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文學城上看到一則帖子，說是一項調查表明，日本的高中生認為國人待人冷漠，沒有人情味的占到百分之五十三。當時這個數字着實讓我大吃一驚，心想這幫日本人也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如果他們能多了解中國一點，那麼調查的結果就絕對不會是百分之五十三，而是百分之一百。想必某些讀者會認為我在危言聳聽，那麼就先讓我們來看一下幾個就在去年發生的事例:

2005年1月28日上午，格爾木火車站的職工在站台西側發現一名流浪產婦，當時她用單薄的身軀緊緊地抱住剛生下不久的嬰兒。然而，圍觀者卻沒有一個伸出援助之手。10時左右，火車站女職工張西娟在打水路上聽到站台發現產婦的消息，就急忙趕過去查看。在站台西側的一面圍牆下，一名面色鐵青的產婦裹着破棉絮在寒風中瑟瑟發抖，懷中抱着已經凍僵的女嬰。2005年3月7日晚，湖南人張衡生在路上被一輛疾馳的摩托車撞成重傷，當地村民先後聯繫110指揮中心，交警大隊，派出所，民政局，可是均無人過問。在此後五天裡，始終沒有任何部門過問此事。3月12日清晨，在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雪中，張衡生最終被凍死在路邊。這便是去年震驚全國的“張衡生事件”。2005年七月中旬，在吉林市河南街中段，一個瘦弱的小姑娘頂着烈日跪地乞討，汗水和淚水打濕了她面前的白布:“救救我爸爸吧，他叫胡茂東，在去年的中百商廈大火中奮勇背出11人，現在病重沒錢治了......”

我們知道，中國人向來講究“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其實這都算不上什麼，因為只有在事情切切實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才能真正地刻骨銘心。 兩年前我住迪堡的時候，一次騎車由於車速過快，在一個拐角處撞上了欄杆，整個人狠狠地摔倒在地，頓時膝蓋處鮮血直流，腳指甲也摔掉一個，疼得我愣是半天沒爬起來。當時在我身後十幾米遠處有一中國男生，他看到我摔地上了，馬上頭一回，假裝沒看見，繞了另一條遠路走了。而就在那年冬天，路上鋪滿了厚厚的積雪，我騎車出來又不小心滑一跤，走在後面的一個印度人馬上跑上來扶起我，問我有沒有受傷，要不要緊。同樣的 情況，中國人跟印度人的態度為什麼截然相反，又是什麼原因令當今的國人變得如此冷漠，如此得不近人情?

一.中國人歷來的“欺生文化”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便是極低的遷徙率，絕大多數人在哪裡出生，便在哪裡死亡。久而久之便形成所謂的家族文化，村落文化。 比方說我們今天還能經常聽到的什麼李家村，趙家村，這些村落里的人們不僅彼此相識，還多多少少沾親帶故。低遷徙率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以地域為基礎在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個十分有限的交際圈，讓人們從心底里把他人劃分成兩大類:熟人和生人。只關照熟人，跟陌生人之間卻僅存在利益關係，而毫無人情可言。“一家人不說兩家話”，“你怎麼胳膊肘往外拐”，“肥水不流外人田”等俗語便是中國人“欺生文化”的充分體現。

有時候走在路上想找人問個路，不想那人卻跟你一攤手，說是先給五塊錢再告訴你。一位中國遊客看到巴黎聖母院門口圍了一大幫子人，他以為是有人在打架，便過去湊熱鬧。結果上去一看，原來是一個人流鼻血了，圍着的那幫人是在幫忙。我想國內即使會出現這種情況，那也肯定是在精神病院。

