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流波《荊楚文明的古老因子和域外聯通》

前面已經論述了，就文明而言，無論中華本土還是向周邊擴散，都是從長江流域中游（現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水稻農耕文明向長江下游、以南以北傳播的。因此，這一文明向東沿海到山東半島再到東北再延展到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環環相扣，脈絡清晰。

在伏羲神糯炎帝大九洲時代，東北就已經開始成為中華開拓美洲的中轉站，操長江流域糯語的人們在東移的同時早已遍布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庫頁島、北令海峽廣大地區。到了6000年左右的炎黃時期，隨着黃帝勢力的一步步強大，長江流域糯民勢力不斷消弱，加速分化瓦解成更多的族群，逐步成為夷族，進一步的分化形成百越等等。同時，中華先民加速了向海外的遷徙。所以在美洲，從粗細石器到伏羲神糯炎帝黃帝並“三代”文明文化相生相伴，蔚為大觀，遑論朝鮮半島、日本列島了。事實上，我們今天對南方眾多民族感覺非常龐雜，其實，非常簡單，都是由糯分化而來的夷族，進一步分化，又成了“百越”、“百濮”，這也是東南亞、太不洋島國、澳洲民族眾多的緣由。北方的民族同樣是糯民的分化、游牧化的結果，而長江流域的“石姆”原始崇拜在北方成為薩滿教。4000年左右，糯民與西北高原的白民雜媃形成了歐洲民族的來源——雅利安民族。

《山海經·大荒北經》載：“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山，有肅慎氏之國。”這“肅慎”就是“朝鮮”一詞的最早來源。朝鮮史籍《三國遺事》等記載了開國神話的“檀君朝鮮”，認為檀君開國於公元前2333年，是為檀君紀年之始。“朝鮮國”，意思是“寧靜晨曦之國”。但朝鮮的這個最早記述檀君神話的是高麗時代學者李承休（1224—1330）和僧人一然的《三國遺事》，是在13世紀的高麗元宗時期（1259—1274）和忠烈王時期（1274—1300），是在推算的檀君王朝36個世紀之後才出現的記載。李朝文學家權近（1352—1409）在《應制詩注》中說：“昔神人降檀木下，國人立為王，國號檀君。”聯繫到長江流域中游一帶現在仍然有所保留的神秘文化——梅山文化，其主要神也就是檀（壇）主——檀君，崇拜檀樹、楓樹，形成一方檀（壇）祭，進一步形成廟宇。檀君的早期偶像自然是蚩尤，有七十二路猖兵猖將，武功蓋世，無所不能，自然成為早期半島的神明。楚辭中的“風伯”、“雨師”、“雷公”(雲師)和檀君神話中的“風伯”、“雨師”、“雲師”，同出一轍。韓國江原道是保存荊楚巫俗最多、最完整的地方，如“端午祭”。檀君神話亦反映了荊楚南支的彝族虎熊部落來到朝鮮半島後融合的歷史，檀君神話里天神之子桓雄給熊和虎“靈艾一炷，蒜二十枚”讓它們變人形，這是楚俗掛艾草、蒜頭以僻邪驅瘁的另現。現長江流域及以南的廣大地區地區仍有許多巫巫師行事作法。到了周武王伐紂的時，比干的弟弟箕子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與建“箕氏侯國”，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在春秋時候被燕國所滅，燕國人衛滿作了朝鮮國王，定都平壤，史稱衛氏朝鮮。衛滿之孫衛右渠時，因阻礙鄰近部族與漢朝通商，同漢朝發生戰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漢武帝遣軍5萬攻入朝鮮，朝鮮尼溪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衛滿朝鮮”遂亡。漢朝在朝鮮及遼東地區設置樂浪、玄菟、真番、臨屯等郡，史稱“漢四郡”。

