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流波《荆楚文明的古老因子和域外联通》

前面已经论述了，就文明而言，无论中华本土还是向周边扩散，都是从长江流域中游（现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水稻农耕文明向长江下游、以南以北传播的。因此，这一文明向东沿海到山东半岛再到东北再延展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环环相扣，脉络清晰。

在伏羲神糯炎帝大九洲时代，东北就已经开始成为中华开拓美洲的中转站，操长江流域糯语的人们在东移的同时早已遍布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库页岛、北令海峡广大地区。到了6000年左右的炎黄时期，随着黄帝势力的一步步强大，长江流域糯民势力不断消弱，加速分化瓦解成更多的族群，逐步成为夷族，进一步的分化形成百越等等。同时，中华先民加速了向海外的迁徙。所以在美洲，从粗细石器到伏羲神糯炎帝黄帝并“三代”文明文化相生相伴，蔚为大观，遑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对南方众多民族感觉非常庞杂，其实，非常简单，都是由糯分化而来的夷族，进一步分化，又成了“百越”、“百濮”，这也是东南亚、太不洋岛国、澳洲民族众多的缘由。北方的民族同样是糯民的分化、游牧化的结果，而长江流域的“石姆”原始崇拜在北方成为萨满教。4000年左右，糯民与西北高原的白民杂媃形成了欧洲民族的来源——雅利安民族。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山，有肃慎氏之国。”这“肃慎”就是“朝鲜”一词的最早来源。朝鲜史籍《三国遗事》等记载了开国神话的“檀君朝鲜”，认为檀君开国于公元前2333年，是为檀君纪年之始。“朝鮮國”，意思是“寧靜晨曦之國”。但朝鲜的这个最早记述檀君神话的是高丽时代学者李承休（1224—1330）和僧人一然的《三国遗事》，是在13世纪的高丽元宗时期（1259—1274）和忠烈王时期（1274—1300），是在推算的檀君王朝36个世纪之后才出现的记载。李朝文学家权近（1352—1409）在《应制诗注》中说：“昔神人降檀木下，国人立为王，国号檀君。”联系到长江流域中游一带现在仍然有所保留的神秘文化——梅山文化，其主要神也就是檀（坛）主——檀君，崇拜檀树、枫树，形成一方檀（坛）祭，进一步形成庙宇。檀君的早期偶像自然是蚩尤，有七十二路猖兵猖将，武功盖世，无所不能，自然成为早期半岛的神明。楚辞中的“风伯”、“雨师”、“雷公”(云师)和檀君神话中的“风伯”、“雨师”、“云师”，同出一辙。韩国江原道是保存荆楚巫俗最多、最完整的地方，如“端午祭”。檀君神话亦反映了荆楚南支的彝族虎熊部落来到朝鲜半岛后融合的历史，檀君神话里天神之子桓雄给熊和虎“灵艾一炷，蒜二十枚”让它们变人形，这是楚俗挂艾草、蒜头以僻邪驱瘁的另现。现长江流域及以南的广大地区地区仍有许多巫巫师行事作法。到了周武王伐纣的时，比干的弟弟箕子帶著商代的禮儀和制度到了朝鮮半島，與建“箕氏侯國”，並得到周朝的承認，史稱“箕子朝鮮”。箕子朝鮮在朝鮮半島統治了近一千年，在春秋时候被燕国所灭，燕国人卫满作了朝鲜国王，定都平壤，史称卫氏朝鲜。卫满之孙卫右渠时，因阻碍邻近部族与汉朝通商，同汉朝发生战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汉武帝遣军5万攻入朝鲜，朝鲜尼溪相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卫满朝鲜”遂亡。汉朝在朝鲜及辽东地区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郡，史称“汉四郡”。

