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推動“藏獨”， 不遺餘力 陳破空 11月，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召集流亡藏人領袖，舉行會議，討論西藏的前途和選擇。在此之前，達賴喇嘛承認自己試圖與中共和解的“中間道路”失敗，希望未來之路由藏人自己選擇。 同期，中共突然公開中南海與達賴喇嘛代表的談判內容，聲稱，與達賴喇嘛談判的，沒有什麼“西藏問題”，只有達賴喇嘛的“個人問題”。 奧運會前，在法國和日本等國壓力下，中共一度與達賴喇嘛代表恢復“接觸與磋商”。如今，北京奧運會結束，世界經濟危機驟起，各國無暇他顧，中共沒有耐心再演戲，徑直與達賴喇嘛一方撕破臉皮。 中共強硬抨擊達賴喇嘛，指控達賴喇嘛所提出的“中間道路”，內容都是“西藏獨立”。並舉例說，達賴喇嘛“不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以現實而論，目前的西藏，當然是中國的一部分；但“自古”二字，則明顯誇張和不實；五千年前，兩千年前，甚至幾百年前，西藏都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1239年，蒙古人進入西藏，將西藏置於其統治之下；但蒙古人先後滅亡亞歐數十國，建立的元朝版土，包括中國在內；如果要說那時的西藏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顯然荒謬。 1720年，康熙年間，清廷發兵入藏，把西藏變為滿清的一部分，迄今不到三百年。很有爭議的是，那時候的中國，卻又是滿清鐵蹄下的淪亡之國。1911年，清國覆滅，中華民國繼承了滿清版圖，西藏正在其中，從那時起，即從中華復國之日起，西藏才正式算得上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不管是蒙古人還是滿清人，都採取“以藏治藏”的策略，並未改變西藏傳統宗教與文化；中華民國更是如此，甚至沒有在西藏駐軍。所以，中華民國時期，即便國難當頭，內亂與外患交加，但西藏並沒有脫離或者試圖脫離中國，沒有給中國“添亂”。 只有到了中共鐵血統治時期，忍無可忍的藏人才開始反抗並發出獨立呼聲。西藏最高宗教領袖出走，長期流亡他國，足以證明中共治藏的“業績”：對比蒙、滿、中華民國等政府，中共統治手法拙劣，完全失敗。用經濟手段應付政治問題，用世俗淫風衝擊宗教信仰，用強權哲學抹煞文化分歧，用槍炮刺刀強迫藏人低頭，便是中共全套“治藏方略”。 中共還指控達賴喇嘛一方：“要求建立‘大藏區’；要求中國軍隊從西藏撤走；要求漢人移民撤出西藏；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等等，並將這些訴求統統斥之為“西藏獨立”。且不說達賴喇嘛本人已經無數次表態“放棄西藏獨立”，就具體到這些訴求中，也根本沒有一條與“獨立”二字相關。 不管是“大藏區”還是“小藏區”，都在中國境內，無關獨立。中國軍隊是否撤走，駐多駐少，未必導致西藏獨立，中華民國時代，就是最好見證。（實際上，達賴喇嘛的立場是，中國軍隊仍然駐防邊境，用於國防。）要求限制漢人大舉移民西藏，更非獨立主張。（未聞達賴喇嘛要求已經居住在西藏的漢人撤走，僅聞希望漢藏兩族如兄弟般和睦相處。） 至於“要求高度自治，以推翻西藏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更與“獨立”二字風馬牛不相及。但，這才是中共最在意的一條：西藏不得象香港和台灣那樣，不得搞“一國兩制”，不得推行民主制度。亦即，西藏不得在意識形態上獨立。中共有關藏獨的所有指控，要害都在這一條。不便明說，便夾雜在其他種種指控中。中共很清楚，只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統一”這些字眼，才能蒙蔽中國民眾、煽動他們對達賴喇嘛的仇恨。 中共對外強調“允許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對內卻絕不允許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共存；對外強調“建立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對內卻死守一元化的一黨專政。 古代中國聖賢和明君，皆主張仁政。兩相對照，古代明君以仁治國，中共以暴統政；古代明君待人以善，中共待人以惡；古代明君寬大為懷，中共仇恨為本。連普通老百姓都懂得“有話好好說”這個簡單規則，但中共連話都不好好說。一提到達賴喇嘛，就是無限上綱，就是人身攻擊，就是惡毒咒罵。 中共的思維和話語惡習，也影響到它統治下的國民，以至於，凡親共人士或憤青，提到台灣、西藏、新疆、法輪功等問題，都只有惡言相向或喊打喊殺，全無文明素養。 從雙方的宣傳和舌戰中，可以看出，推動“西藏獨立”的，不是達賴喇嘛，而是中共本身。中共誇大“藏獨”，反覆強化對“藏獨”的指控，事實上強化了藏人的獨立意識。而拒絕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與溫和主張，更是把流亡藏人逼到只能走西藏獨立之路的死角。這，大概也正是中共的精心設計。 中共的潛台詞是：寧願讓你們主張獨立，也不讓你們主張民主。藏人主張獨立，中共才方便予以打壓，並獲得中國民眾的“支持”；一旦中國民眾知道，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主張的，不過是高度自治，不過是民主制度加宗教自由，而給予同情，中共反而不知所措了。 主張“無神論”的中共，極端迷信強權。固然，現實世界，往往是強權當道的世界，然而，無知與傲慢，卻歷來是強權衰落的起點。西藏問題無解，或者，西藏局勢惡化，中共必須承擔最大的歷史責任。 （11/14/08 原載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