《海內北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知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大蟹在海中。”“列姑射”就是從庫頁島到日本列島等廣大地區，海中有姑射國。“姑射”就是“苦夷”，北方為“鬼方”，苦夷人就是“鬼方人”，到美洲後為“易洛魁人”。“大蟹在海中”是講的堪察加半島的形狀，《大荒東經》的“女丑有大蟹”，講的就是女醜人擁有的“堪察加半島”。“女醜人”就是今天講的“因紐特人”，西方海盜來美洲殖民時期，中華先民同胞都受到了慘絕人寰的殺戮，今天的阿拉期加還住着少量“因紐特人”。《晉書·倭人傳》：“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國，地多山林，無良田，食海物。……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史記·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伯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又據《史記·吳太伯世家》記載，仲雍之後的吳國君主共23位，皆是仲雍的子孫，最後一位吳王夫差是仲雍20代孫。因此，《晉書》所謂太伯之後，只是從君位繼承關係來說的，如果從血統關係來說，則倭人應是仲雍之子孫，而仲雍才是倭人直接之祖。日本平安時代，由萬多親王主編的《新撰姓氏錄》記載，松野連自稱是吳王夫差之後，那麼應是仲雍的子孫，而不是太伯的子孫無疑。倭同夷，唐陸德明《釋文》曰：“《韓詩》作‘倭夷’”。“倭夷”是連綿詞，兩字一義。另外，倭是一形聲字，從人，委聲，表意符號為人，人字即是夷字的初文，甲骨文中的夷皆作人字，說明倭為族稱，其民族類屬於夷人之列。“倭”實際就是“淮夷”二字的順讀。

7世紀中期後，日本放棄倭人之號而改稱日本，同時又以扶桑自名，扶桑是中華糯民的生命之樹，從桑蠶之樹到天文圖騰柱，貫穿於伏羲神糯炎黃時代的始終。“富士山”之名亦為“扶桑”而來。倭人“男子黥面文身”、“以蹲踞為恭敬”，“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苦泣不進酒食”以及“灼骨以卜，用決吉凶”等禮儀習俗與東夷人幾無二致。今天的江南一帶其實還是這種風俗。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學人類學名譽教授鳥越憲三郎最早發表新說——“日本人的發源地在中國雲南省”，從某種角度說是對的。為什麼說是從某種角度來說是對的呢？因為東北是中華上古大九洲時代開拓美洲並北極圈的中轉站，則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到白令海峽一帶必然遍布中華大九洲時代中的不同時期的不同部族的到來；到了炎黃時代，隨着黃帝勢力的逼進，長江流域炎帝各部族加速了向海外遷徙的步伐，但黃帝勢力也加快了追隨的步伐，這些也必然增加半島列島移民的複雜性；後來明顯記載的如秦始皇時到東海求長生不老藥而去日本的徐福集團等灌注新的中華因子，等等。說日本民族的來源，最古老的來源是糯民，“大和”也就是“大糯”、“大禾”，水稻；到了糯民分化為夷後就是夷，如淮夷、徐夷等；夷的進一步分化後成為百越、百濮，細說起來就更多了。百濮好水，多向海洋，去了東南亞。而南方諸省的少數民族正是這些夷、百越、百濮的延續民族，也叫西南夷。《史記》《西南夷列傳》便是有關西南少數民族史的第一部專著。“西南夷”分布地域廣闊，包括民族種類繁多。在西南文明文化進程中，各民族的族稱也是一種歷史的、動態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蠻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東爨、西爨、烏蠻、白蠻、羅羅、摩些、盧蠻、金齒……層出不窮。故說日本民族來源於雲南的少數民族沒有錯，如彝族、哈尼族、傣族等；說日本民族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後代也沒錯，兩者之間多有相通；是淮夷、徐夷的後代沒錯，古就有“浙商通倭”一說；說日本民族是徐福的後代也沒錯，歷史鑿鑿……這些國家一些學者說是來源於中亞一帶的游牧族也沒錯——因為古代的黃河流域、中亞也是長江流域糯民演化而來的游牧族，萬變不離其宗。1988年9月，日本電視工作者同盟抵達雲南，其任務就是拍攝《日本人的起源》。鳥越憲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考察雲南後認為，彝族的“火把節”與日本的“孟蘭盆節” 類似，同一天，日本的紀伊半島也舉行“火把節”，而日本南部紀伊半島的神戶、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在日本表現最為集中的地方。日本族的“天照大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煙”都為女性，亦同是太陽神；日本崇拜“穀神”並奉櫻花為國花，哈尼族也崇拜“穀神”，並視櫻桃樹、櫻桃花為神花。鳥越憲、佐佐木和渡部等學者對於從雲南南下泰國山嶽地帶的少數民族進行了實地考察，發現在所有嬰兒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時，也在西雙版納傣族中發現了胎斑。所謂“胎斑”，是指在嬰兒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膚出現的青色斑紋，原因是在皮膚真皮上有黑色素細胞，它隨着年齡的增長逐漸消失。日本人恰有這一人種胎斑的類似性，而且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許多人的血型是A型，這一點也與雲南和泰國內地相同。1996年開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研究。經過DNA、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證明兩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所以1999年3月19日日本《產經新聞》報道說“中日兩國，不但同種，而且同宗”。