中國的這種欺生文化幾千年來不但沒有什麼改觀，反而愈演愈烈。比方說有句話叫作“遠親不如近鄰”，這說明“鄰居”這個概念在中國人看來還是屬於熟人中關係不錯的一類。然而近些年來，社會風氣以幾何級數之勢驟然下降，以至於連“鄰居”都被劃分到了陌生人的行列。住在同一樓層里的人都不知道對方叫什麼名字，更不用說互相幫助互相關心了。今年的春節晚會不就上演了一個小品《鄰居》嗎，那些人彼此之間從不來往，唯一的“交流”便是從貓眼裡觀察別人，搞得跟特務似的。其實早在1700多年前，孔老夫子便教導我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國人歷來也確實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然而今天我們看到的卻是另外一番景象:儒家思想的精髓在國人身上並沒有被發揚光大，反倒在日韓和歐美地區得到很高的評價和推崇。魏老先生提出“師夷長 技以制夷”，是要讓我們在保留本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學習他國的經驗和長處，而不是摒棄了自己的文化卻讓別人學了去。

二.“人上人”的教育理念

封建社會中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皇帝老兒，皇親國戚，州官縣官，貴族 地主，最最底層當然還是平民百姓。這種與生俱來的不平等使得處於下層的人們總是想方設法不遺餘力地往上爬，“學而優則仕”，“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直到“登上絕頂，一覽眾山小”的時候才總算是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雖說現今提倡人人平等，再無高低貴賤之分了，然而這種以征服他人為人生抱負的傳統思想卻始終根植在人們心底，形成一種無法避免的思維定勢。作為大學生，可以說我們從小到大都是踩着別人的肩膀爬上來的。別的不說，光高考這一關就不知道分流掉多少人，正所謂“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你不把別人擠下去，別人就會來擠你。也正因為這種激烈到近乎殘酷的競爭，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淡漠和功利，甚至有可能造成人格的摧殘和心靈的扭曲。幾年前我有一個低年級的朋友，當時關係還挺不錯的，自從他考上復旦後突然間像變了一個人，說話的口氣也變了好多，給人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對此我只能無奈地長嘆一口氣。

還看到過一則新聞，說是在南方某城市，四年級的小學生要考數學了，同學們突然發現班上數學成績最好的那個女孩沒來考試，老師說是因為她爺爺去世了。同學們一聽頓時一片歡呼，說她之所以總是考第一，是因為她爺爺是數學教授。這下她爺爺可死了，我們可以超過她了......我看後無語，心想現今中國教育的悲哀也莫過於此了。 當一個人對分數的追求，對征服他人的渴望超過了對生命的敬畏的時候，他還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相比之下，很多發達國家，比方說德國，他們的教育理念則是建立在對自然的征服上。學到了科學文化知識，便能夠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從而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當然，國情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但他們的這種理念才是正確的方向所在，只是不知道它何時才能為國人所接受。

三. 兩極分化的殘酷現實

改革開放以來，確實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然而貧富差距也在與日俱增，以至於達到了兩極分化的程度。直至今日，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幾個國家之一。一項統計表明，中國百分之八十的物質財富被百分之十的人所掌握着。曾讀過梁曉聲的《在西線的列車上》，他在列車上偶遇的那些礦工這樣問道:“現在死一個礦工真的補償給20萬嗎?農民採煤工和正式的礦工，都能一律平等地補償給20萬嗎?會不會一個省一個價呢?但願我們去的地方，一條命也值20萬。”礦工的話讓我心痛，讓我欲哭無淚。礦工們並沒有抱怨什麼，如果能拿自己的命去換回20萬，那麼他們已經心滿意足了，因為這樣他們的親人就再也不用受窮挨餓。我想如果說這個世界上有比綿羊更溫順的動物，那必定是中國農民。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中國農民那麼溫順，與日俱增的貧富差距直接導致了很多人心理上巨大的失衡，甚至造成了一定程度上人性的扭曲。比方說很多外地人十分厭惡上海人，北京人，因為某些上海人北京人自以為高人一等，一聽你說的是外地口音便立馬對你投來鄙夷的眼光，有時候還會用很輕蔑的口吻甩出一句:“鄉下人！”其實這些大城市裡的人大多也並不富裕，只是看到某些人住了洋房，開了小車，而自己卻連房子也買不起，心裡鬧得慌又無處發泄，便找了外地人當“出氣筒”。還記得去年在上海轟動一時的反日遊行，一幫人熱火朝天的又是喊口號又是打標語，沿街把那些日本商店的玻璃全給砸了。一女士開着輛豐田車剛好經過，就被 “正義凜然”的群眾攔截下來，他們邊喊着“抵制日貨振興中華”的口號邊操起板磚往車上砸，那位女士跪在地上哭着求他們別砸了，那幫人反而砸得更起勁了，仿佛“大義滅親”般的豪情壯舉。要知道，當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沸騰起來的時候，是什麼也抵擋不了的。

