

​陳雲的鳥籠經濟沒有實戰的機會， 因為很快就被鄧胡趙給拆掉了， 當然， 他們拆的並不徹底， 就是社會主義被拆的七零八落的殘垣斷壁能夠讓中國在全世界經濟危機的的驚濤駭浪中屹立不倒， 可見優越制度的威力到底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