《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知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姑射国在海中，属列姑射。西南，山环之。大蟹在海中。”“列姑射”就是从库页岛到日本列岛等广大地区，海中有姑射国。“姑射”就是“苦夷”，北方为“鬼方”，苦夷人就是“鬼方人”，到美洲后为“易洛魁人”。“大蟹在海中”是讲的堪察加半岛的形状，《大荒东经》的“女丑有大蟹”，讲的就是女丑人拥有的“堪察加半岛”。“女丑人”就是今天讲的“因纽特人”，西方海盗来美洲殖民时期，中华先民同胞都受到了惨绝人寰的杀戮，今天的阿拉期加还住着少量“因纽特人”。《晋书·倭人传》：“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男子无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谓太伯之后。”《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伯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又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仲雍之后的吴国君主共23位，皆是仲雍的子孙，最后一位吴王夫差是仲雍20代孙。因此，《晋书》所谓太伯之后，只是从君位继承关系来说的，如果从血统关系来说，则倭人应是仲雍之子孙，而仲雍才是倭人直接之祖。日本平安时代，由万多亲王主编的《新撰姓氏录》记载，松野连自称是吴王夫差之后，那么应是仲雍的子孙，而不是太伯的子孙无疑。倭同夷，唐陆德明《释文》曰：“《韩诗》作‘倭夷’”。“倭夷”是连绵词，两字一义。另外，倭是一形声字，从人，委声，表意符号为人，人字即是夷字的初文，甲骨文中的夷皆作人字，说明倭为族称，其民族类属于夷人之列。“倭”实际就是“淮夷”二字的顺读。

7世纪中期后，日本放弃倭人之号而改称日本，同时又以扶桑自名，扶桑是中华糯民的生命之树，从桑蚕之树到天文图腾柱，贯穿于伏羲神糯炎黄时代的始终。“富士山”之名亦为“扶桑”而来。倭人“男子黥面文身”、“以蹲踞为恭敬”，“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苦泣不进酒食”以及“灼骨以卜，用决吉凶”等礼仪习俗与东夷人几无二致。今天的江南一带其实还是这种风俗。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从某种角度说是对的。为什么说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对的呢？因为东北是中华上古大九洲时代开拓美洲并北极圈的中转站，则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到白令海峡一带必然遍布中华大九洲时代中的不同时期的不同部族的到来；到了炎黄时代，随着黄帝势力的逼进，长江流域炎帝各部族加速了向海外迁徙的步伐，但黄帝势力也加快了追随的步伐，这些也必然增加半岛列岛移民的复杂性；后来明显记载的如秦始皇时到东海求长生不老药而去日本的徐福集团等灌注新的中华因子，等等。说日本民族的来源，最古老的来源是糯民，“大和”也就是“大糯”、“大禾”，水稻；到了糯民分化为夷后就是夷，如淮夷、徐夷等；夷的进一步分化后成为百越、百濮，细说起来就更多了。百濮好水，多向海洋，去了东南亚。而南方诸省的少数民族正是这些夷、百越、百濮的延续民族，也叫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便是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史的第一部专著。“西南夷”分布地域广阔，包括民族种类繁多。在西南文明文化进程中，各民族的族称也是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概念，西南夷、西夷、南夷、昆明、蛮夷、和夷、百濮、百越、氐羌、东爨、西爨、乌蛮、白蛮、罗罗、摩些、卢蛮、金齿……层出不穷。故说日本民族来源于云南的少数民族没有错，如彝族、哈尼族、傣族等；说日本民族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的后代也没错，两者之间多有相通；是淮夷、徐夷的后代没错，古就有“浙商通倭”一说；说日本民族是徐福的后代也没错，历史凿凿……这些国家一些学者说是来源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族也没错——因为古代的黄河流域、中亚也是长江流域糯民演化而来的游牧族，万变不离其宗。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考察云南后认为，彝族的“火把节”与日本的“孟兰盆节” 类似，同一天，日本的纪伊半岛也举行“火把节”，而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日本族的“天照大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都为女性，亦同是太阳神；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鸟越宪、佐佐木和渡部等学者对于从云南南下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日本人恰有这一人种胎斑的类似性，而且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也与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所以1999年3月19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