不禁想到了幾十年前。那時候的人既善良又單純，只會作主觀的價值判斷而非客觀的認知判斷，套用王小波的話來說是“缺乏思維的樂趣”。然而跟今天這些越來越聰明越來越複雜的人比起來，他們多多少少還是有些可愛之處。他們至少不會拿板磚砸同胞的車，因為那時候還沒幾個人有車，最多也就是蹬輛三輪。他們也不會指着別人鼻子罵別人是鄉下人，因為自己的兄弟姐妹就在鄉下或者山上。他們更不會想方設法不擇手段地斂財，因為那樣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角，是要被揪出來批的。由此可見，現在的人跟幾十年前的比起來，在某些方面反倒是退化了不少。

四.誠信的嚴重缺失

在熙熙攘攘的街頭，你是否會對不絕於目的盜版光碟嗤之以鼻?在大大小小的考試中，你是否會拒絕一切“善意”的微笑和請求?在人煙稀少的鄉間小 路，你是否會坦然接受陌生男子的熱情相助?在自家的門口，你是否會讓一個素昧平生的人踏入家門?坦率地說，我不會，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在面對和我同樣的情形時，會得出同樣的答案。對此我們也已經習已為常甚至認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們就是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成長起來，以至於我在看德國電視上批判我國方興未艾的盜版事業的時候，不禁咕噥了一句:“這有什麼，很正常嘛！”德國人對盜版怕的要命，我們卻不怕。所謂“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面對社會上種種的不誠不信我們很輕鬆地就能鍛煉出對付它們的絕招，就像老鼠天生會打洞一樣。這個絕招說白了也沒什麼，無非就是加強對他人的戒心，否則便會很容易上當受騙。所以說中國人聰明啊，天生就比別人多長一心眼，能不聰明嗎?再說了，就連那些身價千萬的明星大腕們都逃稅漏稅，更何況我們這些連房子都買不起的普通老百姓呢?

五.逍遙自在的貪官污吏

去年美國波音總裁哈里·斯通斯弗因被檢舉與女職員有曖昧關係而被迫辭職，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此總裁在波音公司業績斐然，可是一旦犯錯，卻也不得不接受法紀的嚴懲。這說明國外很多企業有着先進而嚴密的 監督機制，“俊不遮醜，功不抵過”，“法紀面前，人人平等”。而從我們國內的企業或政府機關看來，這根本就是無法想象的事情。在中國，總經理機關領導就是主子，說一不二，膽敢不從，立馬給你小鞋穿或乾脆炒你魷魚，更不要說被人監督了。即使犯了錯，被別人抓住了把柄，也總能夠從容不迫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或者因此人曾經業績斐然而讓他將功補過。

經濟學家朗咸平曾經指出，中國企業監督機制的改革迫在眉睫，總經理應該是企業的保姆而不是主人。當然，政府官員也是一樣，應該是人民的公僕而不是主子。只是現今這些“公僕”比他們的主子活得還要好千百倍。君不見奔馳寶馬豐田車，豪華酒店門口排?君不見小秘二奶三陪女，左擁右抱自逍遙?當然，我們還是有“人民的好公僕”的。雖說後來發現他包了二三四五奶，不過這也沒什麼，畢竟功可抵過嘛！還有作家張平的反腐小說《國家幹部》中主人公夏中民的生活原型——原山西省侯馬市市委副書記宿青平也是我們幹部的典範。只不過他後來造了個被稱作“天下第一門”的華門廣場，才花了7000多萬，這麼點小錢又算得了什麼?

