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大屠殺，又稱“卡廷森林大屠殺”或“卡廷事件”，是蘇聯政府於1940年春對被俘的波蘭軍民進行的屠殺。屠殺分三處地點進行，遇害人數估計在兩萬至三萬人之間。在戈爾巴喬夫時代，蘇聯承認了當年的罪行。

　　60多年前，德國人將卡廷森林中波蘭人的屍骨挖掘到地面，以此來譴責俄國人，60多年後，波蘭電影《卡廷慘案》又將此段歷史挖掘出來，而一名德國人參加了它的首映式，她雖然沒有發表什麼長篇大論，但其德國總理的身份不得不令人浮想聯翩。

　　同樣是受害的波蘭，同樣在德國人的注視下，意義卻已經大不相同，當年納粹的義正詞嚴並沒有讓世界對他們別有用心的企圖有所關注，而如今，德國總理並非大張旗鼓地認同卻令俄國人啞口無言。德國人輸掉了戰爭，但獲得了重生，俄國人贏得了偉大的勝利，卻至今背負着沉重的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卡廷慘案》的導演，波蘭人瓦依達是位國際公認的電影大師，他的成名作《一代人》（1955年）所描述的，卻是一個看似相反的方向：屠殺者是德國人，波蘭自由軍的地下抵抗者成了“破壞革命”的消極分子，共產黨游擊隊是真正的英雄，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也在情節中多次出現——這顯然也是該片取得當時莫斯科電影節多項大獎的原因。時隔幾十年之後，瓦依達又在柏林電影節中獻上了這樣一部電影，這幾十年的河東河西到底哪一個才是真實的藝術表達？瓦依達的一番回顧可以闡明這個迷題：“在拍《一代人》的時候，由於當時的政治環境，我不得不加入了很多我反感的東西…”

　　縱觀世界歷史，大國的崛起往往伴隨着輝煌的成就，但他們的外在表現形式卻不盡相同，有的令人驚恐，有的使人驚喜，有的兼而有之，造成這種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個如今已被國人非常熟悉的因素——它能否輸出自己的價值觀。

　　在這一層面之上，兩個極端的例子就是美國與德國，美國的崛起讓世界受益，並創造了至今被認為行之有效地遊戲規則，它的價值觀也被輸出到各個國家，從而得到了廣泛地認同；而在地球另一段，威廉皇帝的帝國同樣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就，卻始終受到各國的猜疑，如果說僅僅用地緣政治來解釋這個問題，則未免歸於膚淺，因為這個國家畢竟是利用着野蠻的方式來輸出自己的暴力而非價值觀，從而造成了這樣的崛起從一開始就伴隨着不安與恐懼，當這些因素足夠充分的時候，戰爭便如期而至，用暴力的方式結束這種恐懼的延續——大國便如此“國將不國”。

　　由此說來，德國的問題同樣是俄國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從來沒有用它的價值觀去贏得他人的尊敬，從東羅馬帝國滅亡之日開始，這個國家就冥冥地自覺接受了拯救世界的使命，但卻從未令人信服地顯示出自身的資格，恰恰相反，俄羅斯把它解放者的臂膀揮舞到哪裡，哪裡就充滿了血腥與暴力，尤其是當它用“共產國際”代替東正教去實現“第三羅馬”的“宿命”後，這種不擇手段的暴力傾向就更為明顯，雖然其中也外帶着的價值觀的輸出，但其中攙雜的劇毒物質使這種行為更為可怕，事實上，它也確實造成了對世界（也是對俄羅斯）更大範圍的破壞。

　　當蘇聯解體的時候，俄羅斯面對着選擇，但是對於第三帝國的瓦礫來說，俄羅斯的創傷遠遠沒有讓它達到痛定思痛的地步，其大國崛起的夢想是基於實力而不是價值觀的，所以價值觀的破產（而非實力的破產）並不能使其對自己並不光彩的歷史進行反思。