南开大学日本历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李冬君认为日本民族自唐后对中华逐渐形成“尊王攘夷”的华夷天下观。如果是正统的华统政权，日本主动亲近进贡，自认一家；如果是蛮夷入主，则日本不予以承认，甚至于这时日本应但当起“天下”的重任，自己就是中国了。如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日本以元为夷朝而据有中国，是可忍而孰不可忍，是“神州天下”的大耻。元与南宋交战，欲借道日本，多次遣使都被拒绝，南宋灭亡时，元又遣使，竟被日本杀之。而日本与宋朝友好，却从未建立朝贡关系，也是因为宋朝不仅未能“尊王攘夷”，反而亡于夷，先亡燕云十六州于辽，再亡中原于金，最后亡全国于元。有人认为元的入主中原其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倭寇，其实不然，因南宋时以有倭寇，而有明一代的倭患，则另有其因。当时，日本处于南北朝时期，北朝与明建立了朝贡关系，有勘合贸易；南朝没有这项利权，就鼓动浪人武装走私，混入海盗中，破坏北朝的勘合贸易。浪人的由来，缘于日本的长子继承制，财产被长子继承了，其他兄弟没有财产，要自己去谋生，他们浪迹天涯，寻求活路，就变成了浪人。中国是财产分家制，兄弟每人一份，所以没有浪人。而所谓倭寇，主要还是那些习惯了海上自由贸易的商人。由于海禁，自由贸易变成了走私，其中有日本商人，而更多的是中国商人，他们有家难回，就做了海盗，雇浪人来做保镖，就成了倭寇。所以有“浙商通倭”一说。而到了明朝，日本似乎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因为明朝能“尊王攘夷”，将蒙古人赶到大漠里去。明成化年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自称日本国王，两次遣使入贡。后来清朝立，200年间，日本与清朝没有往来，为什么？日本对待清朝的态度，就像对待元朝一样，不把清朝当中国，反而要以中国自居了。他们收留中国抗清志士，支持郑成功抗清，直至近代，还支持孙中山革命。在这里阐述这些问题，并不是说要中华忘记后来欧化后残酷无情侵略、杀害同根同种的祖族中华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相反，认识清楚历史后的清算才是有理有节合乎天道正义逻辑，加之日本民族的真正自醒，中日问题必将以日本民族的回归而告终。

朝鲜族文化与本身就是长江流域及以南百越民族所创造。檀君朝鲜住民的生产、生活、意识和文化承袭了大汶口晚期乃至龙山时期的文化因素，是在夏王朝建立并东占之前向东迁徙到韩半岛的以熊和虎为图腾的东夷少昊氏的分支，故朝鲜古代神话留下“天体崇拜”、“树木崇拜”、“地神崇拜”、“熊崇拜”、“太阳崇拜”无不打上荆楚文化、百越文化的烙印，檀君神话中有熊变女人并生子的说法正是荆楚先祖黄帝家族熊图腾崇拜的变种。韩民族历史上曾有貊、发、北发、貊耳、秽貊、白民、扶馀、高夷、高丽、高句丽等多种族称，而以貊、发为最早。历史上曾有南北两“貊”、两“发”。《诗经·韩奕》云：“王赐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是说地近燕国的韩侯朝拜天子的事。《诗经·鲁颂》说：“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若，鲁侯是若。” 将“淮夷”、“蛮貊”并提，还有“南夷”之称，说明“蛮貊”属南方民族，而离东南沿海的“淮夷”不远。可见，韩民族先人秽貊人来自东南沿海、淮河以南。长江流域百越民族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进入朝鲜半岛，带来了稻作文明；公元前221—前206年，由于当时秦国徭役很重，很多人逃到了韩半岛。《后汉书》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故或名之为秦韩。” 《三国志》载：“辰韩……其语言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这是说，他们虽为秦人，但不是来自渤海沿岸的燕人或齐人，因为他们所用的词汇不是齐燕一带的语言。《三国志》云：辰韩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 乐浪是韩半岛秽貊人居住地。乐浪（秽貊）人、辰韩人就是从东南沿海一带的夷人、越人，他们约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北上朝鲜半岛，后代的一部分于公元前200年左右来到半岛，新来的辰韩人称乐浪人为“阿残”，就是说“我们的残部”，乐浪人和马韩人待他们如亲朋和上宾，和谐相处。据体质人类学家研究，韩民族与中国东南方沿海一带的人种最为相似。