南開大學日本歷史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李冬君認為日本民族自唐後對中華逐漸形成“尊王攘夷”的華夷天下觀。如果是正統的華統政權，日本主動親近進貢，自認一家；如果是蠻夷入主，則日本不予以承認，甚至於這時日本應但當起“天下”的重任，自己就是中國了。如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日本以元為夷朝而據有中國，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是“神州天下”的大恥。元與南宋交戰，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都被拒絕，南宋滅亡時，元又遣使，竟被日本殺之。而日本與宋朝友好，卻從未建立朝貢關係，也是因為宋朝不僅未能“尊王攘夷”，反而亡於夷，先亡燕雲十六州於遼，再亡中原於金，最後亡全國於元。有人認為元的入主中原其後果之一就是導致了倭寇，其實不然，因南宋時以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則另有其因。當時，日本處於南北朝時期，北朝與明建立了朝貢關係，有勘合貿易；南朝沒有這項利權，就鼓動浪人武裝走私，混入海盜中，破壞北朝的勘合貿易。浪人的由來，緣於日本的長子繼承制，財產被長子繼承了，其他兄弟沒有財產，要自己去謀生，他們浪跡天涯，尋求活路，就變成了浪人。中國是財產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沒有浪人。而所謂倭寇，主要還是那些習慣了海上自由貿易的商人。由於海禁，自由貿易變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國商人，他們有家難回，就做了海盜，雇浪人來做保鏢，就成了倭寇。所以有“浙商通倭”一說。而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復了對中國的文化認同，因為明朝能“尊王攘夷”，將蒙古人趕到大漠裡去。明成化年間，室町幕府第八代將軍足利義政，自稱日本國王，兩次遣使入貢。後來清朝立，200年間，日本與清朝沒有往來，為什麼？日本對待清朝的態度，就像對待元朝一樣，不把清朝當中國，反而要以中國自居了。他們收留中國抗清志士，支持鄭成功抗清，直至近代，還支持孫中山革命。在這裡闡述這些問題，並不是說要中華忘記後來歐化後殘酷無情侵略、殺害同根同種的祖族中華的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相反，認識清楚歷史後的清算才是有理有節合乎天道正義邏輯，加之日本民族的真正自醒，中日問題必將以日本民族的回歸而告終。

朝鮮族文化與本身就是長江流域及以南百越民族所創造。檀君朝鮮住民的生產、生活、意識和文化承襲了大汶口晚期乃至龍山時期的文化因素，是在夏王朝建立並東占之前向東遷徙到韓半島的以熊和虎為圖騰的東夷少昊氏的分支，故朝鮮古代神話留下“天體崇拜”、“樹木崇拜”、“地神崇拜”、“熊崇拜”、“太陽崇拜”無不打上荊楚文化、百越文化的烙印，檀君神話中有熊變女人並生子的說法正是荊楚先祖黃帝家族熊圖騰崇拜的變種。韓民族歷史上曾有貊、發、北發、貊耳、穢貊、白民、扶餘、高夷、高麗、高句麗等多種族稱，而以貊、發為最早。歷史上曾有南北兩“貊”、兩“發”。《詩經·韓奕》云：“王賜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是說地近燕國的韓侯朝拜天子的事。《詩經·魯頌》說：“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若，魯侯是若。” 將“淮夷”、“蠻貊”並提，還有“南夷”之稱，說明“蠻貊”屬南方民族，而離東南沿海的“淮夷”不遠。可見，韓民族先人穢貊人來自東南沿海、淮河以南。長江流域百越民族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進入朝鮮半島，帶來了稻作文明；公元前221—前206年，由於當時秦國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韓半島。《後漢書》說：“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故或名之為秦韓。” 《三國志》載：“辰韓……其語言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這是說，他們雖為秦人，但不是來自渤海沿岸的燕人或齊人，因為他們所用的詞彙不是齊燕一帶的語言。《三國志》云：辰韓人“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 樂浪是韓半島穢貊人居住地。樂浪（穢貊）人、辰韓人就是從東南沿海一帶的夷人、越人，他們約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上朝鮮半島，後代的一部分於公元前200年左右來到半島，新來的辰韓人稱樂浪人為“阿殘”，就是說“我們的殘部”，樂浪人和馬韓人待他們如親朋和上賓，和諧相處。據體質人類學家研究，韓民族與中國東南方沿海一帶的人種最為相似。

