歼十诞生以前……
十年浩劫后的中国航空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航空发达国家，没有了苏联的援助，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极度破坏，让本来就根基浅薄的中国航空工业变得愈加羸弱。歼-8自1969年首飞后，直到1979年才完成定型。同期开始研制的歼-9经过多次方案变动，终因设计指标过高，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下马了。歼-13也没能避免同样的结局。即使是早已引进生产的歼-6、歼-7，也因为文革时期的混乱局面，使得它们的装备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
与此同时，苏联正屯重兵于中苏边境，显出蠢蠢欲动之势，苏军拥有大量诸如米格-21、米格-23的前线战斗机，性能更好的第三代战机（苏联称为第四代）的开发已接近尾声，再加上苏-24、图-22这些突防能力出众的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如果当时战争爆发，以当时只有少量歼-7甲，歼-5，歼-6仍在充当主力的中国空军，恐怕难以抵挡苏军凌厉的攻势。
鉴于这种局面，八十年代初，中国航空工业重新制定了“更新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方针，即用较先进的歼-7、歼-8替代部分老式战机；研制歼-7、歼-8的后继改进型；以米格-29、苏-27为主要作战目标，预研能够满足2000年前后作战需要的先进战斗机。其中第三个目标就演化成了后来的歼-10。这样的一架新型战斗机需要先进空气动力设计、先进火控及航电设备、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和先进空战兵器等多方面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满足设计要求。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到那段时光，看看中国的航空工业是否有这样的实力吧！
先进气动布局的研究是中国航空科研部门开展的最成功的一项研究，中国自行开发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歼教1就跳出了“米格思路”，采用了在当时十分先进的两侧进气的气动布局。70年代初研制的歼-13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竟然与美国的F-16殊途同归，都采用了大边条翼+机腹进气的气动布局（歼-13有两种设计方案，另一种是大边条翼+两侧进气的布局）。当今盛行的鸭式布局更是受到了航空科研部门的青睐。鸭式布局，中国称为“抬式布局”，前者取其外形，后者源自其工作原理。早在1969年，这种气动布局就被提出，到1975年国家正式立项支持此项研究，其间科研人员运用遥控模型（见右图，目前陈列于西安航空馆）进行了大量的试验，取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研究成果，让中国航空界对这种非常规气动布局的特性有了理性的认识，为后来在实际型号中的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成飞的歼-9就准备采用鸭式布局，可惜的是歼-9连原型机都没有造出来就下马了。中国第一种投入实用的鸭式布局战机的头衔就传给了一个新的希望——歼-10。
其他方面，中国的能力是实在不敢令人恭维。火控雷达方面，简直不能用落后来形容。1965年开始研制的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机载雷达SL-4（204雷达）用了整整17年时间才研制成功，它采用单脉冲体制，不具备下视功能，也没有采用频率捷变和脉冲压缩技术，平面搜索距离仅28公里，技术水平相当有限。此时美国的战斗机上早已装备了AWG-9、APG-63、APG-65、APG-66等先进的脉冲多普勒雷达，最大搜索距离都超过了70公里，具有完善的空空、空地作战功能。80年代初，生产工厂在204雷达的基础发展了208雷达和232雷达，增大了雷达的作用距离，技术上采用了旋转调谐磁控管，以增加频率捷变能力，但仍不具备下视能力。另一方面，607所等科研单位也开始了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PD）和机载动目标显示雷达（AMTI）的研制工作，由于经济上得不到支持，后者的研制工作没有继续下去，前者的研制工作也困难重重，进展也相当缓慢……从机载雷达者一斑，我们就可以窥得当时中国航空电子工业的全貌了。客观的讲，80年代初期，我们在这个领域落后世界先进水平至少20年，仅凭当时的科研实力根本无法生产与新歼设计指标相吻合的航电及火控设备。