　　近年來，普京的行為使人看到，這個國家仍然想用實力來證明一切：2002年11月，普京恢復了蘇聯時期的紅星軍徽，而此前，國家杜馬也將蘇聯國歌旋律繼承為俄羅斯國歌旋律；在普京任期內，發生了多起異議記者遭到暗殺的事件，最駭人聽聞的就是2006年對“批評普京的女人”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婭的謀殺，此案至今疑霧重重；同年11月，前蘇聯叛逃特工利特維年科在英國遭到了克格勃式的暗殺，幾乎所有人都肯定普京與此事的瓜葛；2007年7月，普京在面向教師的一次講話中談到“大清洗”時竟說“在其他國家也發生了比這更可怕的事件，至少我們的歷史上沒有像德國納粹那樣的黑色一頁。”同年年底，俄羅斯新版教科書“俄羅斯歷史1945-2007年”稱斯大林的統治是“有效率的”，對應的是，90年代的葉利欽時期被稱為“危機”，而普京擔任總統被認為是“有效的”；2007年8月，俄羅斯恢復了戰略轟炸機的戰鬥值班飛行。

　　普京這些令人不安的事實連同其打擊反對派，壓制言論的一貫作風，的確顯示出了他與斯大林的共同之處：用實力而不是價值觀解決問題，用科學而不是信仰解決問題，用手腕而不是用道德解決問題。它說明俄羅斯仍然在一成不變地延續着它的歷史，這種歷史已經給它背負了太多的包袱，但俄羅斯似乎還要這麼走下去。

　　這種路線的效果已經顯現出來，當北約在東歐甚至黑海北岸甚至高加索、中亞擴張的時候，俄羅斯痛斥其“冷戰思維”，但值得回味的是，無論是俄羅斯的“前廳”還是“後院”都義無返顧地投入了西方的懷抱，如釋重負地逃離了俄羅斯的光環，最鮮明的例子就是：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代理人被人民支持的尤先科取代，而格魯吉亞與俄羅斯的關係則惡化到了極點。對此，俄羅斯應當發現：這些昔日的手足投向西方並不是因為西方強大，俄羅斯弱小，而是因為俄羅斯弱小的時候依然強大，令人恐懼。

　　強大的並不令人恐懼，而令人恐懼的卻並不強大，這就是今日的西方與俄羅斯，令人失望的是，俄羅斯看來並沒有為此吸取足夠的教訓，反而更加亢奮地做着大國崛起的迷夢，進而依靠石油所帶來的暫時財富，重新開始了與西方實力上的較量，他們並沒有想到，自己與西方大致旗鼓相當的時候沒有取得的勝利，為什麼現在還有希望爭取得到呢？為什麼所有俄羅斯的臨國都仇視這個國家？是因為卡廷還是布達佩斯？是布拉格還是東柏林？是撒馬爾罕還是格羅茲尼？是烏克蘭大饑荒還是哥薩克的大流放？是古拉格的殘酷還是索爾任尼琴的悲愴？是克里姆林宮的傾軋還是斯莫爾尼宮的詭詐？是《真理報》的“真理”還是《牢不可破的聯盟》的旋律？是的，俄羅斯人應該想一想了，保加利亞曾是世界上最親俄的國家，即使是斯大林時期，他們的人民也興高采烈地歡迎紅軍的到來，斯大林為此並甚至沒有把恐怖賜予他們，但是——一個蘇聯式的日夫科夫政權卻還是讓保加利亞人民因此拋棄了他們的斯拉夫兄長，投入了美國的陣營，這段寓言式的歷史難道不夠充分？現在，幾乎已經是古董的圖-95戰略轟炸機還在矍鑠地訴說着俄羅斯的恐懼製造力，在有生之年，它們確實有能力把幾千萬人民化為灰燼，這個數字很可怕，但不如一部《阿甘正傳》的觀眾多，從那部電影裡，人們知道，在一個自由的國家，任何人都有機會成功。

　　不僅是美國電影，波蘭電影《卡廷慘案》也在把價值觀傳往世界各地，它告訴觀眾：殘暴的歷史不會被遺忘，而暴力的征服早晚會成為施暴者的尷尬，並讓他們無地自容。

　　德國失敗了，舊德國被判處了死刑，但德國人卻真正站了起來，他們清算了自己的暴力與野蠻之後，更加敢於從容地指責一切暴力與野蠻，而俄國人卻如同出了獄的犯人，在沒有改過自新的時候，又重新開始舞刀弄槍，歷史在60多年裡，開了一個多大的玩笑啊。

　　但願包括普京在內的俄羅斯人在看到《卡廷慘案》的時候，不會再次聯想到“北約東擴”、“波蘭變節”或者“文化侵略”之類的實力派聯想，在看到鄰居家對着自己的導彈的時候，最好也能偶爾思忖一下：俄羅斯曾經在他們那裡幹了些什麼，俄羅斯現在又在幹什麼，以及——俄羅斯在未來又應該幹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