高丽、或高句丽，勾姓，其名称来源于勾芒。其姓最早见于《山海经》：“困民之国，勾姓”。另，帝少昊的儿子名重，为木正司东方，号勾芒，其后代陆续去东北、美洲。后有著名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国的故事。南宋时，为避高宗赵构之讳，勾氏改为句（Gōu）氏；有的加草字头，改为苟（Gǒu）姓。汉元帝建昭2年（公元前37），高句丽建国，定都讫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公元3年，迁都于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公元312年美川王时，高句丽占据乐浪郡，把势力扩大到大同江流域。公元427年，长寿王将都城由国内城迁至平壤，与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隋炀帝先后于大业七年、九年、十年三次大规模发兵高句丽，隋朝末年，高句丽无力再守，“遗臣乞降”，隋炀帝撤军。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遣大将军李绩率郭待封等进攻高句丽。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攻破高句丽王都平壤。高句丽王出降，高句丽灭亡。唐军终于得以收复辽东。

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有两个小国，叫罗国和卢国。公元前690年卢国和罗国同时被楚所灭，卢戎的一部分往西到了的辰州，即现今湖南湘西辰水一带。中国史书《三国志》和《后汉书》对辰韩的记载：“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这些有关辰韩的史籍在韩国《三国遗事》等古籍中也有转载。辰韩和弁韩居民多来自被秦所灭的楚国，其大多又是原卢国和罗国人氏，这一点，由陈寿的《三国志·魏书》里详细地记录了辰韩大大小小的部落国家所佐证：有许多是以卢为国名，如莫卢国、驷卢国、万卢国、捷卢国等；有的直接以楚为国名，如楚山涂卑离国、楚离国等。韩国史籍《三国遗事》：“《新旧唐书》云,弁韩苗裔在乐浪之地。”目前韩国保存有很多祭祀蚩尤的祠堂遗址，这就说明辰韩和弁韩和楚国的罗氏、卢氏一样均为苗裔，同样以蚩尤为始祖。史籍记载，与徐福同时代的方士，还有韩终、卢生、侯公等，他们也先后为秦始皇访求仙药。徐福一行人最终到了日本，韩终出海后便到到了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后汉书·张衡列传》“韩谓齐仙人韩终也。为王采药，王不肯服，终自服之，遂得仙。”韩终虽然是齐国方士，但修炼得仙的地方却是楚国境内的长沙。韩终在长沙时与罗氏、卢氏交往密切，秦灭楚后，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渡海朝鲜半岛，重建家园。韩国罗氏、卢氏的宗谱也有类似的记载。韩国1982年版《罗州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说，“周代成王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为楚附庸，后被楚屈氏所灭，是为豫章罗氏”。韩国罗氏宗谱非常明确地记载着罗氏是“楚附庸罗国”、“祝融氏后裔”，是楚国之地的罗国人。卢戎在商代是强大的部族，曾从周武王灭商，封封后有一部分卢人辗转南迁到了湖北襄阳建立了卢子国，这就是和罗氏一起迁到韩国的卢氏祖先。

在韩国，与楚国地名相同的不少，如江陵、丹阳、襄阳、汉阳(今汉城、2005年1月19日又改为了首尔)、汉江等地名。据考证，楚国古都江陵并不是在长江中游，而是在汉江中游的湖北宜城。按照新论，楚人建国初期在汉江上游丹江支流的丹阳，发展成熟时期政治文化中心在汉江中游的江陵(宜城)、襄阳一带。另外上溯中国汉江的源头，是在陕西秦岭的太白山下，尽头则在下游的汉阳。比较一下韩国的几个地名分布：丹阳属于忠清北道在汉江的上游，汉阳在汉江的下游，属于江原道的江陵和襄阳均在汉江上游不远处，洞庭湖也在江原道。最有趣的是韩国汉江发源于江原道和庆尚北道连接处的太白山下。韩国地名分布几乎和中国古代楚国地名的分布同出一辙。