高麗、或高句麗，勾姓，其名稱來源於勾芒。其姓最早見於《山海經》：“困民之國，勾姓”。另，帝少昊的兒子名重，為木正司東方，號勾芒，其後代陸續去東北、美洲。後有著名的越王勾踐“臥薪嘗膽”興國的故事。南宋時，為避高宗趙構之諱，勾氏改為句（Gōu）氏；有的加草字頭，改為苟（Gǒu）姓。漢元帝建昭2年（公元前37），高句麗建國，定都訖升骨城（今遼寧省桓仁縣五女山城）。公元3年，遷都於國內城（今吉林省集安）。公元312年美川王時，高句麗占據樂浪郡，把勢力擴大到大同江流域。公元427年，長壽王將都城由國內城遷至平壤，與半島南部的百濟、新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隋煬帝先後於大業七年、九年、十年三次大規模發兵高句麗，隋朝末年，高句麗無力再守，“遺臣乞降”，隋煬帝撤軍。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遣大將軍李績率郭待封等進攻高句麗。於總章元年（公元668年）攻破高句麗王都平壤。高句麗王出降，高句麗滅亡。唐軍終於得以收復遼東。

公元前8世紀，在漢江中游有兩個小國，叫羅國和盧國。公元前690年盧國和羅國同時被楚所滅，盧戎的一部分往西到了的辰州，即現今湖南湘西辰水一帶。中國史書《三國志》和《後漢書》對辰韓的記載：“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這些有關辰韓的史籍在韓國《三國遺事》等古籍中也有轉載。辰韓和弁韓居民多來自被秦所滅的楚國，其大多又是原盧國和羅國人氏，這一點，由陳壽的《三國志·魏書》裡詳細地記錄了辰韓大大小小的部落國家所佐證：有許多是以盧為國名，如莫盧國、駟盧國、萬盧國、捷盧國等；有的直接以楚為國名，如楚山塗卑離國、楚離國等。韓國史籍《三國遺事》：“《新舊唐書》雲,弁韓苗裔在樂浪之地。”目前韓國保存有很多祭祀蚩尤的祠堂遺址，這就說明辰韓和弁韓和楚國的羅氏、盧氏一樣均為苗裔，同樣以蚩尤為始祖。史籍記載，與徐福同時代的方士，還有韓終、盧生、侯公等，他們也先後為秦始皇訪求仙藥。徐福一行人最終到了日本，韓終出海後便到到了朝鮮半島東南部的辰韓。《後漢書·張衡列傳》“韓謂齊仙人韓終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韓終雖然是齊國方士，但修煉得仙的地方卻是楚國境內的長沙。韓終在長沙時與羅氏、盧氏交往密切，秦滅楚後，韓終帶着羅氏、盧氏等楚國亡民渡海朝鮮半島，重建家園。韓國羅氏、盧氏的宗譜也有類似的記載。韓國1982年版《羅州羅氏大同譜》卷一《姓原考》說，“周代成王因大羅氏有功封羅國，為楚附庸，後被楚屈氏所滅，是為豫章羅氏”。韓國羅氏宗譜非常明確地記載着羅氏是“楚附庸羅國”、“祝融氏後裔”，是楚國之地的羅國人。盧戎在商代是強大的部族，曾從周武王滅商，封封后有一部分盧人輾轉南遷到了湖北襄陽建立了盧子國，這就是和羅氏一起遷到韓國的盧氏祖先。

在韓國，與楚國地名相同的不少，如江陵、丹陽、襄陽、漢陽(今漢城、2005年1月19日又改為了首爾)、漢江等地名。據考證，楚國古都江陵並不是在長江中游，而是在漢江中游的湖北宜城。按照新論，楚人建國初期在漢江上游丹江支流的丹陽，發展成熟時期政治文化中心在漢江中游的江陵(宜城)、襄陽一帶。另外上溯中國漢江的源頭，是在陝西秦嶺的太白山下，盡頭則在下游的漢陽。比較一下韓國的幾個地名分布：丹陽屬於忠清北道在漢江的上游，漢陽在漢江的下游，屬於江原道的江陵和襄陽均在漢江上游不遠處，洞庭湖也在江原道。最有趣的是韓國漢江發源於江原道和慶尚北道連接處的太白山下。韓國地名分布幾乎和中國古代楚國地名的分布同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