再看发动机：当时中国空军最先进的喷气发动机还是涡喷7，（1987年12月12日，性能稍胜一筹的涡喷13才告定型）。涡喷7是为了配合米格-21的国产化工作而研制的，主要依靠中苏交恶前苏联提供的R11-F-300发动机资料仿制而成，1966年12月试制成功。它实现了中国航空发动机从单转子到双转子的跨越，与装备歼-6的涡喷-6相比，性能有很大提高，其改进型——涡喷7甲还采用了当时十分先进的空心涡轮叶片，算得上当时的一大技术突破。但是通过横向比较我们发现，涡喷7大大落后于当时典型的战斗机动力系统。甚至单纯的比较数据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这根本就是代与代的差别。中国研制涡扇发动机起步并不晚，早在六十年代就通过在涡喷5上加装后风扇，研制出了涡扇5，推力较涡喷5提高超过40%，最终却因为没有装机对象等原因而终止研制。6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的涡扇6，后期改进型的各项性能并不亚于同期研制的M-53，可就在它通过飞行前试车测试，准备进行飞行测试的时候，却随歼-9项目一起被砍，近20年的艰辛努力付诸东流，落后的科研体制不仅扼杀了一个先进的型号，也打击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满腔热情！如果没有歼轰-7的研制，十余亿元换来的斯贝也许永远就被堆在了仓库，中国战斗机到现在装不上涡扇发动机！总的来说，在10号工程开始之时，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高性能涡扇发动机的研发能力，限于体制、资金、制造技术和研制周期等因素，这种能力在短期内还无法培育出具体的型号。
既有设计思想的原因，也受技术水平的限制，当时中国战斗机的挂载武器以空空导弹为主，也可以说只有霹雳-2。霹雳-2系随米格-21同时引进的K-13空空导弹的仿制品，1967年11月定型并投入生产，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导弹的机动性、抗干扰能力都很差，且只能实现尾追攻击。70年代，有关部门开始着手对其进行改进，其间改进型号众多，比较成功的却只有霹雳-2乙一种，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当它通过定型之时，已是1981年10月了。稍后研制的霹雳-5同样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直到1986年9月才定型，性能已经落后。国外众多先进的第三代格斗弹已经问世，AIM-9L则早已名扬马岛和贝卡谷地战场。姑且不论空基精确制导武器，我们已经比别人落后了一截，反过来讲，没有强大对地、对海打击能力的空军又怎么立足于当今世界呢？
可见，我们与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领域内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不仅如此，我们的科研队伍，生产能力等等同样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据说歼-10的研制目标就是：“研制一架满足战技要求的飞机；造就一支高素质、高技术、跨世纪的航空科技队伍；建立一个具有研制先进歼击机能力的航空科研基地。”显然，后两者是前者的保证，而上述语句则显示领导部门希望通过新歼的研制来达到后两点目标，足见当时我们自己对能否研制成功这样一架高标准的新型战斗机也没有很大把握。但是在那样的交叉路口，我们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一蹶不振或是重新腾飞。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航空工业，研制新歼困难重重，一万年也要研制出来！
雄狮之子？
由于中国航空工业长期落后的局面和客观存在的国产战斗机与国外先进战斗机的巨大差距，在一部分军迷心中蒙上了一层悲观的色彩，当他们听说或通过传媒看到歼-10的时候，马上就联想到了以色列“胎死腹中”的“雄狮”Lavi战斗机，进而得出了歼-10就是“雄狮”仿制版的论断（这其中也有西方和港台媒体的“功劳”）。实际上，这种论断的根据是十分脆弱的，稍加分析就可以推翻。歼-10在设计思想、作战用途和设计细节等方面都与“雄狮”有很大差别，具体的分析网上很多，读者也可以自己仔细比较，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如前文所述，以中国在八十年代初的水平，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歼-10只能是海市蜃楼，或许能不能成功地仿制“雄狮”还是个问题呢。不可否认，歼-10能够达到今天的水平，以色列确实提供了不少帮助，但中国也还不至于沦落到直接仿制一架不适合本国作战要求的战斗机的地步，况且，美国为“雄狮”的研制注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以此换来的成果流向中国是美国竭力反对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歼-10，乃至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前苏联国力军力的迅速膨胀，其称霸野心也日益高涨，为了在远东制衡苏联，西方世界主动与中国修好，许多军事援助计划或者说军事合作计划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正是通过这样的机会，中国的航空工业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设计思想、技术标准以及生产制造体系，并深刻体验了西方先进航空技术的整体性、可发展性和前瞻性，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高度集成的综合航电火控系统、座舱显示系统、电传操纵系统的强大功能。