但是看到“公僕”們又是花天酒地，又是挪用公款的總還是會有人眼熱的，比方說山西殺人犯胡文海。他們村村支書跟村主任三年貪了400多萬，這些都是村民們冒着生命危險挖煤賺來的血汗錢。他去告狀得到的卻儘是官老爺們的冷漠和白眼，還險些被那些人暗害，無奈之下開槍打死14人。結果 他被槍斃以後，海外華人一致授予他“反腐烈士”的光榮稱號。反腐一不小心就反成烈士了，所以做人還是低調點好。

六.政府辦事不力

曾經看到一則新聞，說是大冬天的一乞丐無家可歸，飢餓難耐，便來到當地的慈善救濟機構。此機構給了他兩個麵包便打發他走人了，第二天早上人們在機構門口發現了這個乞丐的屍體。而據我所知，澳大利亞有一種名為Soup-Kitchen的食堂，專門為流浪漢和無家可歸的人員提供免費的飲食。他們還讓曾經在餐飲業工作過的流浪漢加入到燒飯和發放伙食的隊伍中來，讓被服務的對象變成服務的主體，以此維護他們的自尊心，提高他們的自我評價。相比之下，我國的慈善扶貧事業可謂任重而道遠。近幾年也不停地有報道說，扶貧款，希望工程款被貪污，挪用或者雁過拔毛，這在很大程度上打擊了百姓捐款的積極性和對政府機構的信任度。

2005年9月23日，92歲的白芳禮老人逝世。這位僅靠微薄退休金勉強度日的老工人，18年來向貧困學生捐資35萬元。在我們這個社會的扶貧體系中，竟然還要讓一個兩鬢斑白年過古稀的老人賣命掙錢為學生們捐款。一個崇高的人去了天堂，但是我們感到的卻只有悲哀。那些失職的官員們，你們又有何臉面面對死去的白芳禮老人，你們的良心何在?!

七.社會有失公允

想必國內最公平的事情莫過於高考了，可是種種事實表明，就連高考也是可以“通關係，開後門”的。我高考的那年上海就爆出了交大的招生黑幕，《南方周末》也對此進行了跟蹤報道。我們知道的僅僅是一個交大，其實 每個學校都一樣。我有位朋友畫畫非常好，去同濟參加美術加試，前10名高考可以加分，結果他名落孫山，隔壁班一個連鉛筆的HB跟H都搞不清楚的人反倒得了個第二名，真是讓人啼笑皆非。人說“成功等於百分之一的才智加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不過我覺得現在也可以這麼說:“成功等於百分之十的學問加百分之九十的關係。”這年頭，會做學問不如會做事，會做事不如會做人，會做人會說話會跟別人搞好關係就能少奮鬥三十年。比如某博士抱怨自己一個月才幾千塊，而那誰小學剛畢業的一個月卻上萬，因為他會做人，有關係。那小學剛畢業的也要抱怨，說他認識一人，書都沒讀過，現在身價千萬了......

曾經聽說過一個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一長途汽車途中遭劫匪襲擊，他們不但搶去了乘客的所有錢財，還要強暴女司機。當他們把拼命掙扎的女司機抬下車去時，乘客們還是一個個無動於衷，面無表情地呆坐在那裡，只有一個男青年上前撲通一下給劫匪跪下，求他們放了她，結果卻挨了一拳。後來那女司機回來了，她卻要那男青年滾下車去。那男青年心想我好心救你你還要叫我滾，真是狗咬呂洞賓。他走下車的時候，有些乘客還在 那裡笑。第二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新聞:一輛長途客車翻下懸崖，車上人員無一倖免。”對此我只能默默地祈禱，但願這只是一個故事，一個虛 構的故事，但願國人的冷漠還沒有突破“良知”這條底線。

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國際地位也在日益提高，可是人們的道德素質卻在社會前進的腳步聲中不斷地流失着。我想，即使中國經濟發展每年都能保 持世界第一，國民GDP的增長速率每年都能達到好幾個百分比，但如果 缺乏了“以人為本，以德為本”這根精神支柱，那麼再繁榮的城市，再富 強的國家，也不過是一座荒蕪的精神廢墟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