尽管中国想得到的许多先进武器系统最终未能得到，但是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使我们统一了认识：只有摆脱“苏联思路”的束缚，接纳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技术，才能赶上战斗机发展的潮流。正因为如此，西方的标准得以贯穿歼-10研制过程的始终，许多在以前的国产战斗机和苏/俄制战斗机上从未有过的优良特性在歼-10身上显露了出来，不夸张的说，西方发达国家就是中国研制和生产先进战斗机的启蒙老师！
如果说与西方的交流给了我们思想上的启示的话，以色列的帮助则更加实际。美国等西方国家只会因为暂时的利益而忽略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中国强大的顾虑，潜意识中，他们还是对中国保持着戒心，即使在双方关系的“蜜月”期，中国得到的也仅仅是他们武库中的二、三流货色；犹太民族对中国有着相当的好感，双方又无实际的利益冲突，向中国提供武器，以色列获得的不只是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与中国这样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以色列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
中以在10号工程中的合作是双赢的。中途夭折的“雄狮”的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歼-10身上得到了延续，这可以给以色列以心理上的安慰，十余年的努力至少可以在异地“开花结果”；精明的以色列人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的经济回报，在歼-10的整个研发周期中，还会有无数的商机向以色列招手。中国则用较少的投入换来了第三代战斗机的大部分关键技术及先进的整机生产技术，比如CAD/CAM（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一体成型工艺、复合材料成型和加工技术等；得到了从欧美等国手中得不到的东西，如四余度电传操纵系统、广角平显、先进脉冲多普勒雷达等。而且，以色列的战斗机设计思想是建立在丰富的战斗机实战运用经验的基础上的，又融合了美欧苏多家之长，其产品具有很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许多设备、系统，尤其是电子设备，性能都处在世界领先水平，这恰恰又是中国之短，中国求之不得的好东西从天而降，焉有不受之理？
由于美国的竭力阻挠，中国在得到了这些技术和设备之后，只能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埋头苦干，自行消化和吸收其中的精华。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科研工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吃透了大部分的关键技术。作为歼-10四大关键技术的之一的数字式电传操纵系统，当时在国内还是空白，从以色列获得了这个系统以后，611所组织人力物力对这项技术进行攻关，从电传操纵系统的结构到控制软件的设计都一一吃透，值得一提的是，当时611所硬是将数万条的软件语句一条一条地看懂，然后再根据歼-10的气动特性进行改进，最终掌握了这项技术。目前611所的副所长、FC-1和歼-10双座型的总设计师——杨伟就是从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的。
俄罗斯后来也参与了10号工程，外部明显可见的帮助包括提供大推力涡扇发动机、大功率火控雷达和一些制导武器。由于涡扇-10的研制进度相对滞后，AL-31的引进可以暂解燃眉之急；以色列的雷达和导弹性能不错，但远战能力稍显逊色，以俄之长补以之短，歼-10的性能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不可见的帮助包括俄罗斯提供的技术支持、中国技术人员赴俄学习，当然还有苏联解体时流向中国的一大批前苏联技术人员。
与其说歼-10是“雄狮之子”，不如说它是带有多种血统的混血儿。从根本上说，作为“歼-10之母”的中国，是歼-10研制的主体，没有她的博采众长，没有她的悉心融合，歼-10只会成为LCA那样难产的怪物。通过歼-10的研制，中国已经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战斗机设计思想，它的优越性将在中国下一代战斗机身上得到更显著的体现！任何认为歼-10是“雄狮”的仿制型的说法，都是对中国航空工业在最近二十余年内取得的成